民运人士必须反思：靠造谣就能搞垮中国吗？
一九八九年“六四”，台湾对大陆的广播电台播放了很多新闻，说多少万人死了，说戒严部队哗变了，两个军打起来了, 还说邓小平已经死亡，李鹏在天安门检阅部队时中了一枪----这一枪还有讲解，说是部队某军人的亲戚死在街上，所以这个军人就打了李鹏一枪。说的有鼻子有眼。
把谣言作武器，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台湾播放这些消息，就是企图搅乱戒严部队的军心，散布假哗变的消息是希望引起真哗变。但是，这种谣言武器只能用于一时，过了那时刻，就没用了。这些消息现在也不知道谁是始蛹作者，究竟是“高自联”提供的情报给台湾？还是台湾提供的情报给“高自联”？从台湾电台和“高自联”的密切配合，可以感到台湾“军情局”也是“六四”黑手之一。
十八年以后，台湾电台不再播放这些没影的消息，民运却还在播放。民运实在找不出新武器。其实，这些假消息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十八年前播放都没引起哗变，过了十八年再播一遍，就会引起哗变吗？只剩下造谣解恨了。
十八年的历史证明了民运对中国起的是负作用。民运分子接近赵紫阳，左右“党内改革派高层”，影响中央书记处的时候，经济增长和生活提高都没有达到老百姓的愿望。赵紫阳下台，解散了“改革派”的三所一会，民运分子纷纷出国以后，中国的经济就腾飞了。由此可见，阻碍中国经济发展，阻碍中国老百姓生活提高的正是民运及其党内代理人。
面对中国十八年的成绩，羞耻心尚存的民运哑口无言，没有羞耻心的继续使用他们的谣言武器。
(张伯笠)
2007年6月6日星期三
“民运界”几乎找不出干净人了
涉强暴 倪育贤抛阴谋论
今开记者会“澄清事实”
【明报纽约讯】涉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性侵犯两名未满十八岁华裔幼女的民运人士倪育贤，原定于昨（9月28日）于长岛苏福克郡刑事法庭出庭，但倪育贤本人和受害者家属均未露面，法官Joseph Santorelli将下次出庭日期定为10月26日（周三）。倪育贤今日下午将在法拉盛召开记者招待会“澄清事实”，公布他对事件的说法。
倪育贤昨晚对本报记者表示，他是完全无辜的，他相信美国的司法公正，相信法庭最终将还他以清白。倪育贤认为，整个事件有某种政治势力在背后操纵，有人利用无辜的孩子达到政治目的，整个事件后面的背景非常复杂。
倪育贤事件曝光后，纽约民运和侨界人士均表震惊。许多人认为，民运领袖纷纷落马，丑闻连连，反映出海外民运已走向穷途末路，整个民运界好比《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除了门前的石狮子，几乎找不出干净人了。
长期关注海外民运的侨领王涵万表示，从刚开始的王炳章假护照事件、彭明假钞票事件、王希哲大闹国会、魏京生自我沉沦、阮铭搞台独、侯德建吸毒、王丹同性恋淫乱、吾尔开希夜总会泡三陪、倪育贤招妓、薛伟张菁通奸、胡平虐打前妻致残，到最近的柴玲信用欺诈、刘青私吞公款等等，民运界的丑闻不胜枚举。他认为，自己在民运界经营二十多年，从“充满希望到深深的失望”。现在海外民运界的许多人，有不少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家伙”。
曾与倪育贤一起打拼过的中国民联阵-自民党副主席郑源认为，如果倪育贤确实涉案，他为倪的堕落感到不齿，也为海外民运感到悲哀。郑源认为，民运界某些“领袖”的人品确实令人失望，有些人近年来更是跟邪教和台独势力混在一起，这样的海外民运“没有前途”。
与倪育贤熟识的中国民主正义党负责人兼组织部长石磊表示，台湾政府长期涉足海外民运，拉一派打一派，某些受到资助扶植的个人出事后，整个组织便一蹶不振，这样的海外民运无法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他认为，近年来许多海外民运组织与异教团体和台独势力关系密切，对民运的整体形象伤害很大。
石磊表示，虽然他无法判定倪育贤是否真有性侵犯问题，但他认为，某些“把持民运组织的不良分子如果不被淘汰，像样的人出不了头”。他认为，民运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发展进步，那些受台独势力控制、将反华反共作为民运第一目标的人不出局，整个海外民运将迷失方向，更谈不上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
（《明报》2005年9月29日）
今开记者会“澄清事实”
【明报纽约讯】涉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性侵犯两名未满十八岁华裔幼女的民运人士倪育贤，原定于昨（9月28日）于长岛苏福克郡刑事法庭出庭，但倪育贤本人和受害者家属均未露面，法官Joseph Santorelli将下次出庭日期定为10月26日（周三）。倪育贤今日下午将在法拉盛召开记者招待会“澄清事实”，公布他对事件的说法。
倪育贤昨晚对本报记者表示，他是完全无辜的，他相信美国的司法公正，相信法庭最终将还他以清白。倪育贤认为，整个事件有某种政治势力在背后操纵，有人利用无辜的孩子达到政治目的，整个事件后面的背景非常复杂。
倪育贤事件曝光后，纽约民运和侨界人士均表震惊。许多人认为，民运领袖纷纷落马，丑闻连连，反映出海外民运已走向穷途末路，整个民运界好比《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除了门前的石狮子，几乎找不出干净人了。
长期关注海外民运的侨领王涵万表示，从刚开始的王炳章假护照事件、彭明假钞票事件、王希哲大闹国会、魏京生自我沉沦、阮铭搞台独、侯德建吸毒、王丹同性恋淫乱、吾尔开希夜总会泡三陪、倪育贤招妓、薛伟张菁通奸、胡平虐打前妻致残，到最近的柴玲信用欺诈、刘青私吞公款等等，民运界的丑闻不胜枚举。他认为，自己在民运界经营二十多年，从“充满希望到深深的失望”。现在海外民运界的许多人，有不少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家伙”。
曾与倪育贤一起打拼过的中国民联阵-自民党副主席郑源认为，如果倪育贤确实涉案，他为倪的堕落感到不齿，也为海外民运感到悲哀。郑源认为，民运界某些“领袖”的人品确实令人失望，有些人近年来更是跟邪教和台独势力混在一起，这样的海外民运“没有前途”。
与倪育贤熟识的中国民主正义党负责人兼组织部长石磊表示，台湾政府长期涉足海外民运，拉一派打一派，某些受到资助扶植的个人出事后，整个组织便一蹶不振，这样的海外民运无法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他认为，近年来许多海外民运组织与异教团体和台独势力关系密切，对民运的整体形象伤害很大。
石磊表示，虽然他无法判定倪育贤是否真有性侵犯问题，但他认为，某些“把持民运组织的不良分子如果不被淘汰，像样的人出不了头”。他认为，民运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发展进步，那些受台独势力控制、将反华反共作为民运第一目标的人不出局，整个海外民运将迷失方向，更谈不上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
（《明报》2005年9月29日）
魏京生、吴弘达、刘青等为何千方百计要垄断“民运”？
民賊不除，民運沒戲﹗
* 岳武 *
現在把楊光先生的兩份傳真上网，讓世人看一看，有一位民運人士的心此時還是
滾燙的、熾熱的、鮮紅的﹗現住丹麥的楊光先生是一位有几十年歷史的反共戰士，
為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奮斗了多半生，至今“親朋無二字，流亡在歐洲”，他沒有
錢，沒有家庭，是一個靠政府救濟的窮人，但當他听說老木流浪街頭，無家可歸的
信息之后，立即發來兩份電傳，請老木到他家去住。
楊光先生在電話中說﹕有我吃的就有老木吃的，沒有我吃的也有老木吃的，你讓
他來吧﹗放下電話，我的眼淚止不住的流下來，我的淚不是為了楊光的直誠，我的
淚也不是為了老木的可怜和悲慘，因為我此時想起了“民運”這兩個字，真令人心
寒﹗老木不是沒有尋求過“民運”朋友的幫助，而這些“民運”朋友連一碗餐羹剩
飯也舍不得給他，甚至打電話把法國警察叫來把老木赶走，甚至警告老木，你要是
再膽敢來我就揍你﹗
這些“民運”朋友不是沒有錢，魏京生沒錢嗎﹖吳宏達沒錢嗎﹖劉青沒錢嗎﹖巴
黎這几位“民運”朋友沒錢嗎﹖那一個拔根毫毛也比楊光腰粗，少坐几回頭等倉，
少住几天五星飯店，少來几回性按摩，少開几回洋葷，就夠老木吃一年的。但，這
些“民運”朋友沒有這份愛心，沒有這份熱心，沒有這份閑心。他們整天忙的是怎
么樣替洋人“關心”十二億中共國人的人權問題，他們整天忙的是怎么樣替洋人籌
划制裁中共國的問題，他們整天忙的是怎么樣替李登輝的“兩國論”幫腔的問題，
他們整天忙的是替李登輝把中共國大卸七塊的問題，他們整天忙的是怎么樣想辦法
把中共國變成南斯拉夫，變成車臣的問題。至于老木的問題，對不起，這些“民運
”朋友不管，誰讓你搞民運，誰讓你得病，誰讓你沒本事，活該﹗“你要膽敢來我
就揍你﹗”
我操他媽的，這是人說的話嗎﹗這几天我常想，什么樣的人才能夠得上是一位“
民運人士”，他應當比一般的老百姓更愛自己的國家，更愛自己的民族﹗關心他人
比關心自己為重的人。象楊光這類人，愛憎分明，一腔熱血，這樣的人才能敢于起
來反共產党，這樣的人才能敢于起來參加民主運動，這樣的人大伙才能佩服，這樣
的人才能稱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民運人士”。如果，象魏京生，吳宏達，劉青，伍
凡這几塊料，靠民運混飯、拿民運發財、借民運貪污、壟斷“海外民運”，那么后
果只有一個，使中國的老百姓對民主二字越來越失望，越來越反感。當年荀子把殷
紂王稱作“獨夫”，今天魏、吳、劉、伍之流就是民賊。民賊不除，民運沒戲﹗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于巴黎
* 附件一﹕
（一）楊光致岳武的第一份傳真
睡不著覺致岳武兄﹕
看了中華評述大作，感慨良多，兄寫的不錯，快赶上我了﹗但要有思想准備，我
們里外不是人了﹗記得我九七年差點沒离開香港，被港英政府送給中共做七一獻禮
嗎﹖請小心﹗
我不認識老木，小弟不才，但丹麥政府仁慈，每月給我5000kr. 生活費，你叫他
來我這，二人一起喝稀飯好過要飯﹗
紀（曉峰）了解我，我是誠心相邀，望勿見外﹗紀為我老友，也不要受他的觀點
影響，我養老木，但不要影響你往下寫﹗繼續寫﹗
楊光
12 08
（二）楊光致岳武的第二份傳真
岳武兄﹕
考慮再三，請你把老木送我這來吧﹗
（一）我的遺傳基因特別，在香港誰都知道我家就是難民營，人們戲言﹕我家可
以挂個牌子，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楊光辦事處。為這差點未离開香港，真是好人沒
好報。跟你說句不要臉的話，認識一個女朋友，到我家一看，一幫大陸難民住在我
家，第二天說啥也不再与我交往了。這也有個好處，今天又可收留老木，若有老婆
就不好辦了。
（二）仁慈的丹麥政府給我每月5000kr. 生活費，我不吸煙、不喝酒、不賭博、
不嫖妓，和老木兩個人吃飯也夠了﹗兩個人吃得差點，總好過他流浪街頭，民運人
士流落街頭，其他人見死不救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誰還要支持這么一群無
思無義的狼﹗這個德性怎能搞垮共產党﹗
（三）我年齡大了，就算老木精神不好，我會視若弟弟、手足，悉心照料，他有
了衣、食、住后，自然精神就好了﹗如長此得不到溫飽和慰籍，他會很快垮掉的，
你不要指望你寫了出來就會有人管了，共匪把中國人都變成了狼，當然民運人士也
不例外。我因護照問題，恐不易去法國，你把老木送來，路費由我出﹗謝謝你關心
老木﹗
楊光
12 08
* 岳武 *
現在把楊光先生的兩份傳真上网，讓世人看一看，有一位民運人士的心此時還是
滾燙的、熾熱的、鮮紅的﹗現住丹麥的楊光先生是一位有几十年歷史的反共戰士，
為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奮斗了多半生，至今“親朋無二字，流亡在歐洲”，他沒有
錢，沒有家庭，是一個靠政府救濟的窮人，但當他听說老木流浪街頭，無家可歸的
信息之后，立即發來兩份電傳，請老木到他家去住。
楊光先生在電話中說﹕有我吃的就有老木吃的，沒有我吃的也有老木吃的，你讓
他來吧﹗放下電話，我的眼淚止不住的流下來，我的淚不是為了楊光的直誠，我的
淚也不是為了老木的可怜和悲慘，因為我此時想起了“民運”這兩個字，真令人心
寒﹗老木不是沒有尋求過“民運”朋友的幫助，而這些“民運”朋友連一碗餐羹剩
飯也舍不得給他，甚至打電話把法國警察叫來把老木赶走，甚至警告老木，你要是
再膽敢來我就揍你﹗
這些“民運”朋友不是沒有錢，魏京生沒錢嗎﹖吳宏達沒錢嗎﹖劉青沒錢嗎﹖巴
黎這几位“民運”朋友沒錢嗎﹖那一個拔根毫毛也比楊光腰粗，少坐几回頭等倉，
少住几天五星飯店，少來几回性按摩，少開几回洋葷，就夠老木吃一年的。但，這
些“民運”朋友沒有這份愛心，沒有這份熱心，沒有這份閑心。他們整天忙的是怎
么樣替洋人“關心”十二億中共國人的人權問題，他們整天忙的是怎么樣替洋人籌
划制裁中共國的問題，他們整天忙的是怎么樣替李登輝的“兩國論”幫腔的問題，
他們整天忙的是替李登輝把中共國大卸七塊的問題，他們整天忙的是怎么樣想辦法
把中共國變成南斯拉夫，變成車臣的問題。至于老木的問題，對不起，這些“民運
”朋友不管，誰讓你搞民運，誰讓你得病，誰讓你沒本事，活該﹗“你要膽敢來我
就揍你﹗”
我操他媽的，這是人說的話嗎﹗這几天我常想，什么樣的人才能夠得上是一位“
民運人士”，他應當比一般的老百姓更愛自己的國家，更愛自己的民族﹗關心他人
比關心自己為重的人。象楊光這類人，愛憎分明，一腔熱血，這樣的人才能敢于起
來反共產党，這樣的人才能敢于起來參加民主運動，這樣的人大伙才能佩服，這樣
的人才能稱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民運人士”。如果，象魏京生，吳宏達，劉青，伍
凡這几塊料，靠民運混飯、拿民運發財、借民運貪污、壟斷“海外民運”，那么后
果只有一個，使中國的老百姓對民主二字越來越失望，越來越反感。當年荀子把殷
紂王稱作“獨夫”，今天魏、吳、劉、伍之流就是民賊。民賊不除，民運沒戲﹗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于巴黎
* 附件一﹕
（一）楊光致岳武的第一份傳真
睡不著覺致岳武兄﹕
看了中華評述大作，感慨良多，兄寫的不錯，快赶上我了﹗但要有思想准備，我
們里外不是人了﹗記得我九七年差點沒离開香港，被港英政府送給中共做七一獻禮
嗎﹖請小心﹗
我不認識老木，小弟不才，但丹麥政府仁慈，每月給我5000kr. 生活費，你叫他
來我這，二人一起喝稀飯好過要飯﹗
紀（曉峰）了解我，我是誠心相邀，望勿見外﹗紀為我老友，也不要受他的觀點
影響，我養老木，但不要影響你往下寫﹗繼續寫﹗
楊光
12 08
（二）楊光致岳武的第二份傳真
岳武兄﹕
考慮再三，請你把老木送我這來吧﹗
（一）我的遺傳基因特別，在香港誰都知道我家就是難民營，人們戲言﹕我家可
以挂個牌子，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楊光辦事處。為這差點未离開香港，真是好人沒
好報。跟你說句不要臉的話，認識一個女朋友，到我家一看，一幫大陸難民住在我
家，第二天說啥也不再与我交往了。這也有個好處，今天又可收留老木，若有老婆
就不好辦了。
（二）仁慈的丹麥政府給我每月5000kr. 生活費，我不吸煙、不喝酒、不賭博、
不嫖妓，和老木兩個人吃飯也夠了﹗兩個人吃得差點，總好過他流浪街頭，民運人
士流落街頭，其他人見死不救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誰還要支持這么一群無
思無義的狼﹗這個德性怎能搞垮共產党﹗
（三）我年齡大了，就算老木精神不好，我會視若弟弟、手足，悉心照料，他有
了衣、食、住后，自然精神就好了﹗如長此得不到溫飽和慰籍，他會很快垮掉的，
你不要指望你寫了出來就會有人管了，共匪把中國人都變成了狼，當然民運人士也
不例外。我因護照問題，恐不易去法國，你把老木送來，路費由我出﹗謝謝你關心
老木﹗
楊光
12 08
彭明“中国发展联合会”覆灭教训
“委员长”被押赴监狱的惨痛教训
---- 解读彭明悲剧人生
曾因在北京创立“中国发展联合会”而在海外名噪一时的彭明，如今再度沦为阶下囚，等待起诉和判决。中国当局起诉他的罪名除了“颠覆政府”之外，可能还会加上“投毒”、“绑架”、“诈骗”、“制造和贩卖伪钞”等，最终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彭明的履历远远比魏京生、王丹之流要“绚丽夺目”，除了在北京某大学任教过，他还担任过航天航空部所属“航天航空通用电气集团”的总经理、“北京城建集团”的董事长、“中国发展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所长等职。美国“福特基金会”曾对彭明的“治国方略”寄予厚望，资助其出版《第四座丰碑----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战略》一书。
1998年“中国发展联合会”被北京当局列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不久“第一书记”彭明因嫖娼而被收容劳动教养一年。彭明获释不到一个月，便携家眷逃到泰国。一年之后，在“民运分子”的帮助之下，他以“政治难民”身份入境美国。然而仅仅不到两年时间，彭明便被“民运分子”们整得头破血流，只好挺而走险重返泰国，很快就落入法网，被押解回中国。
本文总结彭明悲剧人生的三条惨痛教训，供海外“民运分子”参考。
一、 政治投机 不得善终
彭明原本所持的政治立场是所谓“渐进式改革”，声称“中国发展联合会”是以“独立知识分子”为主体，“旨在推进中国的绿色发展进程和民主宪政建设的非政府的绿色政治组织”。美国“福特基金会”之所以对彭明报有浓厚的兴趣，正是因为他的政治切入点较为实际和富有新意。
然而，这些公开的表述并非出自彭明内心的理念和立场，纯属政治投机。当彭明觉得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可能更受西方倚重，可抬高自己的身价之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背弃了“中国发展联合会”的既有方针，拉拢一些“民运分子”入会，给“中发联”组织镀上一层“中国反对派”色彩和光环。而他本人，也脱下“温和的改革倡议者”外衣，披上“民主斗士”的大袍，最后导致“中国发展联合会”遭当局取缔。
在出逃和滞留泰国期间，彭明酝酿更为大胆的政治投机，以便得到美国准许其入境的签证，并进而获取反华机构的资助，于是他匆匆制定了所谓“中国的民主派如何得天下”的“民主工程”计划，向外界宣称“要在三、五年内彻底结束中共政权，返回祖国执政，建立一个联邦中国”。经彭明这么一吹，“民运分子”趋之若鹜，视其为“大救星”。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恰恰证实了中国政府当初取缔“中国发展联合会”并非“栽赃诬陷”，而是措施果断得力。所有尚在国内的“中发联”成员，都有可能会因彭明的妄动和政治转向而受株连。
鼓吹温和的改良和改革，在国外不会引起轰动，一般说来，反华机构只对那些对中国具有破坏性和对抗性的计划感兴趣。于是，彭明到了美国之后，又摇身一变，一夜间突然变成了号召暴力革命的勇士，扬言要暴动、绑架、杀人和投毒。经他这么一闹，美国官方傻了眼，不敢再介入其中，彭明也就失去了最有力的靠山。本来，吴弘达、魏京生、王丹、刘青、杨建利、胡平等“民运分子”都对彭明怀有戒心，深怕他来抢饭碗，这下子可好----他自己出局了。
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如此的立场多变，是不可能拥有大批支持者的。那些原本听信于他的人，会担心随时遭出卖。彭明每一次蜕变和转型，事先都从未跟组织内部的人进行商量，总是一意孤行。所以说，他根本就不具备搞政治的起码素质，美国“福特基金会”当初看上彭明真是瞎了眼。反观海外“民运分子”，如胡平、曹长青、阮铭、王丹、薛伟等，这些人本来都被台湾国民党政权所豢养，但陈水扁靠几十万张假票和枪击案而“赢了大选”之后，他们转瞬之间便卖主求荣，跑到民进党那里拍马抬轿了，一点政治道德也没有，谁能保证这些人将来不会为了个人名利上的各种好处，又背叛阿扁，转身回到“党的温暖怀抱”里呢？
二、 乌合之众 败事有余
常言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民运分子”虽说都反对共产专制统治，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但是，由于他们人格低下，品德卑劣，凡事都要争名夺利，所以始终无法团结起来，互相之间心怀芥蒂，甚至视若仇敌。心高气傲的彭明来到美国，由于对“民运分子”们的这些德行和复杂背景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一再被人利用和出卖，以至腹背受敌，走向穷途末路。
当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决定不支持彭明的“中国发展联合会”和“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之后，就只剩下台湾情治机构施以关照了。经过台湾的几个小特务(如王德耀、汪岷、薛伟等)牵线撮合，招来陈破空、潘国平、项小吉、高光峻、易改、杨勤恒、华夏子、周晓等一班“民运分子”，整天缠着他，挑拨离间，分化拉拢，使彭“委员长”不断陷于琐碎的人际纠葛之中。最后，这些三流货色看到彭明弄不到大笔经费来供养他们，于是纷纷翻脸，大骂“委员长”专权和贪污，还闹集体辞职。不到三个月，“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就散伙了。
“民运分子”大多有奶便是娘，他们最初都以为彭明是新的政治明星，是摇钱树，指望傍着他来为自己捞一些名和利，最好还能趁机弄到长期的“饭碗”。彭明碰上这伙人，只好自认倒霉。说到贪污，说到专权，说到没有操守，吴弘达、魏京生、刘青、王丹、胡平、谭竟嫦、薛伟、倪育贤等等，哪个不比彭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伙人为何不跟他们去翻脸，而专跟我们的“委员长”过不去？说到底还是有钱和没钱、有靠山和没靠山的问题。
王希哲在“民运分子”中是出了名的“老鼠屎”，阎庆新女士一向反对彭明把这粒“老鼠屎”投入“中国联邦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的“一锅汤”里，可是“委员长”却碍于情面，执意要给王希哲一份每月一千五百美元的固定工资，一起吃大锅饭。锅炉工出身的王希哲本来没多少文化，彭明居然委任他当“常委会”负责“宣传法律”的主任。彭明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常委们”定期写“日志”、“周志”、“月终总结”，就引起王希哲不满。后来，当彭明与阎庆新闹翻分手时，王希哲看到阎庆新财力雄厚，居然背弃老朋友彭明，而跪倒在这个老妖婆的石榴裙下，并写文章揭露彭明，以讨好新主子。
彭明秘密派遣孙刚、蓝于鹏、高约翰等人到北京活动，王希哲竟在互联网上公开透露该计划的大致内容、主要参与者的真实姓名，以及他们近日飞赴北京等绝密信息，结果导致这些人在行动实施之前在北京全部被捕。面对的“委员长”责备，王希哲恼羞成怒，竟然写信给美国联邦调查局，告发彭明制造“政治骗局”，目的在于“以极低廉的成本”造成欺骗性的“国际轰动效应”，以便进一步向台湾当局和美国反华机构骗钱。
三、 背叛祖国 无视法律
为了取悦美、台反华势力，彭明反对中国大陆的言行变得越来越激进，甚至在美国炮制出一个未经任何人选举而产生的“中国联邦临时政府”，欲将其强加给人民，梦幻实行统治。他自任“委员长”，任命阎庆新、周晓、刘俊国、王希哲等几个社会渣滓当“常委”，如同儿戏。“委员长”居然还策划要到北京引爆气球撒传单，以宣告“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还企图在北京的密云水库投毒，破坏华北电力网，最后，他竟亲自携带面值一百多万元伪造的人民币到缅甸进行贩卖，直至锒铛入狱。
“民运分子”在美国虽然享有“政治庇护”待遇，被美国的反华势力看作日后取代中共政权的“民主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而获得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的特殊权利，更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种族和肤色。不管“民运分子”如何自吹自擂，美国人永远当他们是外国人，不容他们冒犯美国的利益。“支持”终究代替不了施舍和利用，“民运分子”必须敢于正视这样的现实。一旦丧失了人格和国格，就连最反华的美国人也会看不起你，并把你当作垃圾和小丑。然而自作聪明的彭明只顾政治投机，早已利令智昏。
私吞“中功”创始人张宏堡巨款的阎庆新女士，经电脑商人周晓献计点拨，将二百二十五万美元转入彭明的“中国联邦发展基金会”，以躲避张宏堡催债。彭明以为手中握有几百万美元的审批权，就可以象刘青、万润南、薛伟、吴弘达那样用钱收买“民运分子”，网络党羽，扩张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所欲为了。殊不知真正掌控这些钱的阎庆新并不是容易对付的人，老妖婆的背后还有小丈夫刘峻国律师以及老奸巨滑的周晓意欲分赃。在阎庆新的执意反对下，彭明想用一百五十万美元购买夏威夷一幢大楼，以及用二十万美元印制假人民币的计划完全落空。为了防止彭明擅自提钱，阎庆新还要求美国法院冻结彭明、周晓、杨海平和“中国联邦发展基金会”在万通银行、美国银行、中国信托银行的资金账户。
“民运分子”最拿手的好戏就是内部争权夺利和尔虞我诈。除了王希哲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告密之外，陈破空、周晓等人也早就这么下毒手了，最后，阎庆新女士更是不断请求美国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对彭明立案侦查，以“诈骗”、“合谋诈骗”、“诽谤”、“故意制造心理伤害”和“盗窃”等罪名将其绳之以法。美国政府部门鉴于“中国联邦临时政府”内部纠纷不断，以及日益怀疑彭明是一个具有政治冒险倾向的恐怖分子，开始对彭明提出警告，甚至勒令他不得在首都华盛顿地区会晤其他“常委”。
人们从彭明及其同伙的一系列违法犯罪的活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民运分子”是如何离他们原先所主张的“民主”、“人权”、“法治”的政治理想越来越远，一步步走到了祖国和人民的对立面，最后被社会唾弃，遭公众舆论谴责的。正如共产党当局进行宣传攻势时所常说的一句话：“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这是一条为历史和无数现实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民运分子”应该认真想一想，为什么海外绝大多数华人都那么厌恶你们？难道是他们不要“民主”、“人权”和“法治”吗？
章家敦
2005-9-14
---- 解读彭明悲剧人生
曾因在北京创立“中国发展联合会”而在海外名噪一时的彭明，如今再度沦为阶下囚，等待起诉和判决。中国当局起诉他的罪名除了“颠覆政府”之外，可能还会加上“投毒”、“绑架”、“诈骗”、“制造和贩卖伪钞”等，最终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彭明的履历远远比魏京生、王丹之流要“绚丽夺目”，除了在北京某大学任教过，他还担任过航天航空部所属“航天航空通用电气集团”的总经理、“北京城建集团”的董事长、“中国发展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所长等职。美国“福特基金会”曾对彭明的“治国方略”寄予厚望，资助其出版《第四座丰碑----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战略》一书。
1998年“中国发展联合会”被北京当局列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不久“第一书记”彭明因嫖娼而被收容劳动教养一年。彭明获释不到一个月，便携家眷逃到泰国。一年之后，在“民运分子”的帮助之下，他以“政治难民”身份入境美国。然而仅仅不到两年时间，彭明便被“民运分子”们整得头破血流，只好挺而走险重返泰国，很快就落入法网，被押解回中国。
本文总结彭明悲剧人生的三条惨痛教训，供海外“民运分子”参考。
一、 政治投机 不得善终
彭明原本所持的政治立场是所谓“渐进式改革”，声称“中国发展联合会”是以“独立知识分子”为主体，“旨在推进中国的绿色发展进程和民主宪政建设的非政府的绿色政治组织”。美国“福特基金会”之所以对彭明报有浓厚的兴趣，正是因为他的政治切入点较为实际和富有新意。
然而，这些公开的表述并非出自彭明内心的理念和立场，纯属政治投机。当彭明觉得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可能更受西方倚重，可抬高自己的身价之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背弃了“中国发展联合会”的既有方针，拉拢一些“民运分子”入会，给“中发联”组织镀上一层“中国反对派”色彩和光环。而他本人，也脱下“温和的改革倡议者”外衣，披上“民主斗士”的大袍，最后导致“中国发展联合会”遭当局取缔。
在出逃和滞留泰国期间，彭明酝酿更为大胆的政治投机，以便得到美国准许其入境的签证，并进而获取反华机构的资助，于是他匆匆制定了所谓“中国的民主派如何得天下”的“民主工程”计划，向外界宣称“要在三、五年内彻底结束中共政权，返回祖国执政，建立一个联邦中国”。经彭明这么一吹，“民运分子”趋之若鹜，视其为“大救星”。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恰恰证实了中国政府当初取缔“中国发展联合会”并非“栽赃诬陷”，而是措施果断得力。所有尚在国内的“中发联”成员，都有可能会因彭明的妄动和政治转向而受株连。
鼓吹温和的改良和改革，在国外不会引起轰动，一般说来，反华机构只对那些对中国具有破坏性和对抗性的计划感兴趣。于是，彭明到了美国之后，又摇身一变，一夜间突然变成了号召暴力革命的勇士，扬言要暴动、绑架、杀人和投毒。经他这么一闹，美国官方傻了眼，不敢再介入其中，彭明也就失去了最有力的靠山。本来，吴弘达、魏京生、王丹、刘青、杨建利、胡平等“民运分子”都对彭明怀有戒心，深怕他来抢饭碗，这下子可好----他自己出局了。
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如此的立场多变，是不可能拥有大批支持者的。那些原本听信于他的人，会担心随时遭出卖。彭明每一次蜕变和转型，事先都从未跟组织内部的人进行商量，总是一意孤行。所以说，他根本就不具备搞政治的起码素质，美国“福特基金会”当初看上彭明真是瞎了眼。反观海外“民运分子”，如胡平、曹长青、阮铭、王丹、薛伟等，这些人本来都被台湾国民党政权所豢养，但陈水扁靠几十万张假票和枪击案而“赢了大选”之后，他们转瞬之间便卖主求荣，跑到民进党那里拍马抬轿了，一点政治道德也没有，谁能保证这些人将来不会为了个人名利上的各种好处，又背叛阿扁，转身回到“党的温暖怀抱”里呢？
二、 乌合之众 败事有余
常言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民运分子”虽说都反对共产专制统治，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但是，由于他们人格低下，品德卑劣，凡事都要争名夺利，所以始终无法团结起来，互相之间心怀芥蒂，甚至视若仇敌。心高气傲的彭明来到美国，由于对“民运分子”们的这些德行和复杂背景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一再被人利用和出卖，以至腹背受敌，走向穷途末路。
当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决定不支持彭明的“中国发展联合会”和“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之后，就只剩下台湾情治机构施以关照了。经过台湾的几个小特务(如王德耀、汪岷、薛伟等)牵线撮合，招来陈破空、潘国平、项小吉、高光峻、易改、杨勤恒、华夏子、周晓等一班“民运分子”，整天缠着他，挑拨离间，分化拉拢，使彭“委员长”不断陷于琐碎的人际纠葛之中。最后，这些三流货色看到彭明弄不到大笔经费来供养他们，于是纷纷翻脸，大骂“委员长”专权和贪污，还闹集体辞职。不到三个月，“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就散伙了。
“民运分子”大多有奶便是娘，他们最初都以为彭明是新的政治明星，是摇钱树，指望傍着他来为自己捞一些名和利，最好还能趁机弄到长期的“饭碗”。彭明碰上这伙人，只好自认倒霉。说到贪污，说到专权，说到没有操守，吴弘达、魏京生、刘青、王丹、胡平、谭竟嫦、薛伟、倪育贤等等，哪个不比彭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伙人为何不跟他们去翻脸，而专跟我们的“委员长”过不去？说到底还是有钱和没钱、有靠山和没靠山的问题。
王希哲在“民运分子”中是出了名的“老鼠屎”，阎庆新女士一向反对彭明把这粒“老鼠屎”投入“中国联邦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的“一锅汤”里，可是“委员长”却碍于情面，执意要给王希哲一份每月一千五百美元的固定工资，一起吃大锅饭。锅炉工出身的王希哲本来没多少文化，彭明居然委任他当“常委会”负责“宣传法律”的主任。彭明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常委们”定期写“日志”、“周志”、“月终总结”，就引起王希哲不满。后来，当彭明与阎庆新闹翻分手时，王希哲看到阎庆新财力雄厚，居然背弃老朋友彭明，而跪倒在这个老妖婆的石榴裙下，并写文章揭露彭明，以讨好新主子。
彭明秘密派遣孙刚、蓝于鹏、高约翰等人到北京活动，王希哲竟在互联网上公开透露该计划的大致内容、主要参与者的真实姓名，以及他们近日飞赴北京等绝密信息，结果导致这些人在行动实施之前在北京全部被捕。面对的“委员长”责备，王希哲恼羞成怒，竟然写信给美国联邦调查局，告发彭明制造“政治骗局”，目的在于“以极低廉的成本”造成欺骗性的“国际轰动效应”，以便进一步向台湾当局和美国反华机构骗钱。
三、 背叛祖国 无视法律
为了取悦美、台反华势力，彭明反对中国大陆的言行变得越来越激进，甚至在美国炮制出一个未经任何人选举而产生的“中国联邦临时政府”，欲将其强加给人民，梦幻实行统治。他自任“委员长”，任命阎庆新、周晓、刘俊国、王希哲等几个社会渣滓当“常委”，如同儿戏。“委员长”居然还策划要到北京引爆气球撒传单，以宣告“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还企图在北京的密云水库投毒，破坏华北电力网，最后，他竟亲自携带面值一百多万元伪造的人民币到缅甸进行贩卖，直至锒铛入狱。
“民运分子”在美国虽然享有“政治庇护”待遇，被美国的反华势力看作日后取代中共政权的“民主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而获得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的特殊权利，更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种族和肤色。不管“民运分子”如何自吹自擂，美国人永远当他们是外国人，不容他们冒犯美国的利益。“支持”终究代替不了施舍和利用，“民运分子”必须敢于正视这样的现实。一旦丧失了人格和国格，就连最反华的美国人也会看不起你，并把你当作垃圾和小丑。然而自作聪明的彭明只顾政治投机，早已利令智昏。
私吞“中功”创始人张宏堡巨款的阎庆新女士，经电脑商人周晓献计点拨，将二百二十五万美元转入彭明的“中国联邦发展基金会”，以躲避张宏堡催债。彭明以为手中握有几百万美元的审批权，就可以象刘青、万润南、薛伟、吴弘达那样用钱收买“民运分子”，网络党羽，扩张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所欲为了。殊不知真正掌控这些钱的阎庆新并不是容易对付的人，老妖婆的背后还有小丈夫刘峻国律师以及老奸巨滑的周晓意欲分赃。在阎庆新的执意反对下，彭明想用一百五十万美元购买夏威夷一幢大楼，以及用二十万美元印制假人民币的计划完全落空。为了防止彭明擅自提钱，阎庆新还要求美国法院冻结彭明、周晓、杨海平和“中国联邦发展基金会”在万通银行、美国银行、中国信托银行的资金账户。
“民运分子”最拿手的好戏就是内部争权夺利和尔虞我诈。除了王希哲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告密之外，陈破空、周晓等人也早就这么下毒手了，最后，阎庆新女士更是不断请求美国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对彭明立案侦查，以“诈骗”、“合谋诈骗”、“诽谤”、“故意制造心理伤害”和“盗窃”等罪名将其绳之以法。美国政府部门鉴于“中国联邦临时政府”内部纠纷不断，以及日益怀疑彭明是一个具有政治冒险倾向的恐怖分子，开始对彭明提出警告，甚至勒令他不得在首都华盛顿地区会晤其他“常委”。
人们从彭明及其同伙的一系列违法犯罪的活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民运分子”是如何离他们原先所主张的“民主”、“人权”、“法治”的政治理想越来越远，一步步走到了祖国和人民的对立面，最后被社会唾弃，遭公众舆论谴责的。正如共产党当局进行宣传攻势时所常说的一句话：“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这是一条为历史和无数现实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民运分子”应该认真想一想，为什么海外绝大多数华人都那么厌恶你们？难道是他们不要“民主”、“人权”和“法治”吗？
章家敦
2005-9-14
补发绿卡？ 倪育贤利用“纪念六四”诈骗钱财 玩弄少女
纽约“纪念六四”集会花絮
2007年6月4日，“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倪育贤带领旗下200党员，在纽约42街中国领事馆前聚集，高喊“打倒共产党”口号，高喊“清除伪民运分子徐文立、王有才”誓言，并向美国政府喊话，要求立法保护中国非法移民，“只要反中共，不给绿卡，天理不容”。倪育贤主席的讲话获得在场约200人的热烈拥护。
倪育贤在集会上向大家透露，美国国会当夜将召开紧急会议，两党会达成共识，在新移民法出台之前，先特批64后补绿卡200张给倪育贤所领导“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部下。
是夜，倪育贤在长岛之家门庭若市，一批非法移民带着他们未成年的孩子等候召见，有些人情不自禁的喊出“倪主席万岁”的口号。因人多声杂，不明真相的邻居报警。警员到场后，亦被在场民众的真诚感染，未加制止，双方未发生冲突。
时至上午9点，倪育贤带着疲惫的笑容，在两名少女的陪同下，站在门前向大家致意：“今年的64后补绿卡已用罄，没有轮到恩泽的请保持耐心，明年64还是有机会的”。
倪主席作风极为亲民，他见民众不愿离去，便走到一位少女面前，亲切地问道：“你多大了，你爸爸爱你吗？”少女神情激动，忘情地说：“倪主席，我还不到16岁。我爸爸爱不爱我没关系，因为，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的爸爸”。倪主席很感动，拉着少女的手，说：“告诉你爸爸，我的裤裆里还藏了一张绿卡，让他不要多讲话，明天晚上你来拿好了。”少女兴奋得绯红了脸，伴着银铃般的笑声离去。望着少女婀娜多姿的背影，倪育贤自言自语道：“这民运，还真他妈的有搞头”。随后，在两位少女的陪同下，倪育贤返回房内，留下一堆信众，不断重复着：“倪主席保重，倪主席保重！年年有64，年年有希望。”
2007年6月4日，“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倪育贤带领旗下200党员，在纽约42街中国领事馆前聚集，高喊“打倒共产党”口号，高喊“清除伪民运分子徐文立、王有才”誓言，并向美国政府喊话，要求立法保护中国非法移民，“只要反中共，不给绿卡，天理不容”。倪育贤主席的讲话获得在场约200人的热烈拥护。
倪育贤在集会上向大家透露，美国国会当夜将召开紧急会议，两党会达成共识，在新移民法出台之前，先特批64后补绿卡200张给倪育贤所领导“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部下。
是夜，倪育贤在长岛之家门庭若市，一批非法移民带着他们未成年的孩子等候召见，有些人情不自禁的喊出“倪主席万岁”的口号。因人多声杂，不明真相的邻居报警。警员到场后，亦被在场民众的真诚感染，未加制止，双方未发生冲突。
时至上午9点，倪育贤带着疲惫的笑容，在两名少女的陪同下，站在门前向大家致意：“今年的64后补绿卡已用罄，没有轮到恩泽的请保持耐心，明年64还是有机会的”。
倪主席作风极为亲民，他见民众不愿离去，便走到一位少女面前，亲切地问道：“你多大了，你爸爸爱你吗？”少女神情激动，忘情地说：“倪主席，我还不到16岁。我爸爸爱不爱我没关系，因为，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的爸爸”。倪主席很感动，拉着少女的手，说：“告诉你爸爸，我的裤裆里还藏了一张绿卡，让他不要多讲话，明天晚上你来拿好了。”少女兴奋得绯红了脸，伴着银铃般的笑声离去。望着少女婀娜多姿的背影，倪育贤自言自语道：“这民运，还真他妈的有搞头”。随后，在两位少女的陪同下，倪育贤返回房内，留下一堆信众，不断重复着：“倪主席保重，倪主席保重！年年有64，年年有希望。”
魏京生超速开车怕被跟踪 心怀仇恨 眼前到处都是敌人
魏京生在美国四面树敌
仇视克林顿政府及民运代表人物
子夜，美国95号州际高速公路，一辆小车以超过100英里（160公里）的时速向南急驶。驾车的是以“保外就医”为名定居美国的中国前政治犯魏京生。车是借来的。魏京生不停地看看后视镜，对同车的其他人说，“我不得不越快越好，否则，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跟踪我。”
已经五十岁的魏京生每晚睡眠不过5小时，但烟是一根接一根、一盒接一盒地抽，不管品牌。
魏京生只用两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即从纽约开到华盛顿，一般人需要4小时，因为在他看来，追击他的人可能潜伏在任何路口，而这些追击者可能是曾将他关进条件残酷的监狱18年的中国政府；可能是中国流亡海外的民运领袖柴玲、鲍戈、王希哲、王炳章、王军涛、王若望等（魏京生称他们为“疯狗”，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工）；可能是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原先为他提供住房的哥伦比亚大学已在赶他离开校园（魏京生说“这是出于政治原因”）；可能是克林顿政府，尽管白宫曾在1997年欢迎他出狱，魏京生说，“他们现在希望我还是死了好”。
魏京生断定，最近，他出了一系列交通事故，罪魁就是这些人。
魏京生的车风驰电掣，路边的交通标志一闪而过，上面的文字他多半看不懂。
1997年，魏京生出狱后来到美国时，台湾陆委会及美国国会的个别议员曾寄希望于他对北京当局的控诉有助于加强国际舆论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声浪。然而，时隔不久，他的狂妄和无知便使几乎所有在他来到美国后见过面的人士都与他如同陌路。
由“中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推荐给魏京生当助手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David Welker说，“人们觉得，魏京生已与整个世界对立。”
魏京生在中国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作为北京动物园的电工及“文革”极端组织“联动”的基层成员，其见识的浅薄和言谈举止的粗鲁是可想而知的，何况他自1979年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有鉴于此，现居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严家其、王若望、刘宾雁等曾一再劝告他抓紧时间补习初中文化课程，并多看些书籍，增长知识，以免对公众发言时贻笑大方。然而他觉得这些忠告实际隐含对他的“羞辱”，心生恶念欲图报复。
当有人问魏京生解决中国政治专制体制的办法时，他会不假思索地说：“美国根本不应该与中国打交道，应当断绝与中国的所有贸易关系。”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说，“我们曾告诉魏京生，‘这已不是争论的问题’。但他对我们所说充耳不闻。魏京生已不太为人们重视，因为他的观点已与政策问题不相干。 ”
从那以后，桀骜不驯的魏京生与朋友们的关系一个一个地闹僵，政治联盟也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他毫不掩饰地抱怨，除了几名领取台湾情治机构津贴行事的人士尚能与他“合作”之外，海外民运的著名人物几乎都将他逐之门外。更令白宫气愤的是，魏京生出于强烈的妒忌心竟当众诽谤声望远盖过他的中国民主党的创建者徐文立、王有才。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另一名中国前政治犯王希哲，为此向纽约法院以诽谤罪起诉他。
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给魏的公寓里，地上散满了书籍（大多是用他看不懂的语言出版的，放在房间里仅作为装饰），烟灰缸中的烟蒂、烟灰越堆越高。魏京生在那里一遍遍向来访的记者解释，为什么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是他的敌人。魏京生说，“对我最大的批评是为什么我不听从别人的意见。当我是对的时，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所有卓有成就的人都有这种特性。”
魏京生说，“我当克林顿是我的敌人，克林顿也把我当他的敌人。当然，他不便直接说，但他指使别人叫我闭嘴。在中国，他们简简单单地将你关进监狱；在美国，他们总有其他办法控制你。”当美国报刊拒绝发表他的文章、政治人物不愿见他时，魏京生相信，他们都是听命于克林顿----一个支持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人。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克林顿政府并没有把魏京生当敌人。至于魏京生说，美国政府希望他还是死了好，国务院官员说，“他当然有权随他说，但设计交通事故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事办法。”
光著脚，穿著T-恤的魏京生，从裤袋里掏出一个形同马桶的打火机，出示给记者看，说：“中国制造，”接着他便打开话匣子，重复那些至少已被他说过好几百遍的话：“人们问我是否恨邓小平，我说，‘不，恨他干吗呀？我恨的是那些被中国政府折磨却还替中国政府作帮闲的人。’”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所指的是谢万军和王丹，因为他们都支持白宫决定实现美中贸易关系正常化。
1999年1月8日，在美国国会的一次情况简报会议中，他与中国流亡民运人士王希哲、薛明德等推推搡搡，高声叫骂，并指王希哲为间谍，结果王希哲愤然以诽谤罪将他告上法院。同年5月，在布鲁金斯研究所组织的天安门事件10周年研讨会上，魏京生再度让满屋子的中国问题学者目瞪口呆----他大喊：“华盛顿是天安门镇压中的同谋”。魏京生说，“虽然没有不容置疑的办法证明天安门事件完全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但我们可以以此透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
魏京生几乎与所有中国流亡政治异议人士闹翻，甚至成为永久的敌人。刘青曾是魏京生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中的老友，如今受雇于美国“亚洲人权观察”组织，他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已没有任何关系。”
1998年，加州大学大伯克利分校邀请魏京生前往该校完成狱中回忆录。他住的公寓禁止吸烟，然而爱烟愈命的他却房间里弄得烟雾腾腾，经常引致公寓的火警警报器大作。6个月后，他被撵了出来，其时他的回忆录尚未完成。
哥伦比亚大学给他免费提供住房和医疗保健，还为他妹妹魏玲提供英语辅导，但该校最近已要求他在明年6月之前 搬走。“人权观察”组织的创立者Robert Bernstein说，“魏京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什么也没干，我们不能永远资助他。”
接受台湾陆委会津贴的魏京生现在花大量时间在中国问题上游说那里的政治人物，呼吁美国支持台独和藏独，但他的个人见解往往与政治现实间的存在巨大反差，而他丝毫不在意这些。当穿著宽松的蓝短裤、皮凉鞋，拿著香烟的魏京生姗姗来迟地走进会场时，人们多半都不愿搭理他。
前不久，在马里兰州的一家超市，魏京生又一次与那些看不见的敌人交手----他在那里使用信用卡购买一宽屏幕彩色电视机被拒。魏京生说，“他们又在跟我捣鬼。”他断定，中国的特工曾在他的信用卡上作手脚。
目前的孤立处境没有让魏京生倍感烦恼。不过他仍试图说一些自命不凡的大话来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同时安慰自己，比如，他会说：当中国共产党政权崩溃，他当选总统时，历史将证明他魏京生是对的。魏京生的结束语通常是：“大多数人不同意我，但最终他们将发现我是对的。我的主张是在监狱中的漫长岁月中思考出来的，永远不会改变。”
（译自2000年11月15日《华尔街日报》）
仇视克林顿政府及民运代表人物
子夜，美国95号州际高速公路，一辆小车以超过100英里（160公里）的时速向南急驶。驾车的是以“保外就医”为名定居美国的中国前政治犯魏京生。车是借来的。魏京生不停地看看后视镜，对同车的其他人说，“我不得不越快越好，否则，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跟踪我。”
已经五十岁的魏京生每晚睡眠不过5小时，但烟是一根接一根、一盒接一盒地抽，不管品牌。
魏京生只用两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即从纽约开到华盛顿，一般人需要4小时，因为在他看来，追击他的人可能潜伏在任何路口，而这些追击者可能是曾将他关进条件残酷的监狱18年的中国政府；可能是中国流亡海外的民运领袖柴玲、鲍戈、王希哲、王炳章、王军涛、王若望等（魏京生称他们为“疯狗”，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工）；可能是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原先为他提供住房的哥伦比亚大学已在赶他离开校园（魏京生说“这是出于政治原因”）；可能是克林顿政府，尽管白宫曾在1997年欢迎他出狱，魏京生说，“他们现在希望我还是死了好”。
魏京生断定，最近，他出了一系列交通事故，罪魁就是这些人。
魏京生的车风驰电掣，路边的交通标志一闪而过，上面的文字他多半看不懂。
1997年，魏京生出狱后来到美国时，台湾陆委会及美国国会的个别议员曾寄希望于他对北京当局的控诉有助于加强国际舆论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声浪。然而，时隔不久，他的狂妄和无知便使几乎所有在他来到美国后见过面的人士都与他如同陌路。
由“中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推荐给魏京生当助手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David Welker说，“人们觉得，魏京生已与整个世界对立。”
魏京生在中国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作为北京动物园的电工及“文革”极端组织“联动”的基层成员，其见识的浅薄和言谈举止的粗鲁是可想而知的，何况他自1979年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有鉴于此，现居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严家其、王若望、刘宾雁等曾一再劝告他抓紧时间补习初中文化课程，并多看些书籍，增长知识，以免对公众发言时贻笑大方。然而他觉得这些忠告实际隐含对他的“羞辱”，心生恶念欲图报复。
当有人问魏京生解决中国政治专制体制的办法时，他会不假思索地说：“美国根本不应该与中国打交道，应当断绝与中国的所有贸易关系。”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说，“我们曾告诉魏京生，‘这已不是争论的问题’。但他对我们所说充耳不闻。魏京生已不太为人们重视，因为他的观点已与政策问题不相干。 ”
从那以后，桀骜不驯的魏京生与朋友们的关系一个一个地闹僵，政治联盟也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他毫不掩饰地抱怨，除了几名领取台湾情治机构津贴行事的人士尚能与他“合作”之外，海外民运的著名人物几乎都将他逐之门外。更令白宫气愤的是，魏京生出于强烈的妒忌心竟当众诽谤声望远盖过他的中国民主党的创建者徐文立、王有才。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另一名中国前政治犯王希哲，为此向纽约法院以诽谤罪起诉他。
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给魏的公寓里，地上散满了书籍（大多是用他看不懂的语言出版的，放在房间里仅作为装饰），烟灰缸中的烟蒂、烟灰越堆越高。魏京生在那里一遍遍向来访的记者解释，为什么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是他的敌人。魏京生说，“对我最大的批评是为什么我不听从别人的意见。当我是对的时，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所有卓有成就的人都有这种特性。”
魏京生说，“我当克林顿是我的敌人，克林顿也把我当他的敌人。当然，他不便直接说，但他指使别人叫我闭嘴。在中国，他们简简单单地将你关进监狱；在美国，他们总有其他办法控制你。”当美国报刊拒绝发表他的文章、政治人物不愿见他时，魏京生相信，他们都是听命于克林顿----一个支持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人。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克林顿政府并没有把魏京生当敌人。至于魏京生说，美国政府希望他还是死了好，国务院官员说，“他当然有权随他说，但设计交通事故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事办法。”
光著脚，穿著T-恤的魏京生，从裤袋里掏出一个形同马桶的打火机，出示给记者看，说：“中国制造，”接着他便打开话匣子，重复那些至少已被他说过好几百遍的话：“人们问我是否恨邓小平，我说，‘不，恨他干吗呀？我恨的是那些被中国政府折磨却还替中国政府作帮闲的人。’”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所指的是谢万军和王丹，因为他们都支持白宫决定实现美中贸易关系正常化。
1999年1月8日，在美国国会的一次情况简报会议中，他与中国流亡民运人士王希哲、薛明德等推推搡搡，高声叫骂，并指王希哲为间谍，结果王希哲愤然以诽谤罪将他告上法院。同年5月，在布鲁金斯研究所组织的天安门事件10周年研讨会上，魏京生再度让满屋子的中国问题学者目瞪口呆----他大喊：“华盛顿是天安门镇压中的同谋”。魏京生说，“虽然没有不容置疑的办法证明天安门事件完全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但我们可以以此透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
魏京生几乎与所有中国流亡政治异议人士闹翻，甚至成为永久的敌人。刘青曾是魏京生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中的老友，如今受雇于美国“亚洲人权观察”组织，他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已没有任何关系。”
1998年，加州大学大伯克利分校邀请魏京生前往该校完成狱中回忆录。他住的公寓禁止吸烟，然而爱烟愈命的他却房间里弄得烟雾腾腾，经常引致公寓的火警警报器大作。6个月后，他被撵了出来，其时他的回忆录尚未完成。
哥伦比亚大学给他免费提供住房和医疗保健，还为他妹妹魏玲提供英语辅导，但该校最近已要求他在明年6月之前 搬走。“人权观察”组织的创立者Robert Bernstein说，“魏京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什么也没干，我们不能永远资助他。”
接受台湾陆委会津贴的魏京生现在花大量时间在中国问题上游说那里的政治人物，呼吁美国支持台独和藏独，但他的个人见解往往与政治现实间的存在巨大反差，而他丝毫不在意这些。当穿著宽松的蓝短裤、皮凉鞋，拿著香烟的魏京生姗姗来迟地走进会场时，人们多半都不愿搭理他。
前不久，在马里兰州的一家超市，魏京生又一次与那些看不见的敌人交手----他在那里使用信用卡购买一宽屏幕彩色电视机被拒。魏京生说，“他们又在跟我捣鬼。”他断定，中国的特工曾在他的信用卡上作手脚。
目前的孤立处境没有让魏京生倍感烦恼。不过他仍试图说一些自命不凡的大话来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同时安慰自己，比如，他会说：当中国共产党政权崩溃，他当选总统时，历史将证明他魏京生是对的。魏京生的结束语通常是：“大多数人不同意我，但最终他们将发现我是对的。我的主张是在监狱中的漫长岁月中思考出来的，永远不会改变。”
（译自2000年11月15日《华尔街日报》）
2007年6月5日星期二
为了向台湾主子邀功请赏 薛伟上网出风头 不惜出卖国内民运人士 泄露密函害人
作者: 王元泰
《北京之春》薛伟：您好，我是徐永海
2007-06-04 11:25:45 [点击:67]
《北京之春》薛伟：您好，我是徐永海，出来已经十多天来，由于身体原因，见的朋友不多。两年多了，对大家很是想念。出来了要吃饭，要养家，没有在外边打工的经验，只好临时补习，求教。如何求教，向谁求教？只能先从朋友开始。这种事还是单独求教的好，如何单独地向朋友求教，想到了电子邮件。还巧，我的xuyonghai@hotmail.com还能用，但是2年了，很多朋友的地址变了。如有可能，望发来一些你知道的一些朋友的电邮地址，一切先
由此开始。多谢，先使我有个好开头吧！
（北京）徐永海 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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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宪改正名
为了自己出风头，不惜出卖国内人.
2007-06-04 20:23:39 [点击:22]
国内人与你们台湾情报机关联络，后果会如何，你该清楚。
王元泰（Wang，Yuan Tai）这名字也是假的，根本无法查证 ---- 薛伟露出了马脚 强奸犯就是强奸犯!
在哪所中学当“俄语教师”? (校名及地址)
在四川哪个县市或乡村? (地名及地址)
“留学来美”是进了哪所学校? (校名及地址)
为何把坐牢十年的说法又回避了? (判决书及哪个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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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泰（Wang，Yuan Tai），笔名薛伟（Xue, Wei），四川人，中学俄语教员。1980年留学来美。1982年起负责《中国之春》发行工作。1983年当选“中国民联”总部委员，并任《探索》杂志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85年创立“中国大陆政治避难者协会”，任会长。同年当选为“中国民联”监察委员会主任，并连任3届。直至1991年，任“中国民联”总部办公室主任兼《中国之春》经理和编辑委员。1993年，《北京之春》在纽约复刊，任编委兼经理。1999年任国际汉藏协会发言人。2004年出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
http://www.haichuan.net/XHC/show.php?bbs=11&post=703304
魏京生挥金如土 在美国购置豪华庄园的秘密
【照片说明】魏京生(右)与女友黄慈萍(左)是美国反华议员富布斯(中) 的门客
魏京生的“致富之道”
在10月15日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公布之前，有关魏京生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被新闻媒体炒得相当火爆，大有非魏京生莫属之气势，以至连中国政府也不得不站出来说话；魏京生本人对于这个即将获得的举世属目的政治奖赏更是心喜若狂，频频暴光于新闻媒体之中，扭动着显的过于肥胖的身躯尽显领袖风采，甚至迫不及待地为这笔为数不小的和平奖金做好了理财计划；然而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当善存理智的和平奖委员们做出公正的判决时，掌声响起来了，特别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委员们告之世界：和平奖得主早在9月29日已经决定时，人们又发现所谓魏京生获奖的消息只不过是一些有心人导演的一场闹剧，那么，是谁在导演这场闹剧？魏京生又有何德何能被炒成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呢？
魏京生出身于高干家庭，原本是北京动物园的一名电工，曾经加入红卫兵极端组织“联动”，并作为“联动”干将到处逞强打斗，在此期间强奸了西藏族学生平妮并强迫其同居，任其泄欲，身为“联动”干将的魏京生经常从他父亲那里搞来的内部红头文件向外国记者炫耀和卖弄，以换取外国记者们的欢心和友谊，甚至不顾国家利益，公然向外国记者泄露了中越战争的军事机密，所以他被逮捕时比其他民运人士多了一条“间谍罪”。说句公道话，魏京生本人实际没有多少文化，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也从未进行过深入、踏实的研究，魏本人在国外的表演已经充分暴露了他的斤两，说他是“民主墙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对当时“民主墙”风潮的误解，参加过当时“民主墙”或者对“民主墙”有兴趣的人也许明白，真正代表“民主墙”的人物应该是徐文立、任畹町、王军涛、刘青等，他们所创办的刊物《五四论坛》、《北京之春》等代表了当时民主理论的主流，而魏京生所起的作用仅仅是文革时代的产物口号式的大字报及造反式的冲动表演：把刚刚出山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骂成是“新独裁者”，破坏了当时的政治气氛，导致政府出面取缔了“民主墙”，扼杀了民主运动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所以这位好出风头的造反派被当时的民主人士批评为民主运动的捣乱者。
在魏京生保外就医之前，没有多少人真正认识魏的背景、为人和本性，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之所以把魏捧为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征人物”，很大成分是由于魏的造反精神、坐牢时间较长和二进宫的经历，西方政府也被媒体和人权组织的呼吁弄昏了头，加上遏制中国的政治需要，所以全力拿魏来作为向中国政府施压的筹码，致使魏京生名噪一时，随之而来扣在魏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大，从“民主墙的代表人物”变成“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征人物”再到“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最后竟被说成“中国民运之父”；这些不断增值的政治荣誉也给魏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国外不少的美圆、马克、法郎、港币源源不断地流入魏家，看到这些从天而降的白花花的银子，魏本人终于领悟到一条致富发财的捷径，魏的贪婪本性也逐步暴露出来，魏第一次出狱期间，曾经向香港的民运组织“支联会”索取五百万港币，名曰帮助别人举办所谓隐含政治倾向的画展，而实际上是魏为了解决其胞弟魏晓涛的“生涛有限公司”资金周转上的困难，到了国外以后，又以所谓的“民主基金”、“联席会议”等各种名义到处搜刮钱财，其中一次就向台湾行政院索要二百万美圆。
为了保住这些来之不易的名和利，增强自己在国际上的身价，魏京生确实动了不少脑筋，也显示了一定的表演天赋，但同时也暴露了魏的虚伪和奸诈；在狱中，为了刺激国外媒体对自己的注意力，魏和魏家常常制造有关魏的健康状况的种种慌言，说什么魏在监狱常常受到虐待，健康恶化，甚至说魏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等等，当第二次出狱人们看到魏红光满面，身体肥胖，并无病痛时，他为了编造受到虐待和迫害的假象，竟然耸人听闻地说是狱警每天在他的饭菜里放激素；1997年获得保外就医来到美国后，魏心里明白，在民主社会中靠欺骗是无法维持他的名和利的，搞民运又不是内行，连“民主”二字的内涵都解释不清楚的他想通过踏踏实实的做一些民运的成绩来确立他的“民运之父”的形象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到了美国之后，魏把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那些有权有势的政客、富商的豪宅里，为了获得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魏表现了一副十足的奴才相，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迎合他们的口味，他丧失了起码的人格和立场，充当了西方反华势力的马前足，甚至抛弃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公然在国际场合为台独、藏独、疆独势力制造舆论；对魏而言，民运仅仅是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工具而已，他也不希望中国的民主运动取得成功，因为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进行民主改革的话，他的那些反共的陈词滥调将失去听众和市场，他的那些逢中必反、风雨无阻示威抗议镜头将会因为没有观众而消失，更令他心寒的是他会失去存在的价值而遭到抛弃；因此在民运方面他唯一关注的是如何保住他的“民运之父”形象，生怕别人会抢了他的风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失去了理智和道德，利用对付共产党的手段来对付民运中的其他知名人士和民主党派，当徐文立、王有才等中国民主党领导人被判刑入狱时，魏污蔑他们是变节了，坐牢是假象，实际上是在疗养院里享受部级待遇，并接受培训,再过一段时间便会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往美国；在接受台湾记者的采访时，他又继续污蔑徐文立是中共特务，而王有才系因殴打警察而被捕，还说中国民主党是中共在民主人士中培养的特务成立的组织，目的是“为了搞钱”；王希哲为王有才等人所进行的绝食惊动了美国舆论，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为此准备就中共民主党事件专门举行一次听证会；这时魏又开始捣鬼，先是要求听证会的主办者将会议改为一般性人权听证会，以消弱民主党的影响，同时又再三要求主办者取消王希哲等民主党海外筹备委员会的代表的发言资格，仅仅让魏及同党发言，否则他们将拒绝参加会议，王希哲等人闻之勃然大怒，赶到现场大骂魏等“欺世盗名”，美国电视台对这一场面播出了足足五分钟之久；这场闹剧令魏无地自容，慌忙从国会山的边门开溜。他面对记者的提问唯一的回答当然又是“王希哲是中共特务”。
魏京生对民主党所进行的破坏活动被民运界获知的还有：到处劝说民主党成员退党；唆使北京民运人士江棋生、任畹町等反对民主党领导人徐文立；唆使安徽民运人士王洪学和河南民运人士王冰等人擅自宣布成立伪“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封魏为“党主席”，在海外唆使施军等人以所谓“中国民主党北美支部”的名义加入魏徒有虚心名的所谓“联席会议”，以挑起民主党内部的火拼厮斗；在民主党人士谢万军的逃亡过程中，造谣说谢是“中共特务”，结果使谢险些来不了美国。
尽管魏京生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表态不支持台独，但他和台湾当局的紧密关系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虽然还没有证据能够说明魏已经成为台湾间谍，但他周围的工作人员不少是台湾间谍确是不争的事实；台湾当局之所以非常欣赏魏京生，是因为魏具有连他们这些反共老手都自愧不如的坚定不移的反共立场和敢说敢做的反共本领，肯定了魏是有很高利用价值的一块好材料，所以在经济给以了魏无私的支持，魏当然也会投桃报李，他不会忘记台湾是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所以“人权高于主权”、“台湾人民有自决权”、“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也就成了魏的口头禅；为了塑造好这个反共标本，进而通过魏来达到控制整个民运人士的目的，台湾陆委会向间谍们发出了特别指示：“现阶段在海外民运人士中只树魏，其他人士暂时压一压，以免声音太杂”。于是他们间谍们先避开了民运团体集聚地纽约，悄悄地到多伦多开了一个名不符实的“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授魏以“主席”头衔，会后向媒体鼓吹说“魏整合了民运”。孰料此举激怒了整个民运界，立即有十九个民运组织派代表召开了海外中国民运团体圆桌会议，同声斥责“联席会议”的骗局。但台湾陆委会并不罢休，指示间谍们多做一些投资，在各种媒体上吹捧魏，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所说的魏京生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幕，可以说台湾当局用心良苦,讳莫如深。
一年前，岳武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引起民运界广泛讨论的文章《民运与水浒》，文章将魏比作是梁山上的王伦，当然魏看到后破口大骂岳武是“流氓”，但现在看来，岳武先生的文章确实是有道理；西方人士也渐渐醒悟他们塑造了一个“怪胎”，所以在这次评选诺贝尔和平奖的过程中，西方许多正直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熟悉魏的人士也纷纷发出肺俯之言，反对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魏京生，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听到的反对魏获奖的意见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一.魏京生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其言行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个崇尚专制文化的独断专行者，他狭溢的心胸容不下其他任何知名的民主人士。二.魏不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鞠躬尽瘁的民主人士，而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沽名钓誉的庸人。三.魏是一个一心迎合、倚仗西方势力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因此被海内外的中国人斥责为“地地道道的西方买办”。
由此看来，魏京生确实是地地道道的梁山上的王伦，一个没有什么本事，却又妒贤嫉能，生怕山大王的宝座旁落，被愤怒的林冲一刀砍了的王伦。
陈破空
2001-07-31
2007年6月4日星期一
魏京生
魏京生(Wei Jing Sheng)，1950年5月20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动物园电工。1979年因“向外国人出卖军事情报”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5年。1995年因“阴谋颠覆政府罪”以及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又被判刑14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称在狱中病情严重，并遭受虐待和殴打，西方国家为此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他。1997年11月，魏获准赴美“保外就医”。然而，美国医疗机构对他进行全身检查之后得出结论：魏京生身体健康，没有遭受过肉体上的虐待。魏出国后一直忙于四处募款，被“北京之春”等组织推举为“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1998年12月魏京生到台北接受李登辉接见时，请求给予200万美元资助，并公开表示“山东也可以独立”。此后，魏京生不断在西方国家进行反华活动，要求美国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停止与中国一切商业往来，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申办奥运，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2000年5月，他在祝贺陈水扁上台的信函中表示感到“无与伦比的喜悦”。2006年9月魏京生在华盛顿与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等团体宣布成立“亚洲民主同盟”，声称“很多民族都想从中国独立出去”。不过，魏京生与许多知名的民运人物多有纠葛，1999年1月曾在美国国会爆发冲突，后来还遭到诽谤罪名起诉。当他在欧洲旅行时，西藏妇女平妮当众哭诉曾遭到魏的强奸。《华尔街日报》曾刊文指出魏京生“与整个世界对立”，因为他不仅到处说民运的代表人物都是“共产党特务”，还怀疑克林顿政府要暗杀他。数年前魏京生在美国马里兰州购置了豪华庄园，与女友黄慈萍一起享受“民运贵族”生活。
【照片说明】 2003年魏京生听到中国发生萨斯疫情时笑得很开心
【照片说明】 2003年魏京生听到中国发生萨斯疫情时笑得很开心
魏京生：很多民族都想从中国独立出来
"亚洲民主同盟"在美国成立
---- 台独、藏独、蒙独、民运聚会华盛顿
【大纪元9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薛利报导）魏京生基金会以及来自台湾、西藏、蒙古及越南等亚洲自由民主团体领袖在美国国会山宣布成立亚洲民主同盟。
为了推动东亚的民主与人权进步，一致对抗中共的独裁专制，魏京生基金会于9月19日下午，在美国国会山大楼内，主持召开了亚洲自由民主领袖会议。
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主席魏京生以及来自台湾、西藏、蒙古及越南等亚洲自由民主团体的代表，经过了前一天的讨论协商，达成了共识。
9月19日，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主席魏京生，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执行长陈文彦博士、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协会发言人蒋拥罗布、越南民主运动代表，以及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等五位团体的领袖在国会山大楼内签署了协议书。正式宣布成立亚洲民主同盟。
魏京生先生说，共产党的规则是谁是老大谁说了算，用武力强迫大家服从他的领导。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规则，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但仍然可以互相谅解，互相妥协，然后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
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夫到场表示祝贺。沃夫议员说，亚洲民主团体长期以来是四分五裂的，我今天很高兴看到这些受中共迫害的团体能够联合起来，齐心协力的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共同努力。
沃夫议员说，"在你们感到灰心的时候，要想到当年柏林墙倒塌之前，没有人能想到它一夜就垮了，奇奥塞斯库最后访问的国家是中国，他一定把他的剧本留在了中国，因为中国正在重演他的历史。"
他强调，"你们要紧紧的联合在一起，坚持下去，你们团结起来，那么中共要么改变，要么垮台。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实现民主自由。"
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说："共产党破坏了我们的草原，全世界都知到沙尘暴，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快消灭了。我们蒙古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活不下去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关心我们的命运。我很高兴我们在这里联合起来，为争取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魏京生先生说，其实很多民族想要独立出来，是因为被中共迫害得受不了了，这和我们很多汉人人受不了中共的压迫想要逃亡出来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些团体的领袖在一起合作很长时间了，但成立这样的联盟却很不容易，中共非常害怕这些团体联合起来，用各种手段搞分裂，制造混乱，然后分而治之。这次维吾尔国民大会总书记多力坤就因中共暗中破坏而未能赶上飞机参加会议。
魏京生先生说，在最艰难的时期，这些团体的领袖对中共的垮台也是充满信心的。而目前的形势更是说明了中共的末日不远了，大纪元搞的这个退党活动，其实就是一种征兆，那么多人表示愿意退出这个党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这表示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已经是摇摇欲坠了。
【照片说明】2006年魏京生(左)在东京要求日本议员反对中国
东京论坛研讨中国的民主化与东亚的安保
----台独、藏独、蒙独、民运聚会日本
日本举办"东京论坛"----"中国的民主化与东亚的安保"，在日的流亡藏人代表、维吾尔人研究学者、内蒙古人民党代表、台湾民主基金会代表、朝鲜民主化运动代表、及中国民主化运动领袖与日本学者、国会议员、市民团体代表等各方面、100多人参加了会议。
亚洲和中国的民主化支持会在日本东京举办"东京论坛"主题：中国的民主化与东亚的安保。
10日下午世界国际人权日当天，"亚洲和中国的民主化支持会"在日本东京举办"东京论坛"主题"中国的民主化与东亚的安保"。在日的流亡藏人代表、维吾尔人研究学者、蒙古独立运动研究学者、内蒙古人民党代表、台湾民主基金会代表、台湾驻日代表、朝鲜民主化运动代表、及中国民主化运动领袖（实为台湾间谍）与日本学者、国会议员、市民团体代表、100多人参加了会议。
共同研讨解决中国的民主化与东亚的安保问题的方针。还从各自的立场发表见解。就中国和亚洲人权问题进行了讨论。 亚洲和中国民主化支持会会长日本前法务部副部长牧野圣修会主持了会议。
牧野圣修他发言讲到：我们争取人权与民主化，是为中国十三亿人民能得到的幸福。我父母是日本人，但是我是出生在中国的黑龙江中国是我的故乡。
中央大学老师水谷尚子就"新疆独立运动与中国的民主化"作了介绍，在日的流亡藏人代表谈了"西藏与中国的民主化之关系"，台北驻日代表处郭仲熙次长表达了政府的见解"台湾支持中国民主化的意见"，朝鲜回国者的生命和人权保护会代表宋允复就现在"北朝鲜与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性"，日本台湾安保经济研究会会长前众议员中津川，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冈田英弘，日本民主党前众议员五十岚表达了日本对中国与亚洲的民主化支持的意见。
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台湾驻德情报员）作了基调演讲：中日友好,我们必须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这几天我们拜会了民主党干事长鸠山先生前首相羽田先生等10多位议员,我们感受到日本政界已开始大力支援中国的民主化。
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蔡昌言介绍了台湾的民主进程，表达了支持中国民主化的意愿：昨日台北与高雄进行了市长选举,台湾可以民主,大陆也一定会走民主化的路。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薛伟（台湾军情局情报员，原四川强奸犯）表示：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在争取民主权力在努力。
自由亚洲电台
2006.12.11
---- 台独、藏独、蒙独、民运聚会华盛顿
【大纪元9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薛利报导）魏京生基金会以及来自台湾、西藏、蒙古及越南等亚洲自由民主团体领袖在美国国会山宣布成立亚洲民主同盟。
为了推动东亚的民主与人权进步，一致对抗中共的独裁专制，魏京生基金会于9月19日下午，在美国国会山大楼内，主持召开了亚洲自由民主领袖会议。
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主席魏京生以及来自台湾、西藏、蒙古及越南等亚洲自由民主团体的代表，经过了前一天的讨论协商，达成了共识。
9月19日，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主席魏京生，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执行长陈文彦博士、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协会发言人蒋拥罗布、越南民主运动代表，以及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等五位团体的领袖在国会山大楼内签署了协议书。正式宣布成立亚洲民主同盟。
魏京生先生说，共产党的规则是谁是老大谁说了算，用武力强迫大家服从他的领导。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规则，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但仍然可以互相谅解，互相妥协，然后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
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夫到场表示祝贺。沃夫议员说，亚洲民主团体长期以来是四分五裂的，我今天很高兴看到这些受中共迫害的团体能够联合起来，齐心协力的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共同努力。
沃夫议员说，"在你们感到灰心的时候，要想到当年柏林墙倒塌之前，没有人能想到它一夜就垮了，奇奥塞斯库最后访问的国家是中国，他一定把他的剧本留在了中国，因为中国正在重演他的历史。"
他强调，"你们要紧紧的联合在一起，坚持下去，你们团结起来，那么中共要么改变，要么垮台。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实现民主自由。"
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说："共产党破坏了我们的草原，全世界都知到沙尘暴，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快消灭了。我们蒙古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活不下去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关心我们的命运。我很高兴我们在这里联合起来，为争取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魏京生先生说，其实很多民族想要独立出来，是因为被中共迫害得受不了了，这和我们很多汉人人受不了中共的压迫想要逃亡出来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些团体的领袖在一起合作很长时间了，但成立这样的联盟却很不容易，中共非常害怕这些团体联合起来，用各种手段搞分裂，制造混乱，然后分而治之。这次维吾尔国民大会总书记多力坤就因中共暗中破坏而未能赶上飞机参加会议。
魏京生先生说，在最艰难的时期，这些团体的领袖对中共的垮台也是充满信心的。而目前的形势更是说明了中共的末日不远了，大纪元搞的这个退党活动，其实就是一种征兆，那么多人表示愿意退出这个党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这表示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已经是摇摇欲坠了。
【照片说明】2006年魏京生(左)在东京要求日本议员反对中国
东京论坛研讨中国的民主化与东亚的安保
----台独、藏独、蒙独、民运聚会日本
日本举办"东京论坛"----"中国的民主化与东亚的安保"，在日的流亡藏人代表、维吾尔人研究学者、内蒙古人民党代表、台湾民主基金会代表、朝鲜民主化运动代表、及中国民主化运动领袖与日本学者、国会议员、市民团体代表等各方面、100多人参加了会议。
亚洲和中国的民主化支持会在日本东京举办"东京论坛"主题：中国的民主化与东亚的安保。
10日下午世界国际人权日当天，"亚洲和中国的民主化支持会"在日本东京举办"东京论坛"主题"中国的民主化与东亚的安保"。在日的流亡藏人代表、维吾尔人研究学者、蒙古独立运动研究学者、内蒙古人民党代表、台湾民主基金会代表、台湾驻日代表、朝鲜民主化运动代表、及中国民主化运动领袖（实为台湾间谍）与日本学者、国会议员、市民团体代表、100多人参加了会议。
共同研讨解决中国的民主化与东亚的安保问题的方针。还从各自的立场发表见解。就中国和亚洲人权问题进行了讨论。 亚洲和中国民主化支持会会长日本前法务部副部长牧野圣修会主持了会议。
牧野圣修他发言讲到：我们争取人权与民主化，是为中国十三亿人民能得到的幸福。我父母是日本人，但是我是出生在中国的黑龙江中国是我的故乡。
中央大学老师水谷尚子就"新疆独立运动与中国的民主化"作了介绍，在日的流亡藏人代表谈了"西藏与中国的民主化之关系"，台北驻日代表处郭仲熙次长表达了政府的见解"台湾支持中国民主化的意见"，朝鲜回国者的生命和人权保护会代表宋允复就现在"北朝鲜与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性"，日本台湾安保经济研究会会长前众议员中津川，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冈田英弘，日本民主党前众议员五十岚表达了日本对中国与亚洲的民主化支持的意见。
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台湾驻德情报员）作了基调演讲：中日友好,我们必须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这几天我们拜会了民主党干事长鸠山先生前首相羽田先生等10多位议员,我们感受到日本政界已开始大力支援中国的民主化。
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蔡昌言介绍了台湾的民主进程，表达了支持中国民主化的意愿：昨日台北与高雄进行了市长选举,台湾可以民主,大陆也一定会走民主化的路。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薛伟（台湾军情局情报员，原四川强奸犯）表示：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在争取民主权力在努力。
自由亚洲电台
2006.12.11
2007年6月3日星期日
魏京生被日本警察揪来揪去 吆来喝去 简直就是鬼子耍汉奸 黄小姐气哭了...
【照片说明】 魏京生(右)与女友黄慈萍(左)2006年到日本活动
涉嫌参与北海道独立活动
魏京生在成田机场遭拘押 抗议日本警方虐待
女友认为“这不是一个独立和偶然的事件”
现居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日前在日本成田机场遭到拘押，事件正引起海外民运团体的严重关切。据魏京生的助理黄慈萍（现任女友）介绍，６月１日魏乘坐飞机开始他对日本和关岛的一周访问，然而在他抵达日本成田机场时，却被日本海关拒绝入境并扣押。不仅如此，魏京生还面临不公道的待遇，包括不许他与外界自由联络，不为他找翻译，等等。不过，另有消息说，６月３日魏京生已被转送到东京机场的过境旅馆，由于当天飞往美国的航班已经结束，所以只好留在那里休息。
黄慈萍透过互联网，向海外民运团体通报了这一消息，并请求各方营救。日本警方扣押魏京生之后，拒绝提供患有严重糖尿病的他所适合的食品。黄小姐非常担心魏京生的身体，说，“他有严重的糖尿病，日本方面拒绝给他提供适合的食品和药物。我们实在是很难想像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会如此虐待患有严重糖尿病的魏先生本人与他的健康。”据介绍，6月2日魏京生在日本的朋友林飞等人曾买了食物和药品准备送给魏京生，结果等了一晚上，都未能如愿。他们目前仍在与机场方面交涉。
民运朋友担心魏京生有被遣返中国的危险，但是黄慈萍认为，“老魏没有违法行为，不会被遣返会中国。不过允许入境日本的可能性不大。”对于魏京生赴日原因，黄慈萍拒绝透露，却表示，“魏先生一切手续、证件都齐全，日本有关方面如此粗鲁的对待魏先生，我们实在是不明白有什么理由，我们估计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来自中共的压力。”
时事通讯社６月３日报道指出，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入国管理局（移民局）有工作人员说，魏被拒绝入境的原因不是手续上的问题，而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不过，魏先生不甘愿被如此送回美国，会与日本有关方面继续交涉。
２００６年魏京生曾到日本活动，参加由藏独、台独、疆独、蒙独及日本右翼团体共同举办的会议，当时入境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对于魏京生遭到日本拒绝入境并扣押的原因，目前有各种不同的猜测和说法。有日本人士透露，近年来魏与北海道独立团体多有交往，可能触怒了日本政府。据介绍，魏的日本朋友白井伸明，便是一名活跃的北海道独立分子，著有《北海道论》，宣称“时机成熟时将成立北海道国家党”。１９９８年１２月魏京生在台北接受李登辉总统接见时，曾公开表示“山东也可以独立”。相互间的政治意向本来就有许多默契，因此，白井伸明视魏京生为“知音”亦有迹可寻。
另据新闻资料，２０００年７月魏京生在巴黎机场准备离境返回美国时，也曾遭到法国警方的扣押，导致他被迫滞留了一个多星期。当时魏京生告诉西方记者，由于他一直反对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要求美国停止与中国的商业往来，触怒了克林顿政府，所以美方才迟迟未出面。不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将魏京生从办公室中赶走,理由是三年来他没有写出任何东西。
魏京生，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０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动物园电工。１９７９年因“向外国人出卖军事情报”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１５年。１９９５年因“阴谋颠覆政府罪”以及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又被判刑１４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称在狱中病情严重，并遭受虐待和殴打，西方国家为此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立即释放他。１９９７年１１月，魏获准赴美“保外就医”。然而，美国医疗机构对他进行全身检查之后得出结论：魏京生身体健康，没有遭受过肉体上的虐待。魏到了国外之后一直忙于四处募款，现担任“海外民运联席会议”的主席。数年前他在美国马里兰州购置了豪华庄园，此后黄慈萍小姐便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并担任执行主任之职。
【照片资料】2006年魏京生(右)与女友黄慈萍(左)在日本
http://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06/newsletters2006-8/JapanWJS061030foreignpress-c-4.jpg
为了便于记者了解更多详情，以下提供林飞、黄慈萍的电话号码。
林飞：８１－９０－９００５－３６５１
黄慈萍：１－２０２－５４３－１５３８
2007年6月1日星期五
王丹
王 丹 简 历
王丹 (Wang Dan) ，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留级生，1989年因参与学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缉名单，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4年，1996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属对外国机构宣称，王丹在狱中可能罹患脑瘤并导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国监狱毫无人道，不予妥善医治。为此，美国向中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获准赴美“保外就医”，但是经美国医疗机构检查，发现王丹健康良好，无需治疗。此后，王丹担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和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长。王丹经常在美国和台湾说，中国五年后将崩溃，或者两年后将陷于危机，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出现。王丹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支持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还向台湾民进党说“中国不敢犯台”。尽管王丹一再否认接受台湾资助，但是，陈水扁在台北检察机关侦办其贪腐案件的过程中，宣称曾给过王丹数十万美元。另据台湾《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恋者，他在美国的学历也是假的。
【照片说明】 王丹平时远离民运圈 私生活中尽显同志柔性一面
http://www.hjclub.com/showtopic.asp?ID=2642095
王丹 (Wang Dan) ，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留级生，1989年因参与学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缉名单，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4年，1996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属对外国机构宣称，王丹在狱中可能罹患脑瘤并导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国监狱毫无人道，不予妥善医治。为此，美国向中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获准赴美“保外就医”，但是经美国医疗机构检查，发现王丹健康良好，无需治疗。此后，王丹担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和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长。王丹经常在美国和台湾说，中国五年后将崩溃，或者两年后将陷于危机，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出现。王丹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支持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还向台湾民进党说“中国不敢犯台”。尽管王丹一再否认接受台湾资助，但是，陈水扁在台北检察机关侦办其贪腐案件的过程中，宣称曾给过王丹数十万美元。另据台湾《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恋者，他在美国的学历也是假的。
【照片说明】 王丹平时远离民运圈 私生活中尽显同志柔性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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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31日星期四
"民运联席会议"历来是推销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的杂货铺
莱茵河畔海外群丑上演伪"民运联席会议"闹剧的花絮
台湾情治系统监视控制大陆海外民运、推魏京生为台独代言人的伪"民运联席会议"十二日九日至十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第三届年会。由于海外民运根本不愿与之"合作"，伪"民运联席会议"在数十名台谍、投机商、人蛇、偷渡者、政庇掮客、共特以及蒙独、藏独、疆独组织成员的丑恶表演和肮脏交易之中草草落幕，狐遁鸟散，很快回复了莱茵河畔某酒店狭小客厅里的平静。由于当地报纸都不加理会这场闹剧，所以即使天天从酒店门前走过的行人也全然不知酒店内所发生的一切。所幸《中华评述》主编纪晓峰通过网讯披露了伪"民运联席会议"群丑闹剧的真相，满足了读者探隐揭私的好奇心。笔者现将该网讯以及其它来自波恩的消息整理如下：
● 乌合之众各怀鬼胎
据纪晓峰先生现场观察，参加伪"民运联席会议"的人根本代表不了海外民运，其中三分之一是薛伟(真名王元泰，原四川强奸犯)、倪育贤(因向共产党表达"第二种忠诚"而遭"四人帮"拘押数月，后被平反)、杨建利(民联民阵大会合并内斗悍将)、盛雪("民运最大贪污犯"万润南的姘妇)等几个"老面孔"台湾情治人员；三分之一是齐墨(真名修海涛，驻德台谍)、陈国(偷渡客，混骗政庇未果)等自诩德国"民阵"成员者；三分之一是借"民运"招牌申请政庇谋求居留的偷渡者。这三种人各怀鬼胎，纠集在一起时话不投机，许多人对台面上的夸夸其谈根本不感兴趣，溜回宿舍打牌或结伴逛街，急得主持会议的齐墨不时拼命喊叫："外边的人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一些人三五成群在过道里窃窃私语，话题无非是会议的费用问题。他们多半抱怨某某人拿着台湾的钱到处跑，上酒馆寻欢作乐，而他们跑来开会还得自掏腰包，似乎被人耍了。还有些人逢人便声明自己是"民运的票友"，对倪育贤、薛伟等人的人格、丑闻大表不满，甚至称魏京生乃初中生闹"民运"，小儿科难成气候。
● 团结假象是为了骗台湾的钱
尽管魏京生、齐墨、王希哲、倪育贤等人这些年来在海外争名夺利内斗不休，贪渎嫖赌无恶不为，这次却异乎寻常地大谈"团结"，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为了骗取台湾的"经费"。
齐墨忿然在会上讲：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他同魏京生、盛雪、万润南到台湾拜见李登辉，当面提出要二百万美元的资助，不料有人背地里向陆委会主管人告黑状，揭露"民运"内斗和贪污，而且每笔账都清清楚楚，有据可查，结果导致台湾方面的资源断绝。齐墨恶狠狠地说："这个人是谁我们知道，他的目的在于破坏我们，所以必定是共产党特务。"(在场人士都明白他指的是徐邦泰、汪岷、林樵清和王涵万。)
魏京生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从九八年起，美国国会有一笔援助中国民主运动的基金，每年总数约二百万美元，美国人要求民运有一个团结的形象，要求民运为美国政策服务，但那年大家闹不团结，结果谁也没拿到。九九年，王希哲受别人挑动，在美国国会闹事，结果经费又停顿了一年。只有吴弘达，他用劳改基金会显示了一下团结，大概从中拿走了七十万美金。今年，民运两派在WTO和永久最惠国问题上有分歧，美国人认为民运打内战，钱又泡了汤。因此，民运一定要紧密团结，想打架回家打去。"
实际上，从一九九八年以来的每一场内斗都是魏京生等人挑起的，先后被魏京生诬蔑为"特务"的有王军涛、卢四清、徐文立、傅申奇、李洪宽、徐邦泰、石磊、岳武、王希哲、薛明德、叶宁、吴方城、杜智富、伍凡、王丹、王炳章、谢万军、鲍戈、宋书元等，最近又与林樵清、郑源反目成仇。
曾经把魏京生诽谤中国民主党的恶行告上法庭的王希哲这次为了拿台湾的钱而硬着头皮前来捧场，不过他并不承认几番"倒魏"出于争名夺利的丑陋内心，把"摩擦"和"误会"归罪于刘青、萧强、陈破空、张林的"作梗"，以及王炳章、石磊、连胜德、叶宁的"挑拨"。
● 成了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的讲台
伪"民运联席会议"在网上发布公报称：会议第一天下午就进入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题目----"中国民主化与民族关系问题"。既然拿了台湾的钱来欧洲一游，总得把台独、藏独、蒙独、疆独作为中心议题吧。
会场的天花板被维吾尔的代表迪里夏提铿锵有力的发言震得嗡嗡作响。起先魏京生还不住地点头听着，可是迪里夏提突然话锋一转，目光向他逼来，道："要想得到维族独立运动的合作与支持，现在就必须表态赞同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独立原则，并且保证今后不使用歧视维族人的'新疆'一词。"
蒙族代表"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说："独立是人权和尊严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即使是经济问题，我们内蒙的资源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富裕。中共不让我们独立不是因为我们太穷了，而是太富了。"
民族分裂分子们的讲话还多引用有关"历史渊源"的论据，似乎义正词严，可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魏京生跑到台北说"山东也可以独立"，却让李登辉也听得犯傻。
● 为人蛇、偷渡客开政庇证明
《中华评述》主编纪晓峰先生花了一天的时间，在会场上进行观察，耳闻目睹了两桩难民生意：一个叫傅尧波的不到三十岁的温州人拿着摄相机、照相机东窜西钻，张罗着为场内的数十名偷渡者办理政庇材料，据知请他给写一份"证明信"的价格是二百美金，跟齐墨出价相同。"民阵"在中德的负责人陈国自己的政庇请求被德国法院拒绝了，正在上诉，却操起了人贩子中间商的职业，叫一个穿裙子的从福建长乐偷渡到特蒙德打黑工的姑娘跑来会场参加拍照，混一份政庇证明材料。姑娘自称为了到德国，已花了十万元给人贩子，陈国为她出庭作证是付钱的。
其实在开会之前卖"证"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在驶往波恩的路上，纪晓峰先生得到了一份十一月十日由齐墨以"民主中国阵线"名义亲笔签署的公开出售魏京生签名"证书"的骗钱文件，上面赫然写着："我今天写此信给大家，是希望大家能提供赞助，或许这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最后的一次赞助。向大家募捐，一是实在出于需要，二是事出有因。凡是个人捐助的，根据捐款者的要求，可以给予由魏京生和我签字的证书一份。捐款不分多少，均很需要，但条件好的朋友，最好每人能在二百马克以上。捐款者可将款项汇入下面帐号：XIU Haitao, Konto-Nr: 251745600, BLZ: 50040000. Commerzbank Frankfurt-H hst.请注明Stichwort: Tagung."
● "宣传、暴动" 新提法、老骗术
伪"民运联席会议"的小丑们一味在海外投机撞骗，却拿不出任何切合实际的促使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具体建议，为了向台湾主子有所交代，于是只好又唱起"革命"高调来。不过，这一次他们并没有重复在纽约开会时所说的"民运应该拥有核武器"那种令人捧腹大笑口号(因为连台湾自己也没有核武器)，而是借那个专门给人蛇、难民提供服务的"莱茵通讯"的编者钱耀君之口提出所谓的"宣传和暴动"的"新方针"。然而谁都明白，那不过是老板骗钱的一招把戏，实际上他们既不敢到中国去向大众"宣传"，更不会拿起武器去流血"暴动"，一旦台币、美钞到手，很快就落入流莺们的腰包里了。
胡安宁
http://www.edu.cn/20030127/3076731.shtml
台湾情治系统监视控制大陆海外民运、推魏京生为台独代言人的伪"民运联席会议"十二日九日至十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第三届年会。由于海外民运根本不愿与之"合作"，伪"民运联席会议"在数十名台谍、投机商、人蛇、偷渡者、政庇掮客、共特以及蒙独、藏独、疆独组织成员的丑恶表演和肮脏交易之中草草落幕，狐遁鸟散，很快回复了莱茵河畔某酒店狭小客厅里的平静。由于当地报纸都不加理会这场闹剧，所以即使天天从酒店门前走过的行人也全然不知酒店内所发生的一切。所幸《中华评述》主编纪晓峰通过网讯披露了伪"民运联席会议"群丑闹剧的真相，满足了读者探隐揭私的好奇心。笔者现将该网讯以及其它来自波恩的消息整理如下：
● 乌合之众各怀鬼胎
据纪晓峰先生现场观察，参加伪"民运联席会议"的人根本代表不了海外民运，其中三分之一是薛伟(真名王元泰，原四川强奸犯)、倪育贤(因向共产党表达"第二种忠诚"而遭"四人帮"拘押数月，后被平反)、杨建利(民联民阵大会合并内斗悍将)、盛雪("民运最大贪污犯"万润南的姘妇)等几个"老面孔"台湾情治人员；三分之一是齐墨(真名修海涛，驻德台谍)、陈国(偷渡客，混骗政庇未果)等自诩德国"民阵"成员者；三分之一是借"民运"招牌申请政庇谋求居留的偷渡者。这三种人各怀鬼胎，纠集在一起时话不投机，许多人对台面上的夸夸其谈根本不感兴趣，溜回宿舍打牌或结伴逛街，急得主持会议的齐墨不时拼命喊叫："外边的人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一些人三五成群在过道里窃窃私语，话题无非是会议的费用问题。他们多半抱怨某某人拿着台湾的钱到处跑，上酒馆寻欢作乐，而他们跑来开会还得自掏腰包，似乎被人耍了。还有些人逢人便声明自己是"民运的票友"，对倪育贤、薛伟等人的人格、丑闻大表不满，甚至称魏京生乃初中生闹"民运"，小儿科难成气候。
● 团结假象是为了骗台湾的钱
尽管魏京生、齐墨、王希哲、倪育贤等人这些年来在海外争名夺利内斗不休，贪渎嫖赌无恶不为，这次却异乎寻常地大谈"团结"，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为了骗取台湾的"经费"。
齐墨忿然在会上讲：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他同魏京生、盛雪、万润南到台湾拜见李登辉，当面提出要二百万美元的资助，不料有人背地里向陆委会主管人告黑状，揭露"民运"内斗和贪污，而且每笔账都清清楚楚，有据可查，结果导致台湾方面的资源断绝。齐墨恶狠狠地说："这个人是谁我们知道，他的目的在于破坏我们，所以必定是共产党特务。"(在场人士都明白他指的是徐邦泰、汪岷、林樵清和王涵万。)
魏京生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从九八年起，美国国会有一笔援助中国民主运动的基金，每年总数约二百万美元，美国人要求民运有一个团结的形象，要求民运为美国政策服务，但那年大家闹不团结，结果谁也没拿到。九九年，王希哲受别人挑动，在美国国会闹事，结果经费又停顿了一年。只有吴弘达，他用劳改基金会显示了一下团结，大概从中拿走了七十万美金。今年，民运两派在WTO和永久最惠国问题上有分歧，美国人认为民运打内战，钱又泡了汤。因此，民运一定要紧密团结，想打架回家打去。"
实际上，从一九九八年以来的每一场内斗都是魏京生等人挑起的，先后被魏京生诬蔑为"特务"的有王军涛、卢四清、徐文立、傅申奇、李洪宽、徐邦泰、石磊、岳武、王希哲、薛明德、叶宁、吴方城、杜智富、伍凡、王丹、王炳章、谢万军、鲍戈、宋书元等，最近又与林樵清、郑源反目成仇。
曾经把魏京生诽谤中国民主党的恶行告上法庭的王希哲这次为了拿台湾的钱而硬着头皮前来捧场，不过他并不承认几番"倒魏"出于争名夺利的丑陋内心，把"摩擦"和"误会"归罪于刘青、萧强、陈破空、张林的"作梗"，以及王炳章、石磊、连胜德、叶宁的"挑拨"。
● 成了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的讲台
伪"民运联席会议"在网上发布公报称：会议第一天下午就进入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题目----"中国民主化与民族关系问题"。既然拿了台湾的钱来欧洲一游，总得把台独、藏独、蒙独、疆独作为中心议题吧。
会场的天花板被维吾尔的代表迪里夏提铿锵有力的发言震得嗡嗡作响。起先魏京生还不住地点头听着，可是迪里夏提突然话锋一转，目光向他逼来，道："要想得到维族独立运动的合作与支持，现在就必须表态赞同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独立原则，并且保证今后不使用歧视维族人的'新疆'一词。"
蒙族代表"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说："独立是人权和尊严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即使是经济问题，我们内蒙的资源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富裕。中共不让我们独立不是因为我们太穷了，而是太富了。"
民族分裂分子们的讲话还多引用有关"历史渊源"的论据，似乎义正词严，可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魏京生跑到台北说"山东也可以独立"，却让李登辉也听得犯傻。
● 为人蛇、偷渡客开政庇证明
《中华评述》主编纪晓峰先生花了一天的时间，在会场上进行观察，耳闻目睹了两桩难民生意：一个叫傅尧波的不到三十岁的温州人拿着摄相机、照相机东窜西钻，张罗着为场内的数十名偷渡者办理政庇材料，据知请他给写一份"证明信"的价格是二百美金，跟齐墨出价相同。"民阵"在中德的负责人陈国自己的政庇请求被德国法院拒绝了，正在上诉，却操起了人贩子中间商的职业，叫一个穿裙子的从福建长乐偷渡到特蒙德打黑工的姑娘跑来会场参加拍照，混一份政庇证明材料。姑娘自称为了到德国，已花了十万元给人贩子，陈国为她出庭作证是付钱的。
其实在开会之前卖"证"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在驶往波恩的路上，纪晓峰先生得到了一份十一月十日由齐墨以"民主中国阵线"名义亲笔签署的公开出售魏京生签名"证书"的骗钱文件，上面赫然写着："我今天写此信给大家，是希望大家能提供赞助，或许这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最后的一次赞助。向大家募捐，一是实在出于需要，二是事出有因。凡是个人捐助的，根据捐款者的要求，可以给予由魏京生和我签字的证书一份。捐款不分多少，均很需要，但条件好的朋友，最好每人能在二百马克以上。捐款者可将款项汇入下面帐号：XIU Haitao, Konto-Nr: 251745600, BLZ: 50040000. Commerzbank Frankfurt-H hst.请注明Stichwort: Tagung."
● "宣传、暴动" 新提法、老骗术
伪"民运联席会议"的小丑们一味在海外投机撞骗，却拿不出任何切合实际的促使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具体建议，为了向台湾主子有所交代，于是只好又唱起"革命"高调来。不过，这一次他们并没有重复在纽约开会时所说的"民运应该拥有核武器"那种令人捧腹大笑口号(因为连台湾自己也没有核武器)，而是借那个专门给人蛇、难民提供服务的"莱茵通讯"的编者钱耀君之口提出所谓的"宣传和暴动"的"新方针"。然而谁都明白，那不过是老板骗钱的一招把戏，实际上他们既不敢到中国去向大众"宣传"，更不会拿起武器去流血"暴动"，一旦台币、美钞到手，很快就落入流莺们的腰包里了。
胡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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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专车驶过 民运示威队伍却躲在四条街外 彼此诋毁互揪特务
藏独声势壮 民运人马稀
民运抗议李鹏访美示威现场目击
下午三点，纽约市几辆豪华的黑色大礼车鱼贯开进联合国大厦正门，从阵势上猜测，李鹏应该就在里面。正对大门的西藏自由运动的示威群众跟着陷入狂热，“李鹏滚蛋”、“联合国丢脸”的口号夹杂在一片飞舞的西藏雪山狮子旗中飘出。远在四条街之外，由台湾资助的中国海外民运阵营也在慷慨陈词，但李鹏就算想听，也根本听不到。
出于种种协调的生涩，海外民运与美东台湾民进党联合组成的“声讨李鹏行动联盟”，一登场就已经辜负了多重自我期许，这包括：在李鹏入联合国大门时“一定要他听到抗议口号”的示威活动，不知为何故意摆错场面；原先魏京生向本报宣称已准备好的一百辆机动示威车队，也不知为何根本未见踪影。所有这一切让记者大为失望。最难堪的是，虽然组织者一再强调这次活动是民运、台湾人社团、藏人社团的首次“大团结”，可是，民运方面连自己的群众都号召不到，到场者不过五十人左右，只有几个“民运明星”自弹自唱。
在场的民运人士徐水良告诉《世界日报》：“来的人，三分之一是记者，四分之一是共产党的特务，剩下的人才讲讲话。”言语不免刻薄，却又入木三分。但现场也有民运人士提出反问：示威活动固然要依赖自动自发，纽约市别不说，拿“六四绿卡”的新移民何止上万，“请问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六四”发生十一年后，好不容易等到让海外民运人士一致抗议李鹏访美的机会，但气氛却意外的冷清。场面甚至尴尬到每个演讲者上了台，都一定会提到“人多人少，不代表人民的声音大小”之类的话。记者注意到，有多位著名的民运人物未到场，其中包括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柴玲、王军涛、鲍戈、王希哲、王炳章、刘刚、张伯利、熊炎、王超华、苏晓康、远志明、苏绍智等，而且这些人目前都居住在美国。据台湾民进党海外顾问洪哲胜分析，相当一部分大陆异议人士仍避讳与台湾人、西藏人的社团以及法轮功公开进行合作，有的则不愿与魏京生、倪育贤、刘青等同台，担心有损自己的形象。
“声讨李鹏行动联盟”发起人魏京生和倪育贤在初期的筹备阶段就破天荒请求台湾民进党给予资助。魏京生感念前不久应邀赴台湾参加陈水扁总统的“五二○”就职国宴，这一次的合作也有前迹可寻。
昨天民进党美东党部主委田台仁和顾问洪哲胜都到了，台湾人社团通过两枚升空的标语气球聊表心意。他们对昨天台湾人社团示威人数不如预期一事，解释说，仅管费力动员，但海外民运人士大多回避台独议题，再加上台湾人社团要为九月五日的千人示威养精蓄锐，双重因素影响了出席率。
至于民运与西藏社团的合作，从昨天的小动作观察起来也不及格。藏人从警察局申请到的“扩音器许可”只安排到下午两点，接下来由民运团体挂自己的扩音设备。可是民运方面却丝毫没有留人的意思，两点一到，竟然出现“换班”的滑稽场面。眼看着情绪激扬的藏人社团整队带往四十三街的小广场，“民运人士”得到的空位子一下子冷场了，讲好的“合作默契”也成空话。
结果是上午就到场、阵容最整齐、口号最激昂的五百多人藏人社团，在李鹏可能入场的三点钟，抢到了李鹏唯一无法规避的示威黄金地段，而在四条街外的民运人士们却一直远远观望，始终不肯接近李鹏车队行经的路线。一位西藏自由运动的老面孔说：“我们刚才要留在那里也可以，只要他们同我们一起喊‘中国滚出西藏’的口号就行。”
(世界日报 2000年9月3日 星期日)
陈水扁接见海外民运代表
台湾闹“文革”
总统亲自接见“绿卫兵”
据调查发现，“民运人士”多为善变的“多面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当年在国内为了获得提拔晋升、保送上大学、公费出国的机会，都曾向党组织表示“要把青春献给祖国”，还不惜出卖身边的朋友、同事、恩师甚至亲属，揭发他们如何对党不忠。而当这些“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却又摇身一变，争先恐后地投靠外国反华机构及台独势力，整天鹦鹉学舌般地叫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要求美国通过法案制裁中国，要求美国法院审判胡锦涛，要求台湾拒绝与大陆实现统一，甚至跑到李登辉跟前说“山东也可以独立”，跑到陈水扁跟前说“要把晚年献给台湾”等等。凡是有名利可图，“民运人士”什么都做得出，什么都说得出。以下仅以不久前某些“民运人士”受陈水扁接见时的丑恶表演为例，向公众展现他们见风使舵、见缝就钻的投机嘴脸。
2006年4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台湾当局为了干扰国际舆论对这次中、美两国首脑峰会的关注，蓄意煽动岛内的反华情绪，推行“去中国化”政策，于是特意安排“中国民运人士”抵达台湾，接受陈水扁的召见，并授意台湾媒体进行现场采访。
据悉，这次被陈水扁钦点召见的“中国民运人士”有阮铭、林保华（化名凌锋）、杨月清、曹长青、胡平、王策等人，长期以来他们在海外都致力于反华、台独、藏独以及监视和控制海外民运的间谍活动，深得台湾当局的宠幸。
尽管陈水扁向记者介绍说，访宾都是“伟大的异议分子”，也是他所崇敬的“政治良心犯”，但是，其中只有王策一人真正有过在中国被判刑和囚禁的经历，勉强称得上“政治良心犯”。1998年西班牙公民王策受台湾情报机关派遣潜入浙江省，企图控制大陆异议人士所组建的“中国民主党”，结果被判刑五年，后提前释放。
“伟大的异议分子”、“中国民运人士”林保华因受到“总统”亲自召见而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地向记者表示，对他而言，世界上“任何自由民主的地方”都可以是他的“祖国”，所以他准备“把自己的晚年献给台湾，希望能为台湾做一些事”。林保华还呼吁“总统”带领“执政团队”（即民进党）明快地解决目前台湾政局的纷扰（即肃清岛内反独呼声），并指出只有坚持“台湾的主权地位”，才能坚持“台湾的民主自由”。
另一位“伟大的异议分子”、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的阮铭则向“总统”提议，台湾应制定一部“政治庇护法”，收留从大陆投奔来台的“中国民运人士”。阮铭还强调，台湾应联合全世界的“自由力量”，“不让专制的中国来吞并台湾”。
颇有口才的“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则向“总统”提出三点看法：第一，“中国不可信”；第二，“中国不可躲”；第三，“中国不可怕”。他指出，中国目前正采取“以经促政”的统战策略，想把台湾纳入其“独裁政体”，因此，他支持陈水扁严控两岸的经贸往来，以免让中国“掏空台湾的经济”。
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主编胡平则向“总统”汇报了自己的观察和忧虑。他说，未来中国要么政治连同经济一起崩溃，要么就会发展成为“更为庞大的怪兽”，这样“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恐是一大危机”。其言外之意是，为了不让中国成为“人类文明”的“危机”，就必须得让“庞大的怪兽”中国彻底崩溃。
坐在一旁的“中国民运人士”王策这时也赶紧表示，他非常赞同“总统”日前向《费加洛日报》提出的五点主张，包括“中国不再打压台湾”、“中国公开宣示放弃对台动武的企图和准备”、“中国撤除对台所部署的全部飞弹”、“中国取消反分裂法”、“只要中国一日不实现民主，两岸就没有谈判的空间”等等。
最后，“总统”陈水扁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指出，“昨日的苏联”或许就是“明日的中国”。鉴于苏联已经解体，中国难免也将步其后尘。陈水扁不失时机地大声强调说，从“公投”到“终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主”，也就是要让台湾不能只有“终极统一”的唯一选项。再一次暴露了台湾当局以“民主”作幌子，妄图实现“终极分裂”的梦想。
许多身居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从台湾电视节目中看到这幕丑剧之后，都感到非常气愤，纷纷指出林保华、曹长青、胡平、阮铭、王策、杨月清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民运人士”，他们其实是台湾间谍，是恶棍和文痞。还有一些民运人士指出，上述几个人这次去台湾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配合陈水扁打所谓的“民主牌”，从而向他们的主子讨赏钱，发一笔横财。
有民运人士指出，王策当年赠给浙江民运人士王有才的一千美元根本就是“作秀”，非但帮不了国内民运什么忙，还给大陆当局全面镇压“中国民主党”提供了借口。还有民运人士指出，胡平、阮铭等人诋毁王炳章，挑起海外民运内斗，他们是民运的罪人。“文革”造反派出身的阮铭一贯多变，不是极左就是极右，如今又变成“急独”。阮铭的个人品行也十分卑劣，曾猥亵“六四”学生领袖柴玲，强奸未遂，还撰文诽谤公开反对台独的民运人士鲍戈，充当民进党当局的打手。
另外一些民运人士还指出，林保华的老婆杨月清平日里仗势欺人，骄横跋扈，对海外民运骂个不休，还逼迫民运人士赵品潞为其提供性服务，把“猛男”身子弄垮了。民运人士魏京生指出，曹长青、林保华在民运人士面前向来自称“不是民运人士”，还动辄“谴责”民运人士，但是当他们每次去台湾时，却大吹自己是“中国民运人士”，以谋取台湾当局资助“海外民运”的巨额经费，真是恬不知耻。
此外，同性恋者王丹3月15日跑到台湾协助陈水扁宣传“中国威胁论”的做法，也受到许多海外民运人士的批评。据台湾媒体报道，王丹在“国策研究院”公布“台海两岸及台湾对外关系”报告时表示，“如果十年后美国牵制中国的因素不存在了，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必然大增，台湾未来的前途恐非由两千三百万人决定。”王丹还说：“不管大象是不是要踩死兔子，台湾也无法改变就是兔子的现实。”
徐水良
2006年4月25日
总统亲自接见“绿卫兵”
据调查发现，“民运人士”多为善变的“多面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当年在国内为了获得提拔晋升、保送上大学、公费出国的机会，都曾向党组织表示“要把青春献给祖国”，还不惜出卖身边的朋友、同事、恩师甚至亲属，揭发他们如何对党不忠。而当这些“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却又摇身一变，争先恐后地投靠外国反华机构及台独势力，整天鹦鹉学舌般地叫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要求美国通过法案制裁中国，要求美国法院审判胡锦涛，要求台湾拒绝与大陆实现统一，甚至跑到李登辉跟前说“山东也可以独立”，跑到陈水扁跟前说“要把晚年献给台湾”等等。凡是有名利可图，“民运人士”什么都做得出，什么都说得出。以下仅以不久前某些“民运人士”受陈水扁接见时的丑恶表演为例，向公众展现他们见风使舵、见缝就钻的投机嘴脸。
2006年4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台湾当局为了干扰国际舆论对这次中、美两国首脑峰会的关注，蓄意煽动岛内的反华情绪，推行“去中国化”政策，于是特意安排“中国民运人士”抵达台湾，接受陈水扁的召见，并授意台湾媒体进行现场采访。
据悉，这次被陈水扁钦点召见的“中国民运人士”有阮铭、林保华（化名凌锋）、杨月清、曹长青、胡平、王策等人，长期以来他们在海外都致力于反华、台独、藏独以及监视和控制海外民运的间谍活动，深得台湾当局的宠幸。
尽管陈水扁向记者介绍说，访宾都是“伟大的异议分子”，也是他所崇敬的“政治良心犯”，但是，其中只有王策一人真正有过在中国被判刑和囚禁的经历，勉强称得上“政治良心犯”。1998年西班牙公民王策受台湾情报机关派遣潜入浙江省，企图控制大陆异议人士所组建的“中国民主党”，结果被判刑五年，后提前释放。
“伟大的异议分子”、“中国民运人士”林保华因受到“总统”亲自召见而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地向记者表示，对他而言，世界上“任何自由民主的地方”都可以是他的“祖国”，所以他准备“把自己的晚年献给台湾，希望能为台湾做一些事”。林保华还呼吁“总统”带领“执政团队”（即民进党）明快地解决目前台湾政局的纷扰（即肃清岛内反独呼声），并指出只有坚持“台湾的主权地位”，才能坚持“台湾的民主自由”。
另一位“伟大的异议分子”、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的阮铭则向“总统”提议，台湾应制定一部“政治庇护法”，收留从大陆投奔来台的“中国民运人士”。阮铭还强调，台湾应联合全世界的“自由力量”，“不让专制的中国来吞并台湾”。
颇有口才的“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则向“总统”提出三点看法：第一，“中国不可信”；第二，“中国不可躲”；第三，“中国不可怕”。他指出，中国目前正采取“以经促政”的统战策略，想把台湾纳入其“独裁政体”，因此，他支持陈水扁严控两岸的经贸往来，以免让中国“掏空台湾的经济”。
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主编胡平则向“总统”汇报了自己的观察和忧虑。他说，未来中国要么政治连同经济一起崩溃，要么就会发展成为“更为庞大的怪兽”，这样“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恐是一大危机”。其言外之意是，为了不让中国成为“人类文明”的“危机”，就必须得让“庞大的怪兽”中国彻底崩溃。
坐在一旁的“中国民运人士”王策这时也赶紧表示，他非常赞同“总统”日前向《费加洛日报》提出的五点主张，包括“中国不再打压台湾”、“中国公开宣示放弃对台动武的企图和准备”、“中国撤除对台所部署的全部飞弹”、“中国取消反分裂法”、“只要中国一日不实现民主，两岸就没有谈判的空间”等等。
最后，“总统”陈水扁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指出，“昨日的苏联”或许就是“明日的中国”。鉴于苏联已经解体，中国难免也将步其后尘。陈水扁不失时机地大声强调说，从“公投”到“终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主”，也就是要让台湾不能只有“终极统一”的唯一选项。再一次暴露了台湾当局以“民主”作幌子，妄图实现“终极分裂”的梦想。
许多身居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从台湾电视节目中看到这幕丑剧之后，都感到非常气愤，纷纷指出林保华、曹长青、胡平、阮铭、王策、杨月清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民运人士”，他们其实是台湾间谍，是恶棍和文痞。还有一些民运人士指出，上述几个人这次去台湾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配合陈水扁打所谓的“民主牌”，从而向他们的主子讨赏钱，发一笔横财。
有民运人士指出，王策当年赠给浙江民运人士王有才的一千美元根本就是“作秀”，非但帮不了国内民运什么忙，还给大陆当局全面镇压“中国民主党”提供了借口。还有民运人士指出，胡平、阮铭等人诋毁王炳章，挑起海外民运内斗，他们是民运的罪人。“文革”造反派出身的阮铭一贯多变，不是极左就是极右，如今又变成“急独”。阮铭的个人品行也十分卑劣，曾猥亵“六四”学生领袖柴玲，强奸未遂，还撰文诽谤公开反对台独的民运人士鲍戈，充当民进党当局的打手。
另外一些民运人士还指出，林保华的老婆杨月清平日里仗势欺人，骄横跋扈，对海外民运骂个不休，还逼迫民运人士赵品潞为其提供性服务，把“猛男”身子弄垮了。民运人士魏京生指出，曹长青、林保华在民运人士面前向来自称“不是民运人士”，还动辄“谴责”民运人士，但是当他们每次去台湾时，却大吹自己是“中国民运人士”，以谋取台湾当局资助“海外民运”的巨额经费，真是恬不知耻。
此外，同性恋者王丹3月15日跑到台湾协助陈水扁宣传“中国威胁论”的做法，也受到许多海外民运人士的批评。据台湾媒体报道，王丹在“国策研究院”公布“台海两岸及台湾对外关系”报告时表示，“如果十年后美国牵制中国的因素不存在了，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必然大增，台湾未来的前途恐非由两千三百万人决定。”王丹还说：“不管大象是不是要踩死兔子，台湾也无法改变就是兔子的现实。”
徐水良
2006年4月25日
台湾官员谈论民运各派人物
泄密事件导致恐慌 “海外民运”有特务嫌疑
“国安局”、“海基会”官员谈“海外民运”各色人物
颜万进：我们在寻求主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是独裁暴政，没有人权，以此形塑国际压力，维系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为了找到这方面议题，台湾一直找海外的“民运分子”合作。你一定对他们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蒋经国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在内部设立了“移山专案”、“文正专案”；李前总统当政时期，也设立过“致广专案”、“志翔专案”；现在我们着重部署“二王专案”，重新调整“海外民运”的格局。这些都尚属机密，不料被台湾传媒报道出去，使我们倍感压力。当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海外民运”那边，他们之中有人对经费的重新分配不满，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们的机密文件，挟怨报复。
颜万进：我看过《联合报》的报道，你们初步侦查断定泄密者是薛伟（《北京之春》经理）。我问过王丹和徐斯俭，他们都认为，虽然目前无法查获证据，但必须加强防范。薛伟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说是四川人，曾经因为强奸罪在当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一再被移民局驳回，费了多年周折。后来他找到王炳章，参加“民联”组织，表现积极反共，才打赢官司。他自称其父是国民党军官，被共匪击毙，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结果被冤枉强奸女生。这段历史根本无法考证，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也不叫王元泰，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只有一人在美国认出他曾在同一所监狱服刑，说他是强奸犯，不是“反革命”。
颜万进：这个人据说因为在美国娶了台湾老婆后开始走运。那个女人叫钟淑梅，在《世界日报》接广告，她的父亲曾在“军情局”任职。刺杀作家江南的台湾情报员在美国被通缉之际，薛伟曾帮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湾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伟。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说薛伟的人品靠不住，犯过强奸罪，常嫖妓，但当时我们却认为这些把柄和弱点正好便于我们控制他。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薛伟从此与王炳章结怨，闹得不可开交。“倒王风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动的，他们逼王炳章把我们给“民联”的秘密经费账本交出来，王不交，他们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这个《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开除出组织，从此“海外民运”走向瓦解。
颜万进：薛伟这个人劣迹斑斑，厚颜无耻，常自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与胡平、刘青狼狈为奸，热衷于内斗和造谣诽谤。我听“港支联”的人说，薛伟的姘妇叫张菁，两人在香港及来台湾活动时都在酒店开房奸宿。张菁挑唆徐水良诋毁鲍戈、王炳章。
薛石民：“国安局”在“民运分子”中选择合作对象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对王丹很满意。阿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论那阵子，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吓得民众以为共军就要打过来了。这时王丹配合我们搞文宣，说中共正在忙于开“十六大”和内斗，根本顾不上台湾。他呼吁民众不要怕，要支持陈总统。王丹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对台湾非常不利，便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和我们一条心。
颜万进：可是薛伟、刘青却反复向我们说，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墙头草”，虚荣心强，没有真才实学，而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说，王丹经常去台湾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听了非常生气，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对王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薛石民：“民运分子”受共产党教育，骨子里总有“大中国情结”。他们向我们要钱，知道讨好我们，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说“主权高于人权”，但是，一旦两岸出事，仍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所以“国安局”制定了八条原则：“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颜万进：我觉得曹长青、阮铭、王丹、王军涛、胡平、林保华、张伟国、刘晓波、焦国标、张林等还是靠得住的。刘晓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张林也写文章说“这条黄河应该干枯，这个国家应该解体，这个民族应该绝种”。
薛石民：你太书生气了。他们中国人都很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们不怕他们公开反对台独，就怕他们背地里捣鬼。记得那次鲍戈在《星岛日报》上批“一边一国”，指责我国对赛尔维亚足球队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湾妇女的人权。我们立刻打电话给刘青和薛伟，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谁料他们各怀鬼胎，两边都不得罪人，只是在私下场合说一些鲍戈坏话，结果不了了之。
颜万进：阮铭不错，他在《南方快报》专栏回击鲍戈，指出“反台独就是反台湾”，“反台独就是反民主”，鲍戈是“中共在纽约的代理人”。后来鲍戈又搞了一个“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提出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
薛石民：“反独促统”？跟北京“国台办”唱一个调！你不知道，如今“民运分子”都很会投机，他们一会儿争先恐后地祝贺阿扁当选总统，庆祝民进党赢了大选，可是，一会儿又跑去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总统时也能给他们钱。国民党现在搞“联共卖台”，看北京脸色行事。为了讨好共产党，总有一天“民运分子”都会被他们抛弃。魏京生不就已经被甩了？
颜万进：台湾有一些“统派”分子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我们邀请曹长青、王丹到台湾来演讲，讨论“一边一国”，可是，统派分子居然殴打曹长青。太嚣张了。而在“海外民运”那边，鲍戈也动不动就骂薛伟、刘青、林樵清是“台湾特务”，还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鲍戈从前在中国搞对日索赔，是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无可救药。好在“海外民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休想得逞。项小吉是鲍戈的死对头，他反对鲍搞对日索赔，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还有北明和远志明，他们都撰文认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胡平也曾为北约炸毁中国使馆辩护过。焦国标也写文章说，当年韩战时期美军应该“直捣北京城”。
颜万进：近来中国和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明摆着是威胁台湾。王丹为此一连赶写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说了我们要说的。
薛石民：曹长青说，王丹、胡平、林保华、阮铭写东西老是相互抄来抄去，大同小异，还一稿多投。而那个魏京生，他只会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根本写不出东西。他拿了我们的钱，在美国马里兰买了别墅和庄园。这些年来我们在“民运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亿新台币，不算少了。我们还以“校友会”向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让王丹等“民运分子”不经考试而拿到美国学位，或聘为“访问学者”。
颜万进：他们中有些人英文实在不行，在美国的大学里混不下去，于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陆研究中心”就聘他们当“研究员”，或安排到电台和报社当“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吾尔开希、阮铭、王丹等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陆“民运分子”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被聘为“时事评论员”，或者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资助，都得靠我方负责台美关系事务的人士热心推荐。我们还曾支持他们整合“海外民运”，召开“合并大会”或“联席会议”，设立网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协助我国拓展国际空间，为台湾发声。有时我们还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或“杰出新闻工作者奖”以资鼓励。
颜万进：据我知道，几个立场可靠的“民运分子”，都被“台湾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文教中心”邀请去演讲过，并受邀出席“经文处”的国庆招待会，有的还受到阿扁总统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其中阮铭还被聘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薛石民：我记得，阿扁总统曾接见过王丹和贝岭，吕副总统曾接见过林保华、杨月清。其他“民运分子”，如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谢万军、石磊等，也在民进党执政后被安排来台与我们会面。唐元隽在台湾时间较长，受过我们的直接指导，他去美国之后主要协助洪哲胜和薛伟工作。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都敢于在网上批鲍戈，干得很棒。可是谢万军、石磊没动静，碍于情面，今后我们不会再请他们。
颜万进：批鲍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诬赖鲍戈拿了“民联阵-自民党”一万元工资，结果激怒鲍戈，扬言要到“经文处”抗议，后来被林樵清劝阻。徐水良、张菁、阮铭、纪晓峰说鲍戈是“共谍”，结果起了反效果，鲍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
薛石民：在“民运分子”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纸上看到鲍戈出狱返回上海的新闻。当时他向美联社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力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世界日报》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我看过后吃了一惊，以为大陆好像要“变天”了。
颜万进：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大概这是头一次有人公开说这样的大话。此人真狂妄，胆子不小。许多“民运分子”在国外说自己如何反共，但他们在大陆时究竟是什么人却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陆公开搞对抗的人，其实都接受外国资助和指使。
薛石民：对，魏京生、王丹就是这样的。那个叫吴弘达的，经常吹嘘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偷渡、盗窃及猥亵妇女而被“劳动教养”过两次，释放后“留场就业”。美国方面称他是“勇敢的斗士”，并为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是，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时却什么都交代，还写了“悔罪书”，并承认那些“劳改产品”其实是从乌鲁木齐街头集市上买来的。大陆的电视上播出吴弘达认罪的镜头，丢尽了“民运分子”的脸。
颜万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讨厌“民运分子”撒谎。以前薛伟一直对外界说《北京之春》没拿台湾的钱，还假惺惺指责“共谍”造谣，结果他自己后来向媒体说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们两亿新台币，要他们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报。这个强奸犯坏透了！
薛石民：还有人指责杨周、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惯于撒谎。这几个都曾自称“狱中病危”，要求“保外就医”，还呼吁海外营救和捐款。结果他们出来后，却根本没什么大病。他们这样做，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民运分子”要诚实，扯谎无济于事。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后来韩立法、杨勤恒释放后都说确有此事。
颜万进：我也记得此事。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试想，倘若鲍戈所言不实，当初在上海时公安就可以再抓他，况且当局至今未否认。
薛石民：这个吴弘达一贯信口雌黄，只能骗骗美国人。他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美国那边，另一个排斥鲍戈的人是刘青。由于鲍戈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呼声”组织，刘青担心“亚洲人权观察”会重视鲍戈，日后替换他。此外，刘青还把卢四清看作威胁，不断提醒我们说卢四清是“共谍”，要求我们不要资助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颜万进：吴弘达和刘青是一路货色。“民运分子”不争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内斗上，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伤不了共产党一根毫毛，还使台湾被白白骗去十多亿新台币。他们有了钱就去赌，就去嫖，有人说刘青在美国的赌场里已经输了七十多万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运分子”纪念“六四”都要我们给钱，这个来要了之后，那个又来要，从不一同来要。大陆总理李鹏访美那阵子，魏京生说要发动几千人示威，还要组织一百辆车的车队游行。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之后，结果一辆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连同记者加上一些申请庇护的人，一共才找来五十人。人数这么少，而他们却还聚集在街旁的花园里相互攻击，对骂“特务”。到后来只有藏独团体冲着李鹏的车队高喊“中国从西藏滚出去！”
颜万进：这些人除了说“中国五年之内要奔溃”、“中国很快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王军涛、陈破空最近又搞出个“宪政之友”，你看吧，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壳，说他们联络了多少人，要我们往里面抛钱，可是永远也看不见任何成效。
薛石民：陈破空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满肚子坏水，有缝就钻，连姓名都是假的。“民运分子”每年都会成立五六个新组织，可是我们往名单上一看，还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十几个头衔，其实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八、九十人。这个“党”的，那个“会”的，往往都只有一、两人，名单全是编的，好多人被盗用了名字还蒙在鼓里。他们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颜万进：本来人就少，还这一派、那一派的，斗个没完。据说他们现在开会担心没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务所打招呼，求他们帮忙找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来“充实会场”。还有，他们与法轮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请求大法弟子们来“充实会场”。
薛石民：“民运分子”租会场、住酒店、乘飞机、请吃请喝，自己从来没掏过钱。我们给的钱少了，他们就反过来咬我们。薛伟和钱达还向《自由时报》说，如果台湾停发经费，他们将公布更深一层的“内幕”。真是一群疯狗。以前他们说“北美自由论坛”经常出现揭露他们的文章，我们就把它关了，可是，现在互联网上到处充斥谩骂他们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觉得都是“民运分子”相互揭短、挖疮疤，没拿到钱的把拿钱的当攻击目标。
颜万进：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从我们这里拿钱的“民运分子”，都不想让别人拿到钱，巴不得参与项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沦为穷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象个火药桶子，一见火星就爆炸。我们确实很为难，无法解决得了，就随他们去吧。
“国安局”、“海基会”官员谈“海外民运”各色人物
颜万进：我们在寻求主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是独裁暴政，没有人权，以此形塑国际压力，维系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为了找到这方面议题，台湾一直找海外的“民运分子”合作。你一定对他们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蒋经国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在内部设立了“移山专案”、“文正专案”；李前总统当政时期，也设立过“致广专案”、“志翔专案”；现在我们着重部署“二王专案”，重新调整“海外民运”的格局。这些都尚属机密，不料被台湾传媒报道出去，使我们倍感压力。当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海外民运”那边，他们之中有人对经费的重新分配不满，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们的机密文件，挟怨报复。
颜万进：我看过《联合报》的报道，你们初步侦查断定泄密者是薛伟（《北京之春》经理）。我问过王丹和徐斯俭，他们都认为，虽然目前无法查获证据，但必须加强防范。薛伟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说是四川人，曾经因为强奸罪在当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一再被移民局驳回，费了多年周折。后来他找到王炳章，参加“民联”组织，表现积极反共，才打赢官司。他自称其父是国民党军官，被共匪击毙，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结果被冤枉强奸女生。这段历史根本无法考证，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也不叫王元泰，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只有一人在美国认出他曾在同一所监狱服刑，说他是强奸犯，不是“反革命”。
颜万进：这个人据说因为在美国娶了台湾老婆后开始走运。那个女人叫钟淑梅，在《世界日报》接广告，她的父亲曾在“军情局”任职。刺杀作家江南的台湾情报员在美国被通缉之际，薛伟曾帮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湾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伟。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说薛伟的人品靠不住，犯过强奸罪，常嫖妓，但当时我们却认为这些把柄和弱点正好便于我们控制他。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薛伟从此与王炳章结怨，闹得不可开交。“倒王风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动的，他们逼王炳章把我们给“民联”的秘密经费账本交出来，王不交，他们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这个《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开除出组织，从此“海外民运”走向瓦解。
颜万进：薛伟这个人劣迹斑斑，厚颜无耻，常自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与胡平、刘青狼狈为奸，热衷于内斗和造谣诽谤。我听“港支联”的人说，薛伟的姘妇叫张菁，两人在香港及来台湾活动时都在酒店开房奸宿。张菁挑唆徐水良诋毁鲍戈、王炳章。
薛石民：“国安局”在“民运分子”中选择合作对象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对王丹很满意。阿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论那阵子，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吓得民众以为共军就要打过来了。这时王丹配合我们搞文宣，说中共正在忙于开“十六大”和内斗，根本顾不上台湾。他呼吁民众不要怕，要支持陈总统。王丹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对台湾非常不利，便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和我们一条心。
颜万进：可是薛伟、刘青却反复向我们说，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墙头草”，虚荣心强，没有真才实学，而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说，王丹经常去台湾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听了非常生气，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对王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薛石民：“民运分子”受共产党教育，骨子里总有“大中国情结”。他们向我们要钱，知道讨好我们，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说“主权高于人权”，但是，一旦两岸出事，仍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所以“国安局”制定了八条原则：“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颜万进：我觉得曹长青、阮铭、王丹、王军涛、胡平、林保华、张伟国、刘晓波、焦国标、张林等还是靠得住的。刘晓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张林也写文章说“这条黄河应该干枯，这个国家应该解体，这个民族应该绝种”。
薛石民：你太书生气了。他们中国人都很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们不怕他们公开反对台独，就怕他们背地里捣鬼。记得那次鲍戈在《星岛日报》上批“一边一国”，指责我国对赛尔维亚足球队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湾妇女的人权。我们立刻打电话给刘青和薛伟，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谁料他们各怀鬼胎，两边都不得罪人，只是在私下场合说一些鲍戈坏话，结果不了了之。
颜万进：阮铭不错，他在《南方快报》专栏回击鲍戈，指出“反台独就是反台湾”，“反台独就是反民主”，鲍戈是“中共在纽约的代理人”。后来鲍戈又搞了一个“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提出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
薛石民：“反独促统”？跟北京“国台办”唱一个调！你不知道，如今“民运分子”都很会投机，他们一会儿争先恐后地祝贺阿扁当选总统，庆祝民进党赢了大选，可是，一会儿又跑去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总统时也能给他们钱。国民党现在搞“联共卖台”，看北京脸色行事。为了讨好共产党，总有一天“民运分子”都会被他们抛弃。魏京生不就已经被甩了？
颜万进：台湾有一些“统派”分子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我们邀请曹长青、王丹到台湾来演讲，讨论“一边一国”，可是，统派分子居然殴打曹长青。太嚣张了。而在“海外民运”那边，鲍戈也动不动就骂薛伟、刘青、林樵清是“台湾特务”，还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鲍戈从前在中国搞对日索赔，是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无可救药。好在“海外民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休想得逞。项小吉是鲍戈的死对头，他反对鲍搞对日索赔，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还有北明和远志明，他们都撰文认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胡平也曾为北约炸毁中国使馆辩护过。焦国标也写文章说，当年韩战时期美军应该“直捣北京城”。
颜万进：近来中国和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明摆着是威胁台湾。王丹为此一连赶写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说了我们要说的。
薛石民：曹长青说，王丹、胡平、林保华、阮铭写东西老是相互抄来抄去，大同小异，还一稿多投。而那个魏京生，他只会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根本写不出东西。他拿了我们的钱，在美国马里兰买了别墅和庄园。这些年来我们在“民运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亿新台币，不算少了。我们还以“校友会”向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让王丹等“民运分子”不经考试而拿到美国学位，或聘为“访问学者”。
颜万进：他们中有些人英文实在不行，在美国的大学里混不下去，于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陆研究中心”就聘他们当“研究员”，或安排到电台和报社当“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吾尔开希、阮铭、王丹等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陆“民运分子”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被聘为“时事评论员”，或者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资助，都得靠我方负责台美关系事务的人士热心推荐。我们还曾支持他们整合“海外民运”，召开“合并大会”或“联席会议”，设立网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协助我国拓展国际空间，为台湾发声。有时我们还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或“杰出新闻工作者奖”以资鼓励。
颜万进：据我知道，几个立场可靠的“民运分子”，都被“台湾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文教中心”邀请去演讲过，并受邀出席“经文处”的国庆招待会，有的还受到阿扁总统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其中阮铭还被聘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薛石民：我记得，阿扁总统曾接见过王丹和贝岭，吕副总统曾接见过林保华、杨月清。其他“民运分子”，如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谢万军、石磊等，也在民进党执政后被安排来台与我们会面。唐元隽在台湾时间较长，受过我们的直接指导，他去美国之后主要协助洪哲胜和薛伟工作。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都敢于在网上批鲍戈，干得很棒。可是谢万军、石磊没动静，碍于情面，今后我们不会再请他们。
颜万进：批鲍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诬赖鲍戈拿了“民联阵-自民党”一万元工资，结果激怒鲍戈，扬言要到“经文处”抗议，后来被林樵清劝阻。徐水良、张菁、阮铭、纪晓峰说鲍戈是“共谍”，结果起了反效果，鲍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
薛石民：在“民运分子”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纸上看到鲍戈出狱返回上海的新闻。当时他向美联社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力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世界日报》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我看过后吃了一惊，以为大陆好像要“变天”了。
颜万进：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大概这是头一次有人公开说这样的大话。此人真狂妄，胆子不小。许多“民运分子”在国外说自己如何反共，但他们在大陆时究竟是什么人却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陆公开搞对抗的人，其实都接受外国资助和指使。
薛石民：对，魏京生、王丹就是这样的。那个叫吴弘达的，经常吹嘘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偷渡、盗窃及猥亵妇女而被“劳动教养”过两次，释放后“留场就业”。美国方面称他是“勇敢的斗士”，并为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是，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时却什么都交代，还写了“悔罪书”，并承认那些“劳改产品”其实是从乌鲁木齐街头集市上买来的。大陆的电视上播出吴弘达认罪的镜头，丢尽了“民运分子”的脸。
颜万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讨厌“民运分子”撒谎。以前薛伟一直对外界说《北京之春》没拿台湾的钱，还假惺惺指责“共谍”造谣，结果他自己后来向媒体说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们两亿新台币，要他们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报。这个强奸犯坏透了！
薛石民：还有人指责杨周、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惯于撒谎。这几个都曾自称“狱中病危”，要求“保外就医”，还呼吁海外营救和捐款。结果他们出来后，却根本没什么大病。他们这样做，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民运分子”要诚实，扯谎无济于事。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后来韩立法、杨勤恒释放后都说确有此事。
颜万进：我也记得此事。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试想，倘若鲍戈所言不实，当初在上海时公安就可以再抓他，况且当局至今未否认。
薛石民：这个吴弘达一贯信口雌黄，只能骗骗美国人。他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美国那边，另一个排斥鲍戈的人是刘青。由于鲍戈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呼声”组织，刘青担心“亚洲人权观察”会重视鲍戈，日后替换他。此外，刘青还把卢四清看作威胁，不断提醒我们说卢四清是“共谍”，要求我们不要资助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颜万进：吴弘达和刘青是一路货色。“民运分子”不争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内斗上，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伤不了共产党一根毫毛，还使台湾被白白骗去十多亿新台币。他们有了钱就去赌，就去嫖，有人说刘青在美国的赌场里已经输了七十多万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运分子”纪念“六四”都要我们给钱，这个来要了之后，那个又来要，从不一同来要。大陆总理李鹏访美那阵子，魏京生说要发动几千人示威，还要组织一百辆车的车队游行。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之后，结果一辆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连同记者加上一些申请庇护的人，一共才找来五十人。人数这么少，而他们却还聚集在街旁的花园里相互攻击，对骂“特务”。到后来只有藏独团体冲着李鹏的车队高喊“中国从西藏滚出去！”
颜万进：这些人除了说“中国五年之内要奔溃”、“中国很快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王军涛、陈破空最近又搞出个“宪政之友”，你看吧，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壳，说他们联络了多少人，要我们往里面抛钱，可是永远也看不见任何成效。
薛石民：陈破空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满肚子坏水，有缝就钻，连姓名都是假的。“民运分子”每年都会成立五六个新组织，可是我们往名单上一看，还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十几个头衔，其实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八、九十人。这个“党”的，那个“会”的，往往都只有一、两人，名单全是编的，好多人被盗用了名字还蒙在鼓里。他们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颜万进：本来人就少，还这一派、那一派的，斗个没完。据说他们现在开会担心没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务所打招呼，求他们帮忙找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来“充实会场”。还有，他们与法轮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请求大法弟子们来“充实会场”。
薛石民：“民运分子”租会场、住酒店、乘飞机、请吃请喝，自己从来没掏过钱。我们给的钱少了，他们就反过来咬我们。薛伟和钱达还向《自由时报》说，如果台湾停发经费，他们将公布更深一层的“内幕”。真是一群疯狗。以前他们说“北美自由论坛”经常出现揭露他们的文章，我们就把它关了，可是，现在互联网上到处充斥谩骂他们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觉得都是“民运分子”相互揭短、挖疮疤，没拿到钱的把拿钱的当攻击目标。
颜万进：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从我们这里拿钱的“民运分子”，都不想让别人拿到钱，巴不得参与项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沦为穷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象个火药桶子，一见火星就爆炸。我们确实很为难，无法解决得了，就随他们去吧。
王丹公开支持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
赠 王 丹
朝求台湾财，
暮伴台男睡。
至今吃六四，
全靠广场鬼。
---- 封从德
民进党邀同性恋者王丹到台北挺“废统”顿时激怒海外民运
---- 聚焦“海外民运”在台湾问题上的尖锐冲突
● “只有李肇星生气”的怪话让王丹无地自容
２００６年３月８日，台湾“陆委会”在“立法院”提议，将北京《反分裂法》颁布之日定为“反侵略日”，并表示要推出一部《反侵略法》。然而当天出版的台湾《联合报》却以《扁废统也废掉台独人气，绿营３１８游行抓不到“壮丁”》为标题，披露民进党内部人心涣散，吕秀莲、游锡坤、苏贞昌等深感忧虑。眼看情势不妙，民进党特意安排“民运人士”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讲，为不久前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废统”）站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令人诧异的是，王丹在“立法院”发言时，居然无视“废统”业已引起中国和美国的强烈谴责，岛内过半民意反对，以及反对党要罢免陈水扁的事实，而鼓吹什么“终统”不会引发很大的冲突，美国也不至于有太强烈的反应，台湾不必担心两岸关系有“实质变动”。最后，王丹还一鸣惊人地说：“至于‘终统’一事，除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之外，其他人并不生气。”
次日，王丹、胡平等人受到“陆委会”主委吴钊燮的亲自接见。王丹向吴钊燮表示，美国与台湾在“推动”中国民主化上，有共同利益，他希望台湾当局加强与“民运人士”的制度化联系。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志社（“北春”）的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和《中国时报》披露，“北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当局收集的２５０件情报，为此台“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３月８日王丹在“立法院”支持“废统”的消息传至美国，“民运人士”王希哲气得脸色铁青，当即写了一遍《王丹，你又错了！》的公开信发表于网上。王希哲严肃地指出：“王丹，在为台独张目的言论上，你错过几次。我批评过你，你诚实地接受，怎么这次又错？（对于‘废统’）你怎么知道‘其他人并不生气’？你不生气可以，你怎么代替人家说话？除了李肇星他老李生气，我老王生气没有，你知道吗？你作为一名中国人不但不生气，反为其捧场，站到了反对‘终极统一’的立场，更是错误的。”
王丹顿时慌了手脚，马上抵赖和狡辩，拼凑出一篇《王丹对于台湾问题的几点声明》作为回应。这个同性恋者说：“我的原话是说‘在中共政治局内部，对于处理终统事件的意见分歧很大，除了李肇星，看不出别人很生气的样子’。”
王希哲一看火了，当天又发表《驳王丹先生无力而可笑的辩解》，直戳王丹的要害。他写道：“世上的事真无独有偶。陈水扁要把自己‘废统’的话吃回去，便说那是媒体的报道有误；王丹要把自己在台湾为‘废统’打气的话吃回去，也学会了说，那是媒体报道的有误。怎么如此的青出于‘绿’而胜于‘绿’？好家伙，王丹这回‘应民进党之邀在立法院演说’，没别的，原来是去公开卖弄他掌握的中共最核心的机密情报的呀！”
接着，王希哲又指出：“王丹，你的记性并不好。我曾批评你跟着绿党骂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不妥，你不承认，说你决不会这样骂，竟向我要证据。我把你的白纸黑字给你了，你才说‘哦，有这个事。我自己不记得了！’这回说话才几天？你又‘不记得了’吗？一个人政治人物的立场，最重要的，不在于他说过什么，而是看他事实站在哪一边。在岛内外中国人民反对台独斗争的每一个严重关头，王丹，你曾经站到过一次反台独力量的一边没有？每一次，你从来都站在台独势力的一边，为其张目，为其辩护，为其阴阳怪气地站台，这难道不是事实？这难道还不是你事实支持台独立场的证据？”
最后，王希哲质问王丹说：“台湾‘立法会’请你，‘陆委会’请你，民进党‘中常会’开会也请你，倘若你不支持台独，台独会那么爱你？你姓王我也姓王，怎么台独就偏欢迎你王而不欢迎我王？难道你那么福气？这次陈水扁‘废统’，除了台独分子外，全中国人批评，美国批评，怎么就不见你王丹批评？在这斗争的严重关头，你不批评，还去为‘废统’站台、作证、背书，为他们打气说‘废统不会有什么强烈反映’。”
其实早在２００２年８月，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解放军为此加紧抢滩登陆军事演习，台湾朝野高度紧张之际，王丹也曾突然现身台北。８月１１日，王丹在座谈会上分析局势，认为台湾是“太多虑了”，呼吁在座要支持陈总统。当时王丹也是这般阴阳怪气地说：“北京当局目前正忙于‘十六大’的高层人事布局，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几年以后，目前在台上的中共高官会有多少人继续留在政治圈都没人知道，台湾实在不必在这方面花太多心思。”其腔调和伎俩同这次支持“废统”如出一辙。
● “无与伦比的喜悦”曾经冲昏了魏京生的头
听到王丹、胡平打着“民运领袖”的幌子到台湾“立法院”去支持“废统”的消息，“海外民运”象炸开了锅一样热闹，有的还把网上流传甚广的《王丹到台湾卖屁股，费尽心计向陈水扁表忠心》一文打印下来传真给别人看。这时，沉寂多年的魏京生终于坐不住了，３月８日也上网发表了一篇《心血来潮讲点民运和台独关系史，以正视听》的文章，向外界证实台湾当局收买“民运人士”为台独帮腔并非中共造谣，而确有其事。魏京生指出，台湾当局一方面百般吹捧和豢养那些配合台独的“民运人士”，把他们包装成“领袖”，并使之“乍富”，甘心当走狗，而另一方面则对那些不支持台独的“民运人士”进行“修理”（即诽谤、排斥和孤立）。
魏京生写道：“民进党立场鲜明，只反对不支持台独的民运，只收买支持台独的‘民运’。这种政策即坏了‘啥啥领袖’的好名声，又帮了中共统战部的忙。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基本看法就是；民运都是些要饭的，支持台独就给钱，不支持台独干嘛给钱。‘不见兔子不撒鹰嘛’，可以理解。为了大道理咱就假装看不见那些乍富小人的嘴脸吧。我理解但是不能和外人说的是----为了使民运统一支持台独，他们得帮‘啥啥领袖’创造条件。一张脸拿出来拍或激那些支持民运的人去支持台独，这时候像小猫叫得一样温柔；另一张脸拿来修理那些不支持台独的民运人士，特别是那些公开反对台独的民运人士（如王希哲先生等）。阴阳脸儿遮起来的时候，甚至可以放手修理那些不支持台独的民运人士。哪怕你帮台湾说过话也没关系，反正遮着脸哪。”
魏京生、王希哲原先都是“帮台湾说话”的人，因为实在忍受不住台湾当局控制“民运人士”的下流手段，如今都被逼反了。１９９９年１２月，魏京生曾公开向李登辉表示“山东也可以独立”，台北方面为此特意让“北春”出面为他张罗“民运联席会议”，封他当“民运领袖”。２０００年５月陈水扁即位“总统”宝座时，魏京生还曾发去一封题为《与陈总统分享无与伦比的喜悦》的贺信，信中与阿扁称兄道弟。王希哲也曾对台湾充满向往，１９９６年刚踏足美国，便公开宣布要加入李登辉的国民党。２００５年王希哲与徐文立筹备“民主政党联盟”时，为了表达与台湾的合作意愿，特意让“北春”经理王元泰（化名“薛伟”的台湾间谍，台独藏独分子）当秘书长。可是，他们都没料到自己最终会落到被民进党当局打入冷宫的尴尬境地。民进党如今找到了更称心的“合作者”----阮铭、王丹、王军涛、林保华、曹长青、刘晓波、胡平、陈破空、纪晓峰、贝岭等。
王希哲的《王丹，你又错了！》、《驳王丹先生无力而可笑的辩解》两篇文章撕光了王丹的画皮，让台湾当局操纵“海外民运”的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王丹在洛杉矶市的同志男友蒋品超见状跳了出来，也写了一篇《政治是一种影响力----为王丹等朋友就王希哲言论致民运人士》张贴在互联网上，进行反击。蒋品超指出：“政治是需要影响力的，而影响力是建立在对某种事物各自共有的彼此利益的基础上。”他认为，王丹与台独有共同的利益，通过双方的结合可以形成“政治影响力”。他毫不含糊地点出王丹支持“废统”是为了从民进党当局那里获得“利益”和“政治影响力”，从而彻底否定了王丹原先经常自我标榜的“无欲则刚”。
针对王希哲质问王丹“你姓王我也姓王，怎么台独就偏欢迎你王而不欢迎我王？你那么福气？”之说，蒋品超冷嘲热讽道：“王希哲实在大言不惭，如此自比，也不想想人们望此言会掩口而笑。不说影响力，单就你性格中的无聊捣蛋不以正事为业，台独欢迎你不是白痴才怪。要知道不管他台独是装还是闹，至少一点，在他们那里台独的口号是他们赖以在台湾社会立足的基石！难道他把你这种角色弄进去添乱、砸自己的牌子？”接着，蒋品超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古话说‘无欲则刚’，现在王希哲可以说自己对台独没有欲望，确实如此，因为王希哲无能力让自己对台独产生欲望，原因是台独对你已无欲望。”
● “斩断台独逃亡路”暴露了鲍戈的反台心态
台湾当局其实并不要求“民运人士”直接表态支持台独，只要求他们在具体行动上积极配合，比如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抗议北京颁布《反分裂法》，谴责大陆拘捕涉嫌台谍案件的外国侨民，呼吁“六四不平反，两岸不统一”，等等。在统独问题上，台湾当局要求“民运人士”至少认同“两国并存”，或者未来只能以“邦联”形式维系；而在理论方面，则要求“民运人士”批判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淡化中国人的“主权意识”和“国家认同”等观念。不过，由于台湾当局的控制手段过于粗暴和势利，难免引起“民运人士”的反感。近年来“民运人士”公开反独的事件时有发生，比如鲍戈参加统派集会，徐水良批胡平，王希哲批洪哲胜及王丹，魏京生批林保华、郑毅批民进党等等，其中尤以鲍戈的活动最为突出，多次被新闻媒体报道。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世界日报》发表鲍戈赞扬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伍佛维茨表示反对台独的公开信。鲍戈在致函中称，“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台海两岸的政策多被曲解为倾向于同情台独势力和为其撑腰，同时亦有人不断煽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这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变为负面，以致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做法都也被解读为‘反华’。中美愈对抗，愈助长中国政治保守势力抵御西方价值观，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两岸成为现代战争的策源地。”鲍戈指出，台独将毁灭台湾，而决不是“保卫台湾的民主”。他说：“台湾只有融入中国社会，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潜力也不会衰竭。”
同年６月４日，鲍戈在纽约纪念六四的集会上宣布成立“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提出“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的十六字方针，公开与刘青、魏京生等人决裂。当时《星岛日报》以《六四纪念首现“双胞胎”，“台独”分歧成决裂主因》为题报道了这一冲突。鲍戈向记者解释说，在海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难避免外部势力以他们的价值观来误导海外民运，比如台独势力、藏独团体以及美国的一些反华人士，总想插手民运，让民运为其所用，某杂志社（即“北春”）亦曾盗用民运的名义与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另外还有人跑到台湾前总统李登辉面前投其所好，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对海外民运造成负面影响，这也是他们这一方所不能接受的。鲍戈说：“既然大家政见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台湾当局获悉后很快做出反应，由“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在台湾《南方快报》上发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运》一文，直指鲍戈是“中国政府黑手”。阮铭写道：“纽约双包案的重要动向，是中国正在采取分裂海外民运和对台‘反独促统’互相结合的策略。亦即两个分裂：从内部分裂中国民主运动，从内部分裂台湾国家认同。‘反独’即反台。台湾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从未受共产中国统治，不是中国的一部份，也不是美国或其它任何国家的一部份。台湾受荷兰、明郑、满清、日本、中国国民党外来政权统治的历史已经终结。联合国或其它外国不承认台湾，那是联合国或其它外国的历史错误。不承认客观事实的驼鸟政策并不影响客观事实的存在。台湾不受任何外国统治的独立存在既然是一个事实，所谓‘反独’就是图谋改变台湾独立存在的事实，‘反独’就是反台。‘反独’即反台！”
８月１０日，鲍戈突然出现在纽约侨团欢迎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津平访美的餐会上，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喝斥台独分子“把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身家性命捆绑于战争的火药桶上”，引起会场哗然。鲍戈还呼吁，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对“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绳之以法。《星岛日报》指出，“这是陈水扁总统８月３日提出‘一边一国论’之后，大陆持不同政见人士首次公开发表反台独言论。”
报道透露，鲍戈在会场上说：“台独势力为了媚日求宠，竟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蹂躏台湾和签订《马关条约》，还公然诬蔑被日军强征的台湾‘慰安妇’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湾势力又为了拉拢所谓的‘友邦’，竟然对‘友邦’的足球队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顾台湾妇女的人权。台独势力对外不惜盗用台湾纳税人的血汗钱，秘密收买美国、日本的政客来对付祖国大陆，而对内则对于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进行辱骂、诬陷和殴打，诬蔑他们是‘投共卖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讲什么人权吗？”
最后，鲍戈呼吁道：“台湾民众要坚决抵制台独势力肆意挥霍岛内资源搞军备，勾结外国进行以武拒统，最终导致岛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惨剧发生。”他疾言厉色地说，“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将财产转移国外，或逃往外国寻求庇护，要果断地对他们绳之以法，以绝后患，把两岸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透过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言辞，其强烈的反台心态已暴露无余。
一边是王丹、胡平、王军涛、曹长青等著名“民运人士”频频登陆台湾，为“废统”、“公投”捧场站台，而另一边则有鲍戈、王希哲、杨周、张英、郑毅、黄济人、阮杰等著名“民运人士”先后表态反对台独，的确是一种令人深思的奇特现象。二十多年来台湾当局为了控制“海外民运”，已投入了数十亿元新台币，而如今“海外民运”却出现如此严重的失控局面，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认为是适得其反。
刘敏仪
Mar. 16, 2006
朝求台湾财，
暮伴台男睡。
至今吃六四，
全靠广场鬼。
---- 封从德
民进党邀同性恋者王丹到台北挺“废统”顿时激怒海外民运
---- 聚焦“海外民运”在台湾问题上的尖锐冲突
● “只有李肇星生气”的怪话让王丹无地自容
２００６年３月８日，台湾“陆委会”在“立法院”提议，将北京《反分裂法》颁布之日定为“反侵略日”，并表示要推出一部《反侵略法》。然而当天出版的台湾《联合报》却以《扁废统也废掉台独人气，绿营３１８游行抓不到“壮丁”》为标题，披露民进党内部人心涣散，吕秀莲、游锡坤、苏贞昌等深感忧虑。眼看情势不妙，民进党特意安排“民运人士”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讲，为不久前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废统”）站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令人诧异的是，王丹在“立法院”发言时，居然无视“废统”业已引起中国和美国的强烈谴责，岛内过半民意反对，以及反对党要罢免陈水扁的事实，而鼓吹什么“终统”不会引发很大的冲突，美国也不至于有太强烈的反应，台湾不必担心两岸关系有“实质变动”。最后，王丹还一鸣惊人地说：“至于‘终统’一事，除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之外，其他人并不生气。”
次日，王丹、胡平等人受到“陆委会”主委吴钊燮的亲自接见。王丹向吴钊燮表示，美国与台湾在“推动”中国民主化上，有共同利益，他希望台湾当局加强与“民运人士”的制度化联系。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志社（“北春”）的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和《中国时报》披露，“北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当局收集的２５０件情报，为此台“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３月８日王丹在“立法院”支持“废统”的消息传至美国，“民运人士”王希哲气得脸色铁青，当即写了一遍《王丹，你又错了！》的公开信发表于网上。王希哲严肃地指出：“王丹，在为台独张目的言论上，你错过几次。我批评过你，你诚实地接受，怎么这次又错？（对于‘废统’）你怎么知道‘其他人并不生气’？你不生气可以，你怎么代替人家说话？除了李肇星他老李生气，我老王生气没有，你知道吗？你作为一名中国人不但不生气，反为其捧场，站到了反对‘终极统一’的立场，更是错误的。”
王丹顿时慌了手脚，马上抵赖和狡辩，拼凑出一篇《王丹对于台湾问题的几点声明》作为回应。这个同性恋者说：“我的原话是说‘在中共政治局内部，对于处理终统事件的意见分歧很大，除了李肇星，看不出别人很生气的样子’。”
王希哲一看火了，当天又发表《驳王丹先生无力而可笑的辩解》，直戳王丹的要害。他写道：“世上的事真无独有偶。陈水扁要把自己‘废统’的话吃回去，便说那是媒体的报道有误；王丹要把自己在台湾为‘废统’打气的话吃回去，也学会了说，那是媒体报道的有误。怎么如此的青出于‘绿’而胜于‘绿’？好家伙，王丹这回‘应民进党之邀在立法院演说’，没别的，原来是去公开卖弄他掌握的中共最核心的机密情报的呀！”
接着，王希哲又指出：“王丹，你的记性并不好。我曾批评你跟着绿党骂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不妥，你不承认，说你决不会这样骂，竟向我要证据。我把你的白纸黑字给你了，你才说‘哦，有这个事。我自己不记得了！’这回说话才几天？你又‘不记得了’吗？一个人政治人物的立场，最重要的，不在于他说过什么，而是看他事实站在哪一边。在岛内外中国人民反对台独斗争的每一个严重关头，王丹，你曾经站到过一次反台独力量的一边没有？每一次，你从来都站在台独势力的一边，为其张目，为其辩护，为其阴阳怪气地站台，这难道不是事实？这难道还不是你事实支持台独立场的证据？”
最后，王希哲质问王丹说：“台湾‘立法会’请你，‘陆委会’请你，民进党‘中常会’开会也请你，倘若你不支持台独，台独会那么爱你？你姓王我也姓王，怎么台独就偏欢迎你王而不欢迎我王？难道你那么福气？这次陈水扁‘废统’，除了台独分子外，全中国人批评，美国批评，怎么就不见你王丹批评？在这斗争的严重关头，你不批评，还去为‘废统’站台、作证、背书，为他们打气说‘废统不会有什么强烈反映’。”
其实早在２００２年８月，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解放军为此加紧抢滩登陆军事演习，台湾朝野高度紧张之际，王丹也曾突然现身台北。８月１１日，王丹在座谈会上分析局势，认为台湾是“太多虑了”，呼吁在座要支持陈总统。当时王丹也是这般阴阳怪气地说：“北京当局目前正忙于‘十六大’的高层人事布局，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几年以后，目前在台上的中共高官会有多少人继续留在政治圈都没人知道，台湾实在不必在这方面花太多心思。”其腔调和伎俩同这次支持“废统”如出一辙。
● “无与伦比的喜悦”曾经冲昏了魏京生的头
听到王丹、胡平打着“民运领袖”的幌子到台湾“立法院”去支持“废统”的消息，“海外民运”象炸开了锅一样热闹，有的还把网上流传甚广的《王丹到台湾卖屁股，费尽心计向陈水扁表忠心》一文打印下来传真给别人看。这时，沉寂多年的魏京生终于坐不住了，３月８日也上网发表了一篇《心血来潮讲点民运和台独关系史，以正视听》的文章，向外界证实台湾当局收买“民运人士”为台独帮腔并非中共造谣，而确有其事。魏京生指出，台湾当局一方面百般吹捧和豢养那些配合台独的“民运人士”，把他们包装成“领袖”，并使之“乍富”，甘心当走狗，而另一方面则对那些不支持台独的“民运人士”进行“修理”（即诽谤、排斥和孤立）。
魏京生写道：“民进党立场鲜明，只反对不支持台独的民运，只收买支持台独的‘民运’。这种政策即坏了‘啥啥领袖’的好名声，又帮了中共统战部的忙。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基本看法就是；民运都是些要饭的，支持台独就给钱，不支持台独干嘛给钱。‘不见兔子不撒鹰嘛’，可以理解。为了大道理咱就假装看不见那些乍富小人的嘴脸吧。我理解但是不能和外人说的是----为了使民运统一支持台独，他们得帮‘啥啥领袖’创造条件。一张脸拿出来拍或激那些支持民运的人去支持台独，这时候像小猫叫得一样温柔；另一张脸拿来修理那些不支持台独的民运人士，特别是那些公开反对台独的民运人士（如王希哲先生等）。阴阳脸儿遮起来的时候，甚至可以放手修理那些不支持台独的民运人士。哪怕你帮台湾说过话也没关系，反正遮着脸哪。”
魏京生、王希哲原先都是“帮台湾说话”的人，因为实在忍受不住台湾当局控制“民运人士”的下流手段，如今都被逼反了。１９９９年１２月，魏京生曾公开向李登辉表示“山东也可以独立”，台北方面为此特意让“北春”出面为他张罗“民运联席会议”，封他当“民运领袖”。２０００年５月陈水扁即位“总统”宝座时，魏京生还曾发去一封题为《与陈总统分享无与伦比的喜悦》的贺信，信中与阿扁称兄道弟。王希哲也曾对台湾充满向往，１９９６年刚踏足美国，便公开宣布要加入李登辉的国民党。２００５年王希哲与徐文立筹备“民主政党联盟”时，为了表达与台湾的合作意愿，特意让“北春”经理王元泰（化名“薛伟”的台湾间谍，台独藏独分子）当秘书长。可是，他们都没料到自己最终会落到被民进党当局打入冷宫的尴尬境地。民进党如今找到了更称心的“合作者”----阮铭、王丹、王军涛、林保华、曹长青、刘晓波、胡平、陈破空、纪晓峰、贝岭等。
王希哲的《王丹，你又错了！》、《驳王丹先生无力而可笑的辩解》两篇文章撕光了王丹的画皮，让台湾当局操纵“海外民运”的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王丹在洛杉矶市的同志男友蒋品超见状跳了出来，也写了一篇《政治是一种影响力----为王丹等朋友就王希哲言论致民运人士》张贴在互联网上，进行反击。蒋品超指出：“政治是需要影响力的，而影响力是建立在对某种事物各自共有的彼此利益的基础上。”他认为，王丹与台独有共同的利益，通过双方的结合可以形成“政治影响力”。他毫不含糊地点出王丹支持“废统”是为了从民进党当局那里获得“利益”和“政治影响力”，从而彻底否定了王丹原先经常自我标榜的“无欲则刚”。
针对王希哲质问王丹“你姓王我也姓王，怎么台独就偏欢迎你王而不欢迎我王？你那么福气？”之说，蒋品超冷嘲热讽道：“王希哲实在大言不惭，如此自比，也不想想人们望此言会掩口而笑。不说影响力，单就你性格中的无聊捣蛋不以正事为业，台独欢迎你不是白痴才怪。要知道不管他台独是装还是闹，至少一点，在他们那里台独的口号是他们赖以在台湾社会立足的基石！难道他把你这种角色弄进去添乱、砸自己的牌子？”接着，蒋品超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古话说‘无欲则刚’，现在王希哲可以说自己对台独没有欲望，确实如此，因为王希哲无能力让自己对台独产生欲望，原因是台独对你已无欲望。”
● “斩断台独逃亡路”暴露了鲍戈的反台心态
台湾当局其实并不要求“民运人士”直接表态支持台独，只要求他们在具体行动上积极配合，比如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抗议北京颁布《反分裂法》，谴责大陆拘捕涉嫌台谍案件的外国侨民，呼吁“六四不平反，两岸不统一”，等等。在统独问题上，台湾当局要求“民运人士”至少认同“两国并存”，或者未来只能以“邦联”形式维系；而在理论方面，则要求“民运人士”批判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淡化中国人的“主权意识”和“国家认同”等观念。不过，由于台湾当局的控制手段过于粗暴和势利，难免引起“民运人士”的反感。近年来“民运人士”公开反独的事件时有发生，比如鲍戈参加统派集会，徐水良批胡平，王希哲批洪哲胜及王丹，魏京生批林保华、郑毅批民进党等等，其中尤以鲍戈的活动最为突出，多次被新闻媒体报道。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世界日报》发表鲍戈赞扬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伍佛维茨表示反对台独的公开信。鲍戈在致函中称，“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台海两岸的政策多被曲解为倾向于同情台独势力和为其撑腰，同时亦有人不断煽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这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变为负面，以致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做法都也被解读为‘反华’。中美愈对抗，愈助长中国政治保守势力抵御西方价值观，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两岸成为现代战争的策源地。”鲍戈指出，台独将毁灭台湾，而决不是“保卫台湾的民主”。他说：“台湾只有融入中国社会，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潜力也不会衰竭。”
同年６月４日，鲍戈在纽约纪念六四的集会上宣布成立“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提出“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的十六字方针，公开与刘青、魏京生等人决裂。当时《星岛日报》以《六四纪念首现“双胞胎”，“台独”分歧成决裂主因》为题报道了这一冲突。鲍戈向记者解释说，在海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难避免外部势力以他们的价值观来误导海外民运，比如台独势力、藏独团体以及美国的一些反华人士，总想插手民运，让民运为其所用，某杂志社（即“北春”）亦曾盗用民运的名义与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另外还有人跑到台湾前总统李登辉面前投其所好，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对海外民运造成负面影响，这也是他们这一方所不能接受的。鲍戈说：“既然大家政见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台湾当局获悉后很快做出反应，由“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在台湾《南方快报》上发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运》一文，直指鲍戈是“中国政府黑手”。阮铭写道：“纽约双包案的重要动向，是中国正在采取分裂海外民运和对台‘反独促统’互相结合的策略。亦即两个分裂：从内部分裂中国民主运动，从内部分裂台湾国家认同。‘反独’即反台。台湾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从未受共产中国统治，不是中国的一部份，也不是美国或其它任何国家的一部份。台湾受荷兰、明郑、满清、日本、中国国民党外来政权统治的历史已经终结。联合国或其它外国不承认台湾，那是联合国或其它外国的历史错误。不承认客观事实的驼鸟政策并不影响客观事实的存在。台湾不受任何外国统治的独立存在既然是一个事实，所谓‘反独’就是图谋改变台湾独立存在的事实，‘反独’就是反台。‘反独’即反台！”
８月１０日，鲍戈突然出现在纽约侨团欢迎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津平访美的餐会上，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喝斥台独分子“把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身家性命捆绑于战争的火药桶上”，引起会场哗然。鲍戈还呼吁，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对“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绳之以法。《星岛日报》指出，“这是陈水扁总统８月３日提出‘一边一国论’之后，大陆持不同政见人士首次公开发表反台独言论。”
报道透露，鲍戈在会场上说：“台独势力为了媚日求宠，竟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蹂躏台湾和签订《马关条约》，还公然诬蔑被日军强征的台湾‘慰安妇’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湾势力又为了拉拢所谓的‘友邦’，竟然对‘友邦’的足球队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顾台湾妇女的人权。台独势力对外不惜盗用台湾纳税人的血汗钱，秘密收买美国、日本的政客来对付祖国大陆，而对内则对于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进行辱骂、诬陷和殴打，诬蔑他们是‘投共卖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讲什么人权吗？”
最后，鲍戈呼吁道：“台湾民众要坚决抵制台独势力肆意挥霍岛内资源搞军备，勾结外国进行以武拒统，最终导致岛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惨剧发生。”他疾言厉色地说，“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将财产转移国外，或逃往外国寻求庇护，要果断地对他们绳之以法，以绝后患，把两岸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透过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言辞，其强烈的反台心态已暴露无余。
一边是王丹、胡平、王军涛、曹长青等著名“民运人士”频频登陆台湾，为“废统”、“公投”捧场站台，而另一边则有鲍戈、王希哲、杨周、张英、郑毅、黄济人、阮杰等著名“民运人士”先后表态反对台独，的确是一种令人深思的奇特现象。二十多年来台湾当局为了控制“海外民运”，已投入了数十亿元新台币，而如今“海外民运”却出现如此严重的失控局面，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认为是适得其反。
刘敏仪
Mar. 16, 2006
魏京生被身边的台湾间谍们玩弄于股掌
魏京生受困巴黎:
机 场 风 波 和 艳 遇
魏京生经常往返于美国与欧洲，唯独这次遭巴黎警方留难，被禁止登机返美。这件事发生得实在太突然了，以致于烟蒂从他手指间滑落下来，掉在行李包上烫了窟窿，他也全然不知。
魏一怒之下，将事件告知记者，扬言要让巴黎警署“得到教训”，并亲眼看一看冒犯他的警官被撤职时的狼狈相。当然，他心里还打着另外一种算盘：利用新闻的炒作来挽救自己日渐寥落的“知名度”。他怨恨此行处处未获恰当的礼遇，尤其在 6月27日波兰的人权会议上，竟没有记者愿意采访他，倒是一旁后脑勺扎一条辫子的寥大文，反而或多或少地被陌生的目光所追逐。
从机场塔拉着脑袋走回来的魏京生，又倒楣地听到全巴黎最矫柔造作的妇人玛丽在沙发上奚落他：“你这么做的结果，按你们中国人的说法，叫‘弄巧成拙’。”著名的玛丽女士，也是全巴黎唯一能够在卧房里用拿破仑酒灌他，并投以得意的眼神，打量他上吐下泄的样子的一位。
真是毒妇烂舌！事情果然一再令他陷于窘况：美国移民局对魏京生的入境请求极为冷淡，竟罕见地拖延了两星期之久，从而普遍地让人注意到魏京生今非昔比的寄篱生涯。华盛顿官员解释说，国务院不清楚魏到底持何种证件。这种说法等于明示魏不在国务院所关注的人士之列。更令魏京生难堪的是，那些侨居巴黎与美国的海外民运人士们，非但无一向他伸援手，反而还嘲讽有加，甚而幸灾乐祸地传播关于他“参与贩毒”的流言。落到这种地步，往常罩在魏京生身上的“民运领袖”的纸袍，仿佛一下子被巴黎机场的疾风撕扯得无复掩体。
在魏困滞巴黎期间，网上各中文论坛忽然风行起苏嘉宏的观察文章《海外民运抛弃了文革打手魏电工、王锅炉》，通篇指摘民运中最招惹非议的人物魏京生和王希哲。网上更有诗云：“朝辞北美骂声间，千里巴黎料难还。两岸民运笑不住，电工已落万重渊。”据传，那几天里，纽约民运界还摆宴狂欢，就连国民党背景的人士也传耳语曰：“台湾承认捧错了人”。
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总算过去了。当灰头土脸的魏京生返回华盛顿时，美国人虚伪地露出牙齿表示，他仍可以自由出入美国。不过，魏京生余怒未消，因为巴黎警方直到他踏上舷梯的那一刻，仍在刁难于他，故意盘问良久，还朝着他的背影骂他是“猪”，一丁点儿也看不出有谁会因冒犯他而受处分的迹象。这笔账以后再算！不过话说回来，若不是美国人在捣鬼羞辱他，法国方面又何至于此呢？魏京生毫不掩饰地向台湾中央社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心情----他说，这件事必定有“特殊背景”，因为华盛顿有人一直不喜欢他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至于这一“背景”，他发誓“一定要追究清楚”。
在华府郊外一栋豪宅的客厅里，那位先前在波兰抢了魏京生的风头之后、早早回到华盛顿的神秘女郎寥大文，懒洋洋地放下《世界日报》，侧身转向正在一旁呷咖啡的海军中校丈夫，说道：“那位你上回见过的魏先生，他今天在中文报纸上说要追究美国不让他返美的背景。我看，你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白宫。”中校耸了耸肩，走到窗前撩起帘幔，调侃道：“我可没疯哇。就让这头蠢猪去自撞圈栏吧！”
想必厌烦魏京生总爱将自己的一切琐事都打上政治印记的，一定大有人在，国民党海工会情报员林樵清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精明过人的台湾情报界骄子惯于以接近魏京生胞妹魏玲的方式来获取诸如魏的去向、魏与某人的过结之类的消息。他敏锐的直觉很快得到了印证----在不停地回旋、变幻着的镭射灯光下，一只手搭在他肩上、笨拙地移动着舞步的魏玲，喃喃道出了真情：由于魏京生这次向移民局申请临时“回美证”的理由是前往波兰参加人权会议，所以按规定只能他从波兰径直登机返回美国，不得转去第三国。然而这项限制对急于抽身赴巴黎幽会风姿绰约的老女人玛丽的魏京生来说，就形同一纸空文。一番巫山云雨过后，他在巴黎机场那里碰了壁。
林樵清在给台北的报告中写道：魏经常借着赴欧洲开会之名转去巴黎幽会玛丽，长此已往，那些给魏提供经费的基金会多有抱怨，而魏却未加理会。去年 7月间魏向基金会要求增拨专款，以供他往法国参加抗议大陆领导人江泽民10月访欧的示威活动之开支。魏得钱后提前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飞赴巴黎，直抵玛丽的私宅，一连三周未与当地民运组织联系。据魏玲称，这一年来，魏在欧洲逗留的日子似乎多过美国，而每次去欧洲，必赴巴黎。
年过五十、会讲一口中国话的法国女人玛丽，可以说是魏京生的老相识了。1978年她在北京初次见到魏，那时，她是法国驻华大使馆的三等秘书白天祥的夫人，而魏则是北京动物园的一名电工。魏的父亲魏梓林在解放军后勤部任要职，手头握有一批官方“红头文件”，有些还印有“机密”两字。魏每次冒着风险将这类文件递交给法国大使馆时，三秘先生照例会支付他一笔酬金。过了不久，北京西单墙那边出现了群众围观大字报的热潮，时称“民主墙运动”，吸引了大批外国记者前去拍照、采访。在这种场合里，好出风头的电工向来不甘示弱，他一边张贴大字报，一边穿着军装让记者照相----据说，这套军装是他从部队退伍时留下的，此后一直穿在身上往动物园上班，以示自己与其他的青工身份有别；不过，早在当年他加入最激进的造反派组织“联队”的时候，就已习惯套上父亲的军装去参加“抄家”之类的突击行动，并甩动着皮带，教训顽固不化的臭知识分子们。玛丽有幸拍到了几张魏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肖像，并一直保留至今。在她的相册里，还有一张魏穿着军装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照的，由魏的家人送到她手里的照片。记得当时魏家请求她无论如何设法呼吁西方政府全力援救魏京生，并帮助魏的胞妹魏姗姗出国。
“民主墙”受整肃后，魏京生被北京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反革命煽动罪判处十五年徒刑。玛丽和白天祥将魏的大字报手稿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交由法新社率先发表，使魏的名字从此出现在西方的报刊上。去年10月，白天祥在接受《费加罗报》的专访时，客观地对已获自由的魏京生重新作出评价。白天祥指出，他不同意魏遭当局诬陷的说法，因为在法庭出示的录音带里，清楚地记录了魏向外国记者出售有关中越战争官方文件时的谈话，而那份文件在当时尚被当局列为机密。《费加罗报》用大篇幅来引述这位法国前驻华外交官的话来澄清以往鲜为人知的事实，其中包括魏京生并不光彩的一面。该报道称，魏与“民主墙”的民主斗士们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他一味热衷于迎合西方人士来谩骂自己的国家，还将自己油印的小册子《探索》以三美元一本的“天价”向他们进行兜售。
在魏被捕后的十余年漫长岁月里，世事发生沧桑变迁。如今的玛丽已是白天祥的弃妇，替代她的是一名中国女画家李爽。往昔她同三秘的浪漫爱情，连同她脸颊上的青春红晕一起，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打从在巴黎重逢故人魏京生，玛丽仿佛觉得自己突然间又回到了遥远的年代。她伸出干枯的臂膀搂住电工已经发福了的腰身，似乎她搂着的是那流逝的青春华年，以及往昔那段铭心刻骨的恋情。她把自己从前对三秘俊郎所做的一切，又一遍遍在电工身上重演，甚至还不合时宜地穿起了少女的短裙，故作娇喘，以致引来旁人的侧目。有时她会以少女般的任性口气在电话里命令电工从某次会议中途退出，而仅仅为了要他陪她去选购一双时髦的高跟鞋，或去看一部老片子。当魏玲一件接一件数落魏京生的这些秘辛时，林樵清笑得直不起腰来。
电工先生的日益显露的浅薄、骄狂与浮夸，早将西方原先的同情心消弭得所剩无几，林樵清戏虐道：“巴黎警察从机场里拎出来的是一只落光了羽毛不如鸡的略嫌肥腻的癞皮凤。”对于魏京生在香港《苹果日报》上自吹自擂，声称自己 5月20日在台北会场上如何受到各国政要的“注目礼”的那篇文章，林樵清作为在场者之一读罢啼笑皆非，连连摇头。他说：这次去台湾参加陈水扁的就职典礼的魏京生，是他历年所见过的赴台民运人士中最受冷落的一位。就连此次随薛伟一同去观礼的张菁，亦入宿五星级宾馆，极尽奢华----这对交颈而栖的野鸳鸯在台北的政要圈里，才真正算得上“风光无限”。
胡安宁
07/29/2000 NY
机 场 风 波 和 艳 遇
魏京生经常往返于美国与欧洲，唯独这次遭巴黎警方留难，被禁止登机返美。这件事发生得实在太突然了，以致于烟蒂从他手指间滑落下来，掉在行李包上烫了窟窿，他也全然不知。
魏一怒之下，将事件告知记者，扬言要让巴黎警署“得到教训”，并亲眼看一看冒犯他的警官被撤职时的狼狈相。当然，他心里还打着另外一种算盘：利用新闻的炒作来挽救自己日渐寥落的“知名度”。他怨恨此行处处未获恰当的礼遇，尤其在 6月27日波兰的人权会议上，竟没有记者愿意采访他，倒是一旁后脑勺扎一条辫子的寥大文，反而或多或少地被陌生的目光所追逐。
从机场塔拉着脑袋走回来的魏京生，又倒楣地听到全巴黎最矫柔造作的妇人玛丽在沙发上奚落他：“你这么做的结果，按你们中国人的说法，叫‘弄巧成拙’。”著名的玛丽女士，也是全巴黎唯一能够在卧房里用拿破仑酒灌他，并投以得意的眼神，打量他上吐下泄的样子的一位。
真是毒妇烂舌！事情果然一再令他陷于窘况：美国移民局对魏京生的入境请求极为冷淡，竟罕见地拖延了两星期之久，从而普遍地让人注意到魏京生今非昔比的寄篱生涯。华盛顿官员解释说，国务院不清楚魏到底持何种证件。这种说法等于明示魏不在国务院所关注的人士之列。更令魏京生难堪的是，那些侨居巴黎与美国的海外民运人士们，非但无一向他伸援手，反而还嘲讽有加，甚而幸灾乐祸地传播关于他“参与贩毒”的流言。落到这种地步，往常罩在魏京生身上的“民运领袖”的纸袍，仿佛一下子被巴黎机场的疾风撕扯得无复掩体。
在魏困滞巴黎期间，网上各中文论坛忽然风行起苏嘉宏的观察文章《海外民运抛弃了文革打手魏电工、王锅炉》，通篇指摘民运中最招惹非议的人物魏京生和王希哲。网上更有诗云：“朝辞北美骂声间，千里巴黎料难还。两岸民运笑不住，电工已落万重渊。”据传，那几天里，纽约民运界还摆宴狂欢，就连国民党背景的人士也传耳语曰：“台湾承认捧错了人”。
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总算过去了。当灰头土脸的魏京生返回华盛顿时，美国人虚伪地露出牙齿表示，他仍可以自由出入美国。不过，魏京生余怒未消，因为巴黎警方直到他踏上舷梯的那一刻，仍在刁难于他，故意盘问良久，还朝着他的背影骂他是“猪”，一丁点儿也看不出有谁会因冒犯他而受处分的迹象。这笔账以后再算！不过话说回来，若不是美国人在捣鬼羞辱他，法国方面又何至于此呢？魏京生毫不掩饰地向台湾中央社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心情----他说，这件事必定有“特殊背景”，因为华盛顿有人一直不喜欢他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至于这一“背景”，他发誓“一定要追究清楚”。
在华府郊外一栋豪宅的客厅里，那位先前在波兰抢了魏京生的风头之后、早早回到华盛顿的神秘女郎寥大文，懒洋洋地放下《世界日报》，侧身转向正在一旁呷咖啡的海军中校丈夫，说道：“那位你上回见过的魏先生，他今天在中文报纸上说要追究美国不让他返美的背景。我看，你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白宫。”中校耸了耸肩，走到窗前撩起帘幔，调侃道：“我可没疯哇。就让这头蠢猪去自撞圈栏吧！”
想必厌烦魏京生总爱将自己的一切琐事都打上政治印记的，一定大有人在，国民党海工会情报员林樵清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精明过人的台湾情报界骄子惯于以接近魏京生胞妹魏玲的方式来获取诸如魏的去向、魏与某人的过结之类的消息。他敏锐的直觉很快得到了印证----在不停地回旋、变幻着的镭射灯光下，一只手搭在他肩上、笨拙地移动着舞步的魏玲，喃喃道出了真情：由于魏京生这次向移民局申请临时“回美证”的理由是前往波兰参加人权会议，所以按规定只能他从波兰径直登机返回美国，不得转去第三国。然而这项限制对急于抽身赴巴黎幽会风姿绰约的老女人玛丽的魏京生来说，就形同一纸空文。一番巫山云雨过后，他在巴黎机场那里碰了壁。
林樵清在给台北的报告中写道：魏经常借着赴欧洲开会之名转去巴黎幽会玛丽，长此已往，那些给魏提供经费的基金会多有抱怨，而魏却未加理会。去年 7月间魏向基金会要求增拨专款，以供他往法国参加抗议大陆领导人江泽民10月访欧的示威活动之开支。魏得钱后提前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飞赴巴黎，直抵玛丽的私宅，一连三周未与当地民运组织联系。据魏玲称，这一年来，魏在欧洲逗留的日子似乎多过美国，而每次去欧洲，必赴巴黎。
年过五十、会讲一口中国话的法国女人玛丽，可以说是魏京生的老相识了。1978年她在北京初次见到魏，那时，她是法国驻华大使馆的三等秘书白天祥的夫人，而魏则是北京动物园的一名电工。魏的父亲魏梓林在解放军后勤部任要职，手头握有一批官方“红头文件”，有些还印有“机密”两字。魏每次冒着风险将这类文件递交给法国大使馆时，三秘先生照例会支付他一笔酬金。过了不久，北京西单墙那边出现了群众围观大字报的热潮，时称“民主墙运动”，吸引了大批外国记者前去拍照、采访。在这种场合里，好出风头的电工向来不甘示弱，他一边张贴大字报，一边穿着军装让记者照相----据说，这套军装是他从部队退伍时留下的，此后一直穿在身上往动物园上班，以示自己与其他的青工身份有别；不过，早在当年他加入最激进的造反派组织“联队”的时候，就已习惯套上父亲的军装去参加“抄家”之类的突击行动，并甩动着皮带，教训顽固不化的臭知识分子们。玛丽有幸拍到了几张魏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肖像，并一直保留至今。在她的相册里，还有一张魏穿着军装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照的，由魏的家人送到她手里的照片。记得当时魏家请求她无论如何设法呼吁西方政府全力援救魏京生，并帮助魏的胞妹魏姗姗出国。
“民主墙”受整肃后，魏京生被北京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反革命煽动罪判处十五年徒刑。玛丽和白天祥将魏的大字报手稿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交由法新社率先发表，使魏的名字从此出现在西方的报刊上。去年10月，白天祥在接受《费加罗报》的专访时，客观地对已获自由的魏京生重新作出评价。白天祥指出，他不同意魏遭当局诬陷的说法，因为在法庭出示的录音带里，清楚地记录了魏向外国记者出售有关中越战争官方文件时的谈话，而那份文件在当时尚被当局列为机密。《费加罗报》用大篇幅来引述这位法国前驻华外交官的话来澄清以往鲜为人知的事实，其中包括魏京生并不光彩的一面。该报道称，魏与“民主墙”的民主斗士们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他一味热衷于迎合西方人士来谩骂自己的国家，还将自己油印的小册子《探索》以三美元一本的“天价”向他们进行兜售。
在魏被捕后的十余年漫长岁月里，世事发生沧桑变迁。如今的玛丽已是白天祥的弃妇，替代她的是一名中国女画家李爽。往昔她同三秘的浪漫爱情，连同她脸颊上的青春红晕一起，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打从在巴黎重逢故人魏京生，玛丽仿佛觉得自己突然间又回到了遥远的年代。她伸出干枯的臂膀搂住电工已经发福了的腰身，似乎她搂着的是那流逝的青春华年，以及往昔那段铭心刻骨的恋情。她把自己从前对三秘俊郎所做的一切，又一遍遍在电工身上重演，甚至还不合时宜地穿起了少女的短裙，故作娇喘，以致引来旁人的侧目。有时她会以少女般的任性口气在电话里命令电工从某次会议中途退出，而仅仅为了要他陪她去选购一双时髦的高跟鞋，或去看一部老片子。当魏玲一件接一件数落魏京生的这些秘辛时，林樵清笑得直不起腰来。
电工先生的日益显露的浅薄、骄狂与浮夸，早将西方原先的同情心消弭得所剩无几，林樵清戏虐道：“巴黎警察从机场里拎出来的是一只落光了羽毛不如鸡的略嫌肥腻的癞皮凤。”对于魏京生在香港《苹果日报》上自吹自擂，声称自己 5月20日在台北会场上如何受到各国政要的“注目礼”的那篇文章，林樵清作为在场者之一读罢啼笑皆非，连连摇头。他说：这次去台湾参加陈水扁的就职典礼的魏京生，是他历年所见过的赴台民运人士中最受冷落的一位。就连此次随薛伟一同去观礼的张菁，亦入宿五星级宾馆，极尽奢华----这对交颈而栖的野鸳鸯在台北的政要圈里，才真正算得上“风光无限”。
胡安宁
07/29/2000 NY
纽约“中国人权理事会”侵犯了王丹的人权
王 丹 被 踹 出 美 国 人 权 组 织 的 内 幕
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于2004年一月间多次明确要求王丹辞去“理事”一职，就此彻底结束与该组织的关系。数周后，王丹被迫在“多维新闻网”发表了一份“辞职声明”，宣布退出“中国人权”。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王丹在“声明”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个中原因。
不过，据“中国人权”内部工作人员透露，该组织的“主席”刘青曾与王丹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事情的起因是台湾《TVBS》电视周刊在《大陆网友爆料：王丹真gay仙》的一篇报道中，质疑王丹的病历和学历存伪，并首度披露了王丹乱搞同性恋的丑闻。王丹要《TVBS》拿出说他是同性恋者的证据来，并向他道歉。结果《TVBS》却在一份回应王丹的公开信中指出，他们根据“绝对可靠的消息来源”，并得到了多位社会知名人士的证实，而决非仅仅根据网络信息或者“一名流亡诗人”所提供的内情。“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认为象王丹这样的人若继续留在理事会里，必然会玷污该组织的名声和“道德形象”，而王丹则强调，不应将他的私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小题大做。
刘青指出，虽然搞同性恋属于私人问题，但是，王丹的同性恋行为居然闹到被公共新闻媒体曝光，则说明他实在过于放荡，缺乏检点和节制，这种事情一旦被共产党拿来做文章，必将有损于海外民运的声誉。在一次争吵中，刘青曾向王丹大声骂道：“你知道你的咽喉炎和痔疮为什么总是好不了吗？那都是因为你不正当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门，上帝才惩罚你。有人说你‘唯男是图’，‘人可尽夫’，看来一点也不过份。你滚吧！以后你做任何事，都跟‘中国人权’没有关系。”
张 菁
2004年9月22日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王 丹 ---- 一 个 最 有 争 议 性 的 民 运 人 物
一九九八年王丹刚出国时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为他举行的记者会上当众表示，他不会参加海外的民运团体，而要做“独立知识分子”，以示自己洁身自好，不趟民运这潭浑水。此举让所有的海外民运团体深感失望。你有权不参加民运，但何必在记者会上说这般贬低海外民运的话呢？后来，王丹又在“多维新闻网”的专栏里撰文称自己“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以示自己已经与“大陆人”划清界线，是一个能够完全融入台湾社会的“新台湾人”。不久，王丹便受邀到台北接受了陈水扁总统的接见，紧接着，台湾“军情局”也决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策划成立“中国宪政协进会”，并委派王丹出任“军情局”所辖的《北京之春》月刊的“社长”，以此作为“北美地区民运的活动平台”。当然，除了徐斯俭、陈小平、王军涛等少数几个人参与其中之外，绝大多数民运人士均对此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然而，两年前王丹又突然到台北向记者宣称“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此举又让所有的海外民运团体由失望而变为愤怒，纷纷拍案痛斥。既然“已经彻底失败”，你为何还要盗用“海外民运”之名争夺经费资源？
如今王丹与曹长青、阮铭等人频频成为台独势力的座上宾，以“大陆民运人士”的身份到台北大放厥词，并“列席”民进党的“中常会”，却与海外民运渐行渐远，甚至彼此水火不容。随着台海两岸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演习日益加剧，最近陈水扁当局又再次安排王丹、曹长青到台北活动，由王丹以“大陆民运人士”名义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林正义、台湾“经济研究院”院士吴荣义和研究员洪才隆、台湾“国际研究学会”副秘书长纪舜杰、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罗致政等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由此可见，王丹只是被台独势力所利用的一颗棋子，充其量是走狗一条，而不再是那些推动中国民主的“民运人士”了----尽管他二十岁那年确曾在方励之、李淑贤夫妇的指导下一度参加过北京学潮，并蹲过监狱，难道就可以因此一本万利了吗？
王丹自称“独立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他既非“知识分子”，且毫无“独立”见解可言。在“六四”那批北京学生中，王丹是唯一靠着父母的关系，以“北大教工子弟”的特殊待遇，经“北大附中”评为“市优秀团干部”，而保送进入“北大”国际经济系，而才读了一学期便读不下去了，然后又走后门转到了历史系，混了几个月便卷入“六四”，接着遭判刑四年，实际上没有正而八经地读过什么书。奇怪的是，他到了美国之后，却由台湾当局出巨资把他送进哈佛大学，直接读“硕士”、“博士”，却同样不经考试，也几乎不在哈佛大学上课，而是四处参加由台湾资助或主办的各种会议以及“民运活动”，并定期在反华的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时事评论”，为台湾搞“主权公投”及反对“一国两制”造舆论。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口软，拿了人家的手短”，不劳而获的王丹何来“独立”的人格？更令人作呕的是，王丹还经常去台湾的男同性恋场所搞色情活动，直至被《TVBS周刊》曝光而成为丑闻。虽然王丹本人从未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但是他总是以“属于私人问题”为由刻意回避电台听众的质问，甚至诡辩说“对我的私生活说三道四”的人是“中共特务”，从这一点来看，他还缺乏起码的做人诚实品德。
既然王丹那么热衷于抛头露面搞政治，那么，社会公众就有权知道他的学历背景、收入状况以及私生活内幕。如果王丹感到这些问题都难于启齿，别人都议论不得，那么，他干脆就别玩政治，因为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会被人问及这些问题。除非实行专制----在专制国家里，只有那些被打倒的政治人物才会被抖出丑闻来。
陈破空
2004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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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于2004年一月间多次明确要求王丹辞去“理事”一职，就此彻底结束与该组织的关系。数周后，王丹被迫在“多维新闻网”发表了一份“辞职声明”，宣布退出“中国人权”。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王丹在“声明”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个中原因。
不过，据“中国人权”内部工作人员透露，该组织的“主席”刘青曾与王丹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事情的起因是台湾《TVBS》电视周刊在《大陆网友爆料：王丹真gay仙》的一篇报道中，质疑王丹的病历和学历存伪，并首度披露了王丹乱搞同性恋的丑闻。王丹要《TVBS》拿出说他是同性恋者的证据来，并向他道歉。结果《TVBS》却在一份回应王丹的公开信中指出，他们根据“绝对可靠的消息来源”，并得到了多位社会知名人士的证实，而决非仅仅根据网络信息或者“一名流亡诗人”所提供的内情。“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认为象王丹这样的人若继续留在理事会里，必然会玷污该组织的名声和“道德形象”，而王丹则强调，不应将他的私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小题大做。
刘青指出，虽然搞同性恋属于私人问题，但是，王丹的同性恋行为居然闹到被公共新闻媒体曝光，则说明他实在过于放荡，缺乏检点和节制，这种事情一旦被共产党拿来做文章，必将有损于海外民运的声誉。在一次争吵中，刘青曾向王丹大声骂道：“你知道你的咽喉炎和痔疮为什么总是好不了吗？那都是因为你不正当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门，上帝才惩罚你。有人说你‘唯男是图’，‘人可尽夫’，看来一点也不过份。你滚吧！以后你做任何事，都跟‘中国人权’没有关系。”
张 菁
200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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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丹 ---- 一 个 最 有 争 议 性 的 民 运 人 物
一九九八年王丹刚出国时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为他举行的记者会上当众表示，他不会参加海外的民运团体，而要做“独立知识分子”，以示自己洁身自好，不趟民运这潭浑水。此举让所有的海外民运团体深感失望。你有权不参加民运，但何必在记者会上说这般贬低海外民运的话呢？后来，王丹又在“多维新闻网”的专栏里撰文称自己“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以示自己已经与“大陆人”划清界线，是一个能够完全融入台湾社会的“新台湾人”。不久，王丹便受邀到台北接受了陈水扁总统的接见，紧接着，台湾“军情局”也决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策划成立“中国宪政协进会”，并委派王丹出任“军情局”所辖的《北京之春》月刊的“社长”，以此作为“北美地区民运的活动平台”。当然，除了徐斯俭、陈小平、王军涛等少数几个人参与其中之外，绝大多数民运人士均对此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然而，两年前王丹又突然到台北向记者宣称“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此举又让所有的海外民运团体由失望而变为愤怒，纷纷拍案痛斥。既然“已经彻底失败”，你为何还要盗用“海外民运”之名争夺经费资源？
如今王丹与曹长青、阮铭等人频频成为台独势力的座上宾，以“大陆民运人士”的身份到台北大放厥词，并“列席”民进党的“中常会”，却与海外民运渐行渐远，甚至彼此水火不容。随着台海两岸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演习日益加剧，最近陈水扁当局又再次安排王丹、曹长青到台北活动，由王丹以“大陆民运人士”名义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林正义、台湾“经济研究院”院士吴荣义和研究员洪才隆、台湾“国际研究学会”副秘书长纪舜杰、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罗致政等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由此可见，王丹只是被台独势力所利用的一颗棋子，充其量是走狗一条，而不再是那些推动中国民主的“民运人士”了----尽管他二十岁那年确曾在方励之、李淑贤夫妇的指导下一度参加过北京学潮，并蹲过监狱，难道就可以因此一本万利了吗？
王丹自称“独立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他既非“知识分子”，且毫无“独立”见解可言。在“六四”那批北京学生中，王丹是唯一靠着父母的关系，以“北大教工子弟”的特殊待遇，经“北大附中”评为“市优秀团干部”，而保送进入“北大”国际经济系，而才读了一学期便读不下去了，然后又走后门转到了历史系，混了几个月便卷入“六四”，接着遭判刑四年，实际上没有正而八经地读过什么书。奇怪的是，他到了美国之后，却由台湾当局出巨资把他送进哈佛大学，直接读“硕士”、“博士”，却同样不经考试，也几乎不在哈佛大学上课，而是四处参加由台湾资助或主办的各种会议以及“民运活动”，并定期在反华的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时事评论”，为台湾搞“主权公投”及反对“一国两制”造舆论。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口软，拿了人家的手短”，不劳而获的王丹何来“独立”的人格？更令人作呕的是，王丹还经常去台湾的男同性恋场所搞色情活动，直至被《TVBS周刊》曝光而成为丑闻。虽然王丹本人从未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但是他总是以“属于私人问题”为由刻意回避电台听众的质问，甚至诡辩说“对我的私生活说三道四”的人是“中共特务”，从这一点来看，他还缺乏起码的做人诚实品德。
既然王丹那么热衷于抛头露面搞政治，那么，社会公众就有权知道他的学历背景、收入状况以及私生活内幕。如果王丹感到这些问题都难于启齿，别人都议论不得，那么，他干脆就别玩政治，因为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会被人问及这些问题。除非实行专制----在专制国家里，只有那些被打倒的政治人物才会被抖出丑闻来。
陈破空
2004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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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神奇的谎言 改变了王丹同志的命运
人为炒作“人权个案”滋生投机者
王丹同志撒慌害惨了国内民运人士
有时候谎言是能够害死人的，王丹的谎言就是如此。至少有潘明栋、蒲勇、卢勇祥等人，他们屈死的冤魂日后不会放过王丹。
王丹经常撒谎，一生到底撒了多少次谎，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谎言，是他自称“狱中罹患脑瘤，生命垂危”。接着，颇有心计的歪嘴老母王凌云便把儿子的谎言反复抛给境外记者，进行舆论炒作，然后趁机贪婪地榨取外国及港台的人权团体的“人道捐款”，迅速跻身京城“大款族”。鉴于王丹“病危”，美国政府也加紧了营救这个“中国政治犯”的步骤。最后中国政府作了妥协，同意让王丹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到美国“治病”。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王丹实现了出国梦----投奔美国，从此把坐牢的经历当作资本，收获投机的暴利，而且他很快如愿以偿。台北“国安局”出资二十万美元，把这个“交白卷”的劣等生直接送入美国哈佛大学，挂名混文凭，还安排他做了“北京之春”社长、“宪政协进会”主席、“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天安门一代”召集人、“中国人权”理事，赴台湾接受阿扁总统和“深宫怨妇”吕副总统的接见，领取多项秘密经费，而且旁人不得查账。王丹名利双收，往后不必打工或者上学了。
王丹够聪明吧。比起王丹来，那个在“六四”时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挡坦克的王维林真是太愚蠢了----他不懂得逃，不懂得躲，也不懂得吹，从没见过大把的美钞、港币，估计他的父母也不如王凌云那么会钻营，结果什么都没有捞到，恐怕这辈子也不会见到台北的阿扁总统了。王丹想到这里，睡梦里也会笑出声来：“脑瘤啊，脑瘤！你王维林怎么会有这样的天才奇思！跟共产党斗可别玩真的，你呀，你可知道我王丹以前写过多少份《入党申请书》吗？我还是共青团的‘优秀团干部’呢。脑瘤！一个神奇的谎言改变了我的命运，实现了我的梦想......”
不过，这个谎言却给别人造成伤害。当底特律医生的诊断书揭穿了脑瘤骗局之后，美国的人权官员以及国际人权组织便开始怀疑所有自称“病危”的中国在狱政治犯缺乏诚实，推断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的一再呼救都出自中国式的狡猾和政治手段，从此不再认真看待。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以及国际人权组织，没有认真理会呼喊“病危”的潘明栋、蒲勇、卢勇祥、黄燕明、燕鹏等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的求救诉求，没有及时发放入境就医的签证，或者没有及时为他们筹措大笔的“人道援助”款项，甚至没有及时把他们作为“人权个案”向中国政府交涉，以避免再出“王丹脑瘤”那样的洋相。
结果，悲剧发生了----潘明栋的直肠癌渐渐扩散，导致肝癌，于一九九八年八月死于湖南大学医院；因散发传单而被判刑十年的蒲勇罹患胃癌无钱医治，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含恨去世，葬于四川省南江县的公墓里；一九九五年抱病前往天安门广场撒传单的卢勇祥被捕后判了五年徒刑，被关押在贵阳监狱，至一九九八年七月病情恶化导致肾衰竭，虽然监狱医院的医疗条件极差----连洗肾设备也没有，但是狱方却拒绝批准卢勇祥“保外就医”，让他在铁墙内等死；与卢勇祥同案的黄燕明在被判刑后也多次请求“保外就医”，没有人理睬，结果在狱中左眼失明，终身残疾......
真乃“假作真时真亦假”，难道王丹就不应该对潘明栋、蒲勇、卢勇祥、黄燕明等道歉吗？倘若王丹仍不改他那撒谎的恶习，只顾踩着当年天安门广场上无数王维林们的身躯往上爬，向山姆大叔和阿扁总统摇尾求宠，以讨取名利，那么，他还能算人吗？也许王丹会狡辩说，撒谎“属于私人问题”----正如他在旧金山回答听众询问关于他的男同性恋者身份时以“属于私人问题”来回避，拒绝正面检讨，那么，我们必须向王丹指出，当他的谎言已经给别人造成伤害时，就不再是什么“私人问题”了。
唐柏桥
8/6/2003
《北京之春》每年为台「军情局」收集２５０件情报
DWNEWS.COM-- 2006年11月15日5:42:3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王丹承认收扁２０万美元
综合台湾《东森新闻》等媒体14日报道：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所引起的风波仍持续在海外延烧，虽然日前「民运人士」王丹已经承认有收受来自台湾友人的政治捐款，但是他声称事前不知道捐款是来自阿扁政府。但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２５０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继日前王丹接受媒体访问时，间接表示收过数笔来自台湾友人的捐款後，平面媒体近日更直接指出，王丹承认所收受的20万美金，是来自台湾的陈水扁政府。面对这样的报道，王丹就特别在《东森新闻》的访问中，郑重否认他知道捐款的来源，是来自阿扁的「国务机要费」。
此前，曾有人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公共场所对王丹质询，王丹坚决否认「拿了台湾当局的钱」，还信誓旦旦：不信可以查我的银行帐号了。如果陈水扁的贪污案没有爆发，王丹的誓言也许永远不会漏底，某些弥天大谎也许永远不会被揭穿。但陈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国务机要费」里终於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拖了一阵子之後，他终於公开承认：我拿了那20万美元。
「北春」年供２５０件情报
2006年3月8日，民进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讲，为不久前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废统」）站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社（北春）的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的２５０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众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进出」台湾。最近记者也爆出他「计划之中的台湾之行」不受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因救驾有功，去台湾领取更多的奖赏去了？
王丹日前辩称，其实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的资金来源本来就很多，但是只要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他们也都不会去询问捐款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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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前几年向台湾民进党当局要经费，扁当局给了，随后被大陆当局抖了出来，当时把要钱的信都公开出来了，海外有些人推测是二十万美元，但王丹和台湾当局都坚决予以否认----这是头一次说谎。随着“国务机要费”案子的发酵，王丹的二十万又浮出水面，王丹这次等于是承认了，但是又说用到了他的“宪政会”和杂志《北春》上了，然而《北春》随即明确予以否认----这是第二次说谎。不知还会有第三次没有？
陈水扁给同性恋者王丹20万美元？海外民运要求交代
万维读者网 2006-11-07 09:47:19
请王丹就陈水扁20万美元对中国海外民运作出交代的联署声明
一、中国海外民运的大多数是反对台独的。
二、中国海外民运欢迎也曾经接受以最终的民主统一中国为政策的台湾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这个支持是正义的，是中国民主事业内部的。我们反对民进党台独政府打着所谓“资助海外民运”的幌子，把它变成私下收买个别人物为其分裂中国的台独政策背书站台的工具。特别是对陈水扁将所谓“资助海外民运”当作掩护其贪污犯罪的挡箭牌，隐蔽伞，侮辱丑化海外民运，我们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
三、陈水扁辩解他先后将“国务机要费”20万美元给了“海外民运”王丹。我们坚决要求王丹作出说明：
（1）2004年和2006年，你有没有收到过陈水扁这20万美元？
（2）这20万美元，你怎么用在“海外民运”上了？
四、陈水扁交代王丹以“海外民运”名义拿了这钱，王丹却表示“困扰”，说是因为从“不过问资金来源”。这是在把全体海外民运当阿斗。我们不是阿斗。王丹是假“困扰”，我们是真困扰。我们决不允许我们都身在其中的“海外民运”的名义，被王丹私下拿去与陈水扁作交易，责任却似乎“海外民运”人人都有份。王丹必须对海外民运作出交代。
五、就在9月23日民主教育基金会上，当黄伟成质问王丹拿了陈水扁民进党政府的钱时，王丹还坚决否认，当众表态“可以查我的帐号”。现在不否认了，只是“困扰”了。王丹新的辩解说，陈水扁给钱“不带任何的附加政治条件”。欺骗！“不带任何的附加政治条件”，只是在你不反对捐款人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政策甚至与其一致的前提下，才可能是有意义的。王丹若反对陈水扁政府的台独基本政治立场和政策，却扬言陈水扁给钱“不带任何的附加政治条件”，这是自欺欺人，是王丹睁着眼睛向大众说的鬼话！
六、王丹表示“如果有需要，愿意配合台湾的检调单位，提供台湾捐款的资金流向”。很好。但不够。王丹有义务首先配合海外民运的质问，交代清楚陈水扁声言“资助海外民运”给了你，借以掩护脱罪的他那20万美元“国务机要费”的流向。“海外民运”不作陈水扁的替死鬼。
我们等待王丹的回答。特此联署声明
王希哲、徐文立、连胜德、汪岷、黄华、路易、张英、董志飞、黄奔、方圆
2006年11月7日
xz7793@yahoo.con
王丹同志撒慌害惨了国内民运人士
有时候谎言是能够害死人的，王丹的谎言就是如此。至少有潘明栋、蒲勇、卢勇祥等人，他们屈死的冤魂日后不会放过王丹。
王丹经常撒谎，一生到底撒了多少次谎，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谎言，是他自称“狱中罹患脑瘤，生命垂危”。接着，颇有心计的歪嘴老母王凌云便把儿子的谎言反复抛给境外记者，进行舆论炒作，然后趁机贪婪地榨取外国及港台的人权团体的“人道捐款”，迅速跻身京城“大款族”。鉴于王丹“病危”，美国政府也加紧了营救这个“中国政治犯”的步骤。最后中国政府作了妥协，同意让王丹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到美国“治病”。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王丹实现了出国梦----投奔美国，从此把坐牢的经历当作资本，收获投机的暴利，而且他很快如愿以偿。台北“国安局”出资二十万美元，把这个“交白卷”的劣等生直接送入美国哈佛大学，挂名混文凭，还安排他做了“北京之春”社长、“宪政协进会”主席、“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天安门一代”召集人、“中国人权”理事，赴台湾接受阿扁总统和“深宫怨妇”吕副总统的接见，领取多项秘密经费，而且旁人不得查账。王丹名利双收，往后不必打工或者上学了。
王丹够聪明吧。比起王丹来，那个在“六四”时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挡坦克的王维林真是太愚蠢了----他不懂得逃，不懂得躲，也不懂得吹，从没见过大把的美钞、港币，估计他的父母也不如王凌云那么会钻营，结果什么都没有捞到，恐怕这辈子也不会见到台北的阿扁总统了。王丹想到这里，睡梦里也会笑出声来：“脑瘤啊，脑瘤！你王维林怎么会有这样的天才奇思！跟共产党斗可别玩真的，你呀，你可知道我王丹以前写过多少份《入党申请书》吗？我还是共青团的‘优秀团干部’呢。脑瘤！一个神奇的谎言改变了我的命运，实现了我的梦想......”
不过，这个谎言却给别人造成伤害。当底特律医生的诊断书揭穿了脑瘤骗局之后，美国的人权官员以及国际人权组织便开始怀疑所有自称“病危”的中国在狱政治犯缺乏诚实，推断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的一再呼救都出自中国式的狡猾和政治手段，从此不再认真看待。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以及国际人权组织，没有认真理会呼喊“病危”的潘明栋、蒲勇、卢勇祥、黄燕明、燕鹏等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的求救诉求，没有及时发放入境就医的签证，或者没有及时为他们筹措大笔的“人道援助”款项，甚至没有及时把他们作为“人权个案”向中国政府交涉，以避免再出“王丹脑瘤”那样的洋相。
结果，悲剧发生了----潘明栋的直肠癌渐渐扩散，导致肝癌，于一九九八年八月死于湖南大学医院；因散发传单而被判刑十年的蒲勇罹患胃癌无钱医治，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含恨去世，葬于四川省南江县的公墓里；一九九五年抱病前往天安门广场撒传单的卢勇祥被捕后判了五年徒刑，被关押在贵阳监狱，至一九九八年七月病情恶化导致肾衰竭，虽然监狱医院的医疗条件极差----连洗肾设备也没有，但是狱方却拒绝批准卢勇祥“保外就医”，让他在铁墙内等死；与卢勇祥同案的黄燕明在被判刑后也多次请求“保外就医”，没有人理睬，结果在狱中左眼失明，终身残疾......
真乃“假作真时真亦假”，难道王丹就不应该对潘明栋、蒲勇、卢勇祥、黄燕明等道歉吗？倘若王丹仍不改他那撒谎的恶习，只顾踩着当年天安门广场上无数王维林们的身躯往上爬，向山姆大叔和阿扁总统摇尾求宠，以讨取名利，那么，他还能算人吗？也许王丹会狡辩说，撒谎“属于私人问题”----正如他在旧金山回答听众询问关于他的男同性恋者身份时以“属于私人问题”来回避，拒绝正面检讨，那么，我们必须向王丹指出，当他的谎言已经给别人造成伤害时，就不再是什么“私人问题”了。
唐柏桥
8/6/2003
《北京之春》每年为台「军情局」收集２５０件情报
DWNEWS.COM-- 2006年11月15日5:42:3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王丹承认收扁２０万美元
综合台湾《东森新闻》等媒体14日报道：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所引起的风波仍持续在海外延烧，虽然日前「民运人士」王丹已经承认有收受来自台湾友人的政治捐款，但是他声称事前不知道捐款是来自阿扁政府。但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２５０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继日前王丹接受媒体访问时，间接表示收过数笔来自台湾友人的捐款後，平面媒体近日更直接指出，王丹承认所收受的20万美金，是来自台湾的陈水扁政府。面对这样的报道，王丹就特别在《东森新闻》的访问中，郑重否认他知道捐款的来源，是来自阿扁的「国务机要费」。
此前，曾有人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公共场所对王丹质询，王丹坚决否认「拿了台湾当局的钱」，还信誓旦旦：不信可以查我的银行帐号了。如果陈水扁的贪污案没有爆发，王丹的誓言也许永远不会漏底，某些弥天大谎也许永远不会被揭穿。但陈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国务机要费」里终於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拖了一阵子之後，他终於公开承认：我拿了那20万美元。
「北春」年供２５０件情报
2006年3月8日，民进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讲，为不久前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废统」）站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社（北春）的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的２５０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众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进出」台湾。最近记者也爆出他「计划之中的台湾之行」不受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因救驾有功，去台湾领取更多的奖赏去了？
王丹日前辩称，其实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的资金来源本来就很多，但是只要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他们也都不会去询问捐款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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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前几年向台湾民进党当局要经费，扁当局给了，随后被大陆当局抖了出来，当时把要钱的信都公开出来了，海外有些人推测是二十万美元，但王丹和台湾当局都坚决予以否认----这是头一次说谎。随着“国务机要费”案子的发酵，王丹的二十万又浮出水面，王丹这次等于是承认了，但是又说用到了他的“宪政会”和杂志《北春》上了，然而《北春》随即明确予以否认----这是第二次说谎。不知还会有第三次没有？
陈水扁给同性恋者王丹20万美元？海外民运要求交代
万维读者网 2006-11-07 09:47:19
请王丹就陈水扁20万美元对中国海外民运作出交代的联署声明
一、中国海外民运的大多数是反对台独的。
二、中国海外民运欢迎也曾经接受以最终的民主统一中国为政策的台湾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这个支持是正义的，是中国民主事业内部的。我们反对民进党台独政府打着所谓“资助海外民运”的幌子，把它变成私下收买个别人物为其分裂中国的台独政策背书站台的工具。特别是对陈水扁将所谓“资助海外民运”当作掩护其贪污犯罪的挡箭牌，隐蔽伞，侮辱丑化海外民运，我们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
三、陈水扁辩解他先后将“国务机要费”20万美元给了“海外民运”王丹。我们坚决要求王丹作出说明：
（1）2004年和2006年，你有没有收到过陈水扁这20万美元？
（2）这20万美元，你怎么用在“海外民运”上了？
四、陈水扁交代王丹以“海外民运”名义拿了这钱，王丹却表示“困扰”，说是因为从“不过问资金来源”。这是在把全体海外民运当阿斗。我们不是阿斗。王丹是假“困扰”，我们是真困扰。我们决不允许我们都身在其中的“海外民运”的名义，被王丹私下拿去与陈水扁作交易，责任却似乎“海外民运”人人都有份。王丹必须对海外民运作出交代。
五、就在9月23日民主教育基金会上，当黄伟成质问王丹拿了陈水扁民进党政府的钱时，王丹还坚决否认，当众表态“可以查我的帐号”。现在不否认了，只是“困扰”了。王丹新的辩解说，陈水扁给钱“不带任何的附加政治条件”。欺骗！“不带任何的附加政治条件”，只是在你不反对捐款人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政策甚至与其一致的前提下，才可能是有意义的。王丹若反对陈水扁政府的台独基本政治立场和政策，却扬言陈水扁给钱“不带任何的附加政治条件”，这是自欺欺人，是王丹睁着眼睛向大众说的鬼话！
六、王丹表示“如果有需要，愿意配合台湾的检调单位，提供台湾捐款的资金流向”。很好。但不够。王丹有义务首先配合海外民运的质问，交代清楚陈水扁声言“资助海外民运”给了你，借以掩护脱罪的他那20万美元“国务机要费”的流向。“海外民运”不作陈水扁的替死鬼。
我们等待王丹的回答。特此联署声明
王希哲、徐文立、连胜德、汪岷、黄华、路易、张英、董志飞、黄奔、方圆
2006年11月7日
xz7793@yahoo.con
吴弘达 Harry Hongda Wu ---- 美国人虚构的“中国英雄”
吴弘达 Harry Hongda Wu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8/18/41359.html
吴弘达何许人也
【人民报消息】吴弘达逢人便说他是因为发表言论，不满中共支持前苏联干涉匈牙利事件而被捕的，之后他被劳改了19年。在吴弘达为董事、发行人和编辑的中国信息中心《观察网站》上却刊登了张伟国先生的一篇文章《闻“劳改”载入牛津英语词典有感》，里面这样写到：“1960年，吴弘达先生23岁起就因‘右派’的罪名被判3年劳教，解教后转到矿山‘就业’。”吴弘达到底是劳改了19年还是劳教了三年，这里恐怕大有文章。
在网上查找不到吴弘达亲笔写的简历，然而与吴弘达熟悉的人却说吴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劳改过，仅仅被劳教过三年（在中国，劳改是刑事处罚，劳教是行政处罚）。许多书中是这样描述吴的简历的：吴弘达原本是一个中国人，原籍江苏省无锡市，１９３７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小银行业主家庭。吴弘达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被依法惩处。１９６１年５月至１９６４年５月，他先后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三年。１９６４年，吴弘达刑满释放后，到山西省霍县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任教，不久又调到武汉地质大学任教。１９８５年，他从武汉赴美国探亲，并从此滞留美国。经过７年苦心努力，他终于于１９９２年加入了美国国籍，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
吴是否“诱奸”过女学生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从“劳教”而非“劳改”这个事实看，这个可能性确实存在。在五、六十年代，强奸、杀人等都属于 “人民内部矛盾”，而反党反革命却是“敌我矛盾”。从量刑上来看，“诱奸”与“劳教三年”倒也有逻辑上的联系。吴自己在自传《昨夜雨骤风狂》中还谈到，他在时隔34年，初恋情人已经为人祖母的时候，还被他深深一吻。看样子吴也是个多情种子。
吴弘达即使做过牢，也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中共与时俱进的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吴已经数十年没有领教过。要说现在真正的劳改权威，那得是现在还在坐牢或者刚刚出来的异议人士、法轮功信徒或地下教会成员，第一手资料新鲜热辣，远非吴久远年月前的冷饭可比。
吴的一大特点就是在民运圈子里基本没有朋友，被他排挤乃至直接诬为“共特”的人比比皆是。据与吴接近的人讲，吴是个妒嫉心很重的人，著名民运人士，如魏京生、李洪宽、王丹、鲍戈等都受到吴的压制，或直接被吴指为“共特”，而吴自己雇佣共特高瞻一事，却不了了之。
台湾“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和“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曾经在谈到吴弘达的时候说：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吴弘达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
鲍戈绝不是一个特例。当年李洪宽在美国经营“大参考”网站，并每日给大陆送出大量电子邮件。这样一个耗费精力和金钱的项目在申请资助的时候却受到吴弘达的百般排挤和打压。王丹的情形据说与李洪宽也差相仿佛，遇到吴弘达不少人为制造的障碍。
知吴底细的人称吴的一大特点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例如1957年有个很有名的右派叫冯国锵，1993年在香港就跟吴合作过。冯的前妻为帮助“劳改基金会” 搜集证据，冒着生命危险赴湖北、浙江和辽宁省的十三个监狱和劳改农场进行调查、摄影及录像。在冯的前妻遇到危急，随时可能被捕之际，吴背叛其诺言，不但不予援手，甚至反过来污蔑冯“骗”了他。冯一怒之下将事实经过发表在香港《前哨》月刊上，题为《我怎么来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吴弘达因为谎言被揭穿而恼羞成怒，向冯的朋友莫逢杰污蔑说冯是“共特”，要莫逢杰不要租房子给冯住。莫逢杰由于不信吴的话而被吴以最脏的话痛骂，终至二人彻底绝交。
吴弘达一直以“人权斗士”的面目示人，貌似铮铮铁骨。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９日，吴弘达试图通过化名从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霍尔果斯口岸潜入中国境内时被中国边防人员抓获。彼时，吴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因此在被司法机关羁押调查的短短两个月内，办案人员并没有对吴进行刑讯逼供，其待遇也远比其他在押犯优越。吴弘达却在８月９日向中国司法机关呈交了一份亲笔签名的《悔罪书》。吴痛哭流涕地悔罪认错，承认他提供给外国电视广播公司的所谓“中国劳改产品”，其实都是从乌鲁木齐普通农贸市场上买来的手工产品，并非来自中国监狱。吴供认说：“我先是来到新疆第二监狱，拍下了一些有关当地警戒设备的镜头，然后，再来到乌鲁木起市区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拍下了一些商品的镜头，再将事先准备好的监狱标志贴到某个商品上，用特写镜头拍下这个商品，于是，他们觉得非常理想的画面也就出来了。”类似的，他说他关于死刑犯肾移植的镜头，也是来自在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拍摄的胸外科手术。
对吴为什么如此竹筒倒豆子般的认罪，我们并不清楚。虽然这无法证伪中共的罪行，但吴的“悔罪”毕竟给了中共矢口否认的口实，并伤害了“民运人士”的形象。从吴这次表演中，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在自传《昨夜雨骤风狂》中给自己加诸的光环。或许有人认为吴加入美籍后，居移气，养移体，已经吃不了监狱的苦，因此不得不做违心之词。可吴从小就在上海一个银行家的富裕环境中养尊处优，劳教三年期间正赶上全国大饥荒的年代，他如果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还保持着他自传中所描述的气节，怎么到了1995 年这种气节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吴来到美国的时机甚好，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政治体制改革被胡耀邦、赵紫阳提上议事日程，许多有抱负的人都要在国内施展一番身手，彼时海外的中国大陆人很少，自然也没人与吴竞争。吴借着这个机会露出了头角。等到1989之后，大陆出来的人渐渐多起来，可吴已经站稳脚跟，打击和排挤起那些初来乍到、立足未稳之人自然信手拈来，行有余力。
名利双收的吴做了很多纸面文章，而真正吴拿到的第一手资料近年甚少，而被吴直接从大陆劳改营营救出来的人就更加寥寥无几。实事做得不多，荣誉倒是不少，这只能说明吴的手腕非同一般。
在对法轮功的问题上，吴的妒嫉心故态复萌。吴是个花钱很谨慎的人，每年他从民主基金会拿到上百万美元的资助，然而他在人员工资和办公费用上却十分“精打细算”。尽管如此，毕竟吴的号召力不够，上百万美金能够召来的人马不多。而法轮功仅靠信徒自发办媒体、讲真相，却在反中共迫害的各路人士中声势最盛。吴在私下里曾经表示，如果他是江泽民他也要镇压法轮功，实乃妒嫉心作祟之故。这与他公开宣称的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态度背道而驰，且这种私下的讲话常常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想法。
吴弘达一直示人以严谨的风格，美国国会也因此对吴颇有信任，事实上的吴弘达却不是他给外界的那个形象。比如中国到底有多少犯人这个问题，吴就给出过至少三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二千万(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3/30/98)。还有一说是1996年的数字，全国有一千一百个劳改营，关着六百万到八百万劳改犯人（张伟国主持的美国电子刊物98年3月）。第三种说法见之于吴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说中国大陆劳改营至少有三千个，犯人有一千二百万至一千六百万，其中留场就业人员约八百万至一千万。 对于自中共建政以来的犯人总数，吴在95年5月10日说有三千万至四千万，而在1998年却说有五千万以上（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3/30/98）。（以上内容摘自范似栋的《拆穿吴弘达的西洋镜》）。
吴弘达作为中国劳改问题的权威，在中国到底有多少犯人这个基本问题上给出几种不同的说法，也让人不能不对吴的治学和考证精神有所怀疑。一个劳改权威，总不能靠着估计出的自相矛盾的数据混日子吧？
吴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英文甚好，且深知西方人的心态与思维方式。在他出席的听证中，发表意见时常常带有很大的表演成分。当被问及他在劳教所的遭遇时，他常常会停顿一会儿，等到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倾听他的下文时，再用非常简洁和肯定的口气陈述，这种做秀常常引来大家惊愕的呼声，并强化他人权斗士的形象。
综合上面的信息，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于他所竭力塑造的形象：因盗窃和诱奸女生被劳教、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欺骗、软骨头、沽名钓誉、排挤他人、妒嫉心重、治学态度不严谨等等。此或为吴弘达的真实面目。
辛平
2006年8月18日 星期五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8/18/41359.html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8/18/41359.html
吴弘达何许人也
【人民报消息】吴弘达逢人便说他是因为发表言论，不满中共支持前苏联干涉匈牙利事件而被捕的，之后他被劳改了19年。在吴弘达为董事、发行人和编辑的中国信息中心《观察网站》上却刊登了张伟国先生的一篇文章《闻“劳改”载入牛津英语词典有感》，里面这样写到：“1960年，吴弘达先生23岁起就因‘右派’的罪名被判3年劳教，解教后转到矿山‘就业’。”吴弘达到底是劳改了19年还是劳教了三年，这里恐怕大有文章。
在网上查找不到吴弘达亲笔写的简历，然而与吴弘达熟悉的人却说吴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劳改过，仅仅被劳教过三年（在中国，劳改是刑事处罚，劳教是行政处罚）。许多书中是这样描述吴的简历的：吴弘达原本是一个中国人，原籍江苏省无锡市，１９３７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小银行业主家庭。吴弘达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被依法惩处。１９６１年５月至１９６４年５月，他先后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三年。１９６４年，吴弘达刑满释放后，到山西省霍县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任教，不久又调到武汉地质大学任教。１９８５年，他从武汉赴美国探亲，并从此滞留美国。经过７年苦心努力，他终于于１９９２年加入了美国国籍，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
吴是否“诱奸”过女学生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从“劳教”而非“劳改”这个事实看，这个可能性确实存在。在五、六十年代，强奸、杀人等都属于 “人民内部矛盾”，而反党反革命却是“敌我矛盾”。从量刑上来看，“诱奸”与“劳教三年”倒也有逻辑上的联系。吴自己在自传《昨夜雨骤风狂》中还谈到，他在时隔34年，初恋情人已经为人祖母的时候，还被他深深一吻。看样子吴也是个多情种子。
吴弘达即使做过牢，也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中共与时俱进的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吴已经数十年没有领教过。要说现在真正的劳改权威，那得是现在还在坐牢或者刚刚出来的异议人士、法轮功信徒或地下教会成员，第一手资料新鲜热辣，远非吴久远年月前的冷饭可比。
吴的一大特点就是在民运圈子里基本没有朋友，被他排挤乃至直接诬为“共特”的人比比皆是。据与吴接近的人讲，吴是个妒嫉心很重的人，著名民运人士，如魏京生、李洪宽、王丹、鲍戈等都受到吴的压制，或直接被吴指为“共特”，而吴自己雇佣共特高瞻一事，却不了了之。
台湾“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和“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曾经在谈到吴弘达的时候说：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吴弘达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
鲍戈绝不是一个特例。当年李洪宽在美国经营“大参考”网站，并每日给大陆送出大量电子邮件。这样一个耗费精力和金钱的项目在申请资助的时候却受到吴弘达的百般排挤和打压。王丹的情形据说与李洪宽也差相仿佛，遇到吴弘达不少人为制造的障碍。
知吴底细的人称吴的一大特点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例如1957年有个很有名的右派叫冯国锵，1993年在香港就跟吴合作过。冯的前妻为帮助“劳改基金会” 搜集证据，冒着生命危险赴湖北、浙江和辽宁省的十三个监狱和劳改农场进行调查、摄影及录像。在冯的前妻遇到危急，随时可能被捕之际，吴背叛其诺言，不但不予援手，甚至反过来污蔑冯“骗”了他。冯一怒之下将事实经过发表在香港《前哨》月刊上，题为《我怎么来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吴弘达因为谎言被揭穿而恼羞成怒，向冯的朋友莫逢杰污蔑说冯是“共特”，要莫逢杰不要租房子给冯住。莫逢杰由于不信吴的话而被吴以最脏的话痛骂，终至二人彻底绝交。
吴弘达一直以“人权斗士”的面目示人，貌似铮铮铁骨。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９日，吴弘达试图通过化名从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霍尔果斯口岸潜入中国境内时被中国边防人员抓获。彼时，吴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因此在被司法机关羁押调查的短短两个月内，办案人员并没有对吴进行刑讯逼供，其待遇也远比其他在押犯优越。吴弘达却在８月９日向中国司法机关呈交了一份亲笔签名的《悔罪书》。吴痛哭流涕地悔罪认错，承认他提供给外国电视广播公司的所谓“中国劳改产品”，其实都是从乌鲁木齐普通农贸市场上买来的手工产品，并非来自中国监狱。吴供认说：“我先是来到新疆第二监狱，拍下了一些有关当地警戒设备的镜头，然后，再来到乌鲁木起市区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拍下了一些商品的镜头，再将事先准备好的监狱标志贴到某个商品上，用特写镜头拍下这个商品，于是，他们觉得非常理想的画面也就出来了。”类似的，他说他关于死刑犯肾移植的镜头，也是来自在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拍摄的胸外科手术。
对吴为什么如此竹筒倒豆子般的认罪，我们并不清楚。虽然这无法证伪中共的罪行，但吴的“悔罪”毕竟给了中共矢口否认的口实，并伤害了“民运人士”的形象。从吴这次表演中，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在自传《昨夜雨骤风狂》中给自己加诸的光环。或许有人认为吴加入美籍后，居移气，养移体，已经吃不了监狱的苦，因此不得不做违心之词。可吴从小就在上海一个银行家的富裕环境中养尊处优，劳教三年期间正赶上全国大饥荒的年代，他如果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还保持着他自传中所描述的气节，怎么到了1995 年这种气节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吴来到美国的时机甚好，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政治体制改革被胡耀邦、赵紫阳提上议事日程，许多有抱负的人都要在国内施展一番身手，彼时海外的中国大陆人很少，自然也没人与吴竞争。吴借着这个机会露出了头角。等到1989之后，大陆出来的人渐渐多起来，可吴已经站稳脚跟，打击和排挤起那些初来乍到、立足未稳之人自然信手拈来，行有余力。
名利双收的吴做了很多纸面文章，而真正吴拿到的第一手资料近年甚少，而被吴直接从大陆劳改营营救出来的人就更加寥寥无几。实事做得不多，荣誉倒是不少，这只能说明吴的手腕非同一般。
在对法轮功的问题上，吴的妒嫉心故态复萌。吴是个花钱很谨慎的人，每年他从民主基金会拿到上百万美元的资助，然而他在人员工资和办公费用上却十分“精打细算”。尽管如此，毕竟吴的号召力不够，上百万美金能够召来的人马不多。而法轮功仅靠信徒自发办媒体、讲真相，却在反中共迫害的各路人士中声势最盛。吴在私下里曾经表示，如果他是江泽民他也要镇压法轮功，实乃妒嫉心作祟之故。这与他公开宣称的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态度背道而驰，且这种私下的讲话常常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想法。
吴弘达一直示人以严谨的风格，美国国会也因此对吴颇有信任，事实上的吴弘达却不是他给外界的那个形象。比如中国到底有多少犯人这个问题，吴就给出过至少三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二千万(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3/30/98)。还有一说是1996年的数字，全国有一千一百个劳改营，关着六百万到八百万劳改犯人（张伟国主持的美国电子刊物98年3月）。第三种说法见之于吴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说中国大陆劳改营至少有三千个，犯人有一千二百万至一千六百万，其中留场就业人员约八百万至一千万。 对于自中共建政以来的犯人总数，吴在95年5月10日说有三千万至四千万，而在1998年却说有五千万以上（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3/30/98）。（以上内容摘自范似栋的《拆穿吴弘达的西洋镜》）。
吴弘达作为中国劳改问题的权威，在中国到底有多少犯人这个基本问题上给出几种不同的说法，也让人不能不对吴的治学和考证精神有所怀疑。一个劳改权威，总不能靠着估计出的自相矛盾的数据混日子吧？
吴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英文甚好，且深知西方人的心态与思维方式。在他出席的听证中，发表意见时常常带有很大的表演成分。当被问及他在劳教所的遭遇时，他常常会停顿一会儿，等到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倾听他的下文时，再用非常简洁和肯定的口气陈述，这种做秀常常引来大家惊愕的呼声，并强化他人权斗士的形象。
综合上面的信息，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于他所竭力塑造的形象：因盗窃和诱奸女生被劳教、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欺骗、软骨头、沽名钓誉、排挤他人、妒嫉心重、治学态度不严谨等等。此或为吴弘达的真实面目。
辛平
2006年8月18日 星期五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8/18/41359.html
王丹向民进党提供重要情报: 中国不敢犯台
民进党内部会议上
王丹的发言与扁高度一致
〔自由时报记者邱燕玲台北报导〕中国民运人士王丹七月十六日应民进党邀请列席中常会演讲，王丹指出，江泽民在香港强行推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对两岸关系长远来看是「迫害」；陈水扁总统表示， 依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订定的「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代表「一国两制」向「一国」倾斜，「两制」则迅速消失。
社发部主任卓荣泰询问，若台湾举办支持或反对「一国两制」的公投，中国会如何回应？王丹说，他对公投问题「戒慎恐惧」，但他相信中国不敢犯台，中国可能会转向刺探美国的态度。
王丹昨天受邀演讲「从今日香港政局看中国的民主化」，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香港政局发展关系台湾以后的前途，邓小平确立一国两制，目的之一是要影响台湾，因此台湾朝野都应注意。他说，有一次他在台湾坐计程车，司机说他是外省子弟和「统派」，但港人反对基本法后，这名司机对「统派」信心开始动摇。
王丹表示，此事证明在中国极权制度的情况下，保持「一国两制」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台湾人民可以看清这一点。
2005-7-17
大一留级生 跳级变“硕士”
王丹在美国的学历全是假的
“美国之音”电台在“六四”十四周年纪念日安排王丹同志与听众对话。有听众问王丹同志是如何上美国哈佛大学的，王丹一听就急了，慌忙把问题扯开，谈起自己当年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前言不搭后语。接着他又冒出一句，称自己并不稀罕上什么哈佛大学。
能上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名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荣耀，有什么不能正大光明承认的呢？何况王丹同志经常是以“哈佛博士生”头衔招摇过市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王丹同志进入哈佛大学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他连托福都考不了三百分，进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都是不可能的。台湾情报机关以“台湾校友会”向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捐款”的方式，为王丹承担了昂贵的学费，哈佛大学再将其中的一部分以“奖学金”名义赠予他。
九年来王丹同志在哈佛大学基本上没有上过什么课，也从不参加考试，主要精力都放在做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政治评论员、台湾《北京之春》社长、“天安门一代”基金会召集人，频繁地跑台北、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澳洲等地，参加与民运有关的各种会议，另外，几乎每个月要写七八篇抨击中国大陆、颂赞台湾及美国的评论文章，由“自由亚洲电台”、“多维新闻网”、《北京之春》、《大纪元时报》负责定期发表，然后再凑合成集子，在台湾发行《王丹观点》一书。除了上述政治活动之外，王丹同志还经常出入台湾及美国的同性恋酒吧寻欢，有时还写一些多愁善感的诗。
王丹同志虽是名义上的“哈佛博士生”，可是却不会阅读美国的学术书籍，更不会以英文写作，所以，他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的“研究课题”选的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攻读博士”的“研究课题”则选的是美丽岛事件和民进党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他以中文“完成”的毕业论文其实由“台湾热心人士”代笔，反正哈佛大学也不会加以翻译和鉴定。
王丹同志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工子弟，在北京大学附中就读。中学快毕业时，王丹同志靠着父母的关系，被评上市级“优秀团干部”，然后报送上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才读了一年，就学不下去了。因学习成绩太差，差点被留级，于是又通过父母的关系，转到了历史系，不到数月，就爆发了“六四血案”。此后，王丹同志两度入狱，总共在狱中蹲了八年，最后谎称自己“罹患脑瘤”，呼吁国际捐款和营救。在美国向中国施压之下，一九九八年四月王丹同志获得“保外就医”，飞抵美国底特律一家医院“医治”。医院的检查结果是，王丹同志有轻微的咽喉炎，但绝对没有脑瘤，不必入院就诊。
总之，王丹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假学历是政治产物，同“文革”年代的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是一回事。
以下是王丹同志近年来发表过的部分评论文章及演讲的题目，供读者参考。水平如何？不敢恭维，跟大字报差不多。
● 王 丹： 民进党为什么会大胜
● 王 丹： 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
● 王 丹： 民进党已放弃台独
● 王 丹： 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
● 王 丹： 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
● 王 丹： “两国论”分析
● 王 丹： 评新一轮两岸紧张关系
● 王 丹： 施放善意而已，并非实质性政策改变----评中共对台立场
● 王 丹： 解决台湾问题“三通”不如人心通
● 王 丹： 台湾大选给中共带来的教训
● 王 丹： 美丽岛事件与台湾的民主运动
● 王 丹： 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典礼的感想
● 王 丹： 我为什么赴台参加陈水扁的就职典礼
● 王 丹： 台湾政治复杂，中共对策模糊
● 王 丹： 台湾经验给我的启示
● 王 丹： 台湾民主制度见闻
● 王 丹： 江泽民的台湾情结
● 王 丹： 南北韩高峰会谈对台海两岸问题的启示
● 王 丹： 反批美国人权状况实为黔驴技穷之表现
● 王 丹： 对北京学生抗议北约的三点意见
● 王 丹： 幸灾乐祸无异于恐怖主义心态
● 王 丹： 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
● 王 丹： 钱钟书不是知识分子
● 王 丹： 港府无耻
● 王 丹： 海外民运已经失败
● 王 丹： 台湾大选断想
● 王 丹： 李远哲的启示----如何看独立知识分子李远哲在台湾选战中挺扁的影响
● 王 丹： 从国民党在台湾政治转型中的作用看台湾经验在大陆的前景
● 王 丹： 如果美国出兵伊拉克
● 王 丹： 反战不应被当作时尚----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专制导致一夜间垮台----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一场天使与魔鬼结合的战争----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亲美情结与高调反美的矛盾
● 王 丹： 中国仍在隐瞒SARS疫情
● 王 丹： “废统”只有李肇星不高兴
纽约“政治庇护”行业黑幕大曝光
敲诈勒索 抢男霸女 非法集资
纽约政庇行业形成黑社会组织
纽约地区一些不法移民公司打着“中国民主党”的旗号，向申请政治庇护的非法移民骗取钱财，甚至敲诈勒索，威胁恐吓，性侵犯和人身控制，形成黑社会组织。对于出现这种情况，许多海外民运团体极为愤慨，不断向美国移民局、国土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报案，要求进行法律追究和惩治。
日前，一家以“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名称注册，专门承接政治庇护生意的公司在中文媒体刊登大幅广告，宣称将于3月19日至21日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酒店二楼召开所谓“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并成立“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然而，据知情者透露，应邀参加这次“民运世界代表大会”的几乎都是那家移民公司的政治庇护客户，而且多为闽籍非法移民。会议主办者刘东星 会前强调“未受邀者不得参加会议”，明确禁止海外民运人士进入会场。
目睹这种咄咄怪事，海外民运人士当然无法容忍。中国民主党的两名创始人王有才和徐文立分别发表声明，谴责上述那家移民公司的不道德商业行为无异于鸠占鹊巢，侵犯了中国民主党的名誉权。
中国民主党创立于1998年6月。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克林顿赴中国访问，浙江省的民运人士王有才、祝正明等公开向当局要求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委会，随后山东省的谢万军和刘连军等，北京市的任畹町和徐文立等，湖北省的秦永敏和陈忠和等，四川省的刘贤斌和欧阳懿等，吉林省的王文江和唐元隽等，以及全国十多省市的民运人士纷纷响应，成立了中国民主党的各地组织。数月后大陆当局下令取缔中国民主党，将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领袖人物判处重刑，而谢万军和唐元隽等人则越境逃亡海外。三年前，大陆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释放了徐文立和王有才，将他们放逐美国。当徐、王两人踏足美国国土时惊愕地发现，一些不法移民公司居然炮制出无数个假“中国民主党”组织，专门兜揽政治庇护生意，并大肆进行敲诈勒索、威胁恐吓、性侵犯、伪造假证件、人身控制等犯罪活动，败坏了中国民主党的名声。
据调查，设在法拉盛133-39 41 Road二楼的 “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通过“老鼠会”的经营方式发展政治庇护业务，迅速成为业内龙头。业主刘东星向客户们吹嘘说，只要加入他的“中国民主党”，可以百分之百地办成政治庇护。然而，据雇员透露，刘东星自己竟然没有合法身份。数年前刘东星编造离奇经历向移民局申请政治庇护被判决失败，递解令在身，迅即与一闽籍女公民结婚，数度申办婚姻绿卡均未获准。不过，夫妇两人却开始大做特做起政治庇护生意来，而且主要针对闽籍非法移民。
为了掩人耳目，去年8月刘东星拉拢纽约民运分子倪育贤入伙，封倪为“主席”，负责上移民法庭给客户们作证，每次收费500美元。如果案子成功，再收费500美元。当时正值倪育贤因性侵犯两名华裔少女（受害人的父亲杨国军原是倪的政治庇护客户）而遭到长岛苏富克郡检察署起诉，倪打官司需要钱，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调查发现，刘东星接案后，将案子全部交给一个名叫王凯文的律师助理。王凯文每获一案，付给刘东星500美元的介绍费。王将客户的案件材料编成故事，然后交给设在曼哈顿华埠东百老汇39号605房间的“华联律师楼”办理。
刘东星向客户规定，凡加入他的“中国民主党”者，需交付500美元作为“党员基金”，每月交“党费”10美元，以后每举办一次活动都需缴纳“活动费”。刘东星还经常向客户索要“支援大陆民运”的捐款（无收据），并逼迫客户认购他自行印制的“民主股票”。如果客户因打官司需要刘东星出具“党员证明材料”（包括参加活动时的照片等），则需另外付费。倪育贤在每位客户的“党员证”上签名，一次收费100美元，真可谓巧取豪夺。刘东星还经常警告客户说：“如果你不听从党的指挥，不同意把案件交给王凯文律师，我们就不提供证明材料，就不作证，就开除你！而且，我们还要向移民局、国土安全局告发你，叫你永远也办不成身份！”刘东星、倪育贤还对“党员们”进行人身控制，要求他们必须随叫随到，并且严令禁止他们相互联络和打听情况，不允许他们擅自与海外民运团体接触。倪育贤还时常对一些女客户提出性要求，若不满足他，就拒绝上庭作证，甚至告发。刘丽萍就是这样的受害者之一，她因拒绝去倪育贤家住宿而得罪了这位“主席”兼政治庇护证人，结果差点输了案子。
据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王有才《一个玩笑，其它，和一件往事（2）》一文揭露，刘东星原是谢万军的客户之一，被授予“美东党部负责人”头衔用以申办政治庇护。但是刘东星后来与谢反目，自立门户，另找倪育贤做移民生意搭档，注册了名为“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的公司。去年8月，该公司在法 拉盛举行所谓的“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立刻遭到徐文立、王有才、王希哲等中国民主党领袖的谴责。王有才指出，“倪育贤为了赚钱就乱来，还编造伪造党史。他们将中国民主党作为做政治庇护生意的摇钱树，破坏了中国民主党的形象，严重影响了党在海外的发展”。
徐文立也发布《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公告》，指出刘东星、倪育贤这类政治庇护业主，他们“利用办移民的职业和一些简单公开的活动作为掩护，招揽客户，以吹嘘只要加入他们所谓的‘中国民主党’会百分之百地办成政治庇护为诱饵，对新移民收取高额的人头费用，达到敛财的目的。这些所谓的‘中国民主党’组织的负责人，自身毫无民主素质，也不具备民主的理念，在组织内部搞独裁专制，甚至将组织成员充作奴工，利用组织成员在身份上的弱势，由特别的管道伪造申请政治避难的假材料，利诱威胁和强行索取钱财，加上严密的控制，禁止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使他们无法通过相互认识和联系，形成维护自身权利的力量，这样的组织运作如同黑道社会。”
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主席徐文立
办公室电话：401-8639768
家中电话：401-274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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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主持人王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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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谢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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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民主党吉林省筹委会负责人唐元隽
联系电话：917-5197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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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王希哲
联系电话：510-536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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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成员倪锦彬
联系电话：516-2636933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党章起草人严家其
联系电话：718-854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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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日报》纽约大都会版 2007年3月20日 侨社新闻 B4
徐文立汪岷澄清合并论
称真民运不做政庇生意
□ 本报记者夏晓明纽约报道
对于倪育贤等人正在纽约召开“中国民运世界代表大会”，身在加州的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主席徐文立表示，倪育贤是在盗用中国民主党名义欺骗美国政府，利用办政治庇护骗钱，“做法很恶劣”。
徐文立表示，倪育贤以中共“扣帽子”的斗争手法，在纽约华文媒体上花钱登两万多字的广告，称他是“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这是在把水搅浑。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与倪育贤的组织，不会发生任何关系。
徐文立称，倪育贤去年8月13日在纽约召开的所谓“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公告称倪的自民党与中国民主党进行合并，完全是“盗用他人名义”。如果真的合并，倪就不会在华文媒体的广告中，又向对方进行攻击。
徐文立表示，真民运与伪民运的主要区别，在于真民运帮助党员写政庇证明材料是不收费的，民主党总部和下属支部绝不会做商业买卖。
海外流亡总部秘书长汪岷表示，中国民主党是在中国大陆创办的，与大陆有血脉联系，并非一个松散的团体，党员必须履行正式入党手续。他表示，倪育贤从未参加过中国民主党，更不可将自己召开的会议称为“中国民运世界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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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事大学部分教职员工
致纽约“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公开信
纽约“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筹备组
暨法拉盛“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成员
刘东星 江举 郑国唐 杨秀蕊 刘培福 刘洪成 白鸿巍 张立君 范照瑞
林书武 林殷 董志飞 姜晓兰 邹洪义 陈庸斯 庞桂萍 王秋娥 陈东合
等先生/女士：
闻悉你们拟于2007年3月19日至21日在美国纽约召开“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藉此宣告要组建一个统一的“中国民主党”，并于2020年之前“终结中共一党专制”。对此，我们深表赞赏和理解，并预祝大会成功。
虽然我们知道你们其实代表不了“中国民主党”，也无从推翻“中共一党专制”，但你们在国外谋生存、寻发展的聪明智慧却令人钦佩。
据你们的“主席”倪育贤向我们介绍，你们目前都还没有取得在美国合法居住的身份，都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大会上多拍一些照片，呈交给当地的移民局和法庭，作为获得政治庇护的证据材料。据知，倪育贤“主席”每次为你们出具“证明材料”，都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且价格不菲。
为了确保你们不受骗上当，你们的利益免遭损失，我们建议，你们应当先到纽约法拉盛另外一家“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部（距你们的筹备组办公室仅一街之隔）去了解情况，向他们的“主席”谢万军询问“中国民主党”的背景情况。此外，纽约另外还有一家“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距你们的筹备组办公室仅两街之隔），他们的“主席”王军可能也会向你们提出一些忠告，指出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对“中国民主党”的破坏。
也许倪育贤并没有告诉你们真实的情况：在美国，其实还有许多叫做“中国民主党”的组织，他们正准备向美国移民局和法庭质疑倪育贤为你们所出具的那些“证明材料”，这样有可能会导致你们的政治庇护案件悉数通不过。所以我们建议，你们应尽快恳求这些组织对你们手下留情，多加包容，万万不可同胞相煎。这些组织包括“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中国民主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中国民主党北美党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等等。
你们的“主席”倪育贤曾经是我们上海海运学院（现上海海事大学）的老同事，我们对他的品行和背景十分了解。姑且不论近年来他在纽约法拉盛109警察局的嫖娼案，以及在纽约长岛苏福克郡检察署的性侵幼女案，在此，我们谨向你们出示两份有关他过去生活作风问题和偷盗他人财物劣迹的原始档案材料（附信后），供你们参考。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的情况，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上海海事大学部分教职员工
2007年2月28日
上海海事大学
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1550号
电话：+86 21 58855200
邮编：200135
人事处负责人：张秋荣
联系电话：58855200转3024
外事处
电话：+86 21 58855200转4566 或4010
传真：+86 21 58853909
保卫处
处长：曹永祥
副处长：胡根梁
政保科长：金萍
治安消防科科长：唐建新
户籍管理科副科长：王子田
电话：+86 21 58851963
电话：+86 21 58855200转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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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档案资料一）
上 海 海 运 学 院
沪海院人字（79）第271号
关于倪育贤问题的复查结论
倪育贤，男，34岁，上海川沙县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份：学生，原上海海运学院远洋业务专业65级学生，现是川沙县花木五金厂工人。
文化大革命中倪育贤因政治和生活问题受审查，1970年3月经市革委会文教组批准开除学籍。
经复查：
倪育贤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参加的一些活动，尚构不成政治上的错误，但在生活上确有错误，属玩弄女性，一犯再犯，现决定撤销1970年3月开除学籍的处分，重新在行政上给予记过处分，并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安排工作，按70届大学毕业生待遇调正（调正的工资从调正之日起算，以前不补）。
上海海运学院
1979年9月28日
本人签字：本人在生活作风上曾有过错误，但没有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
倪育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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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档案资料二）
上 海 海 运 学 院
沪海院人字（83）第265号
关于给倪育贤同志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决定
倪育贤，男，1942年12月出生，1979年来我院图书馆工作。
经查实，倪育贤于1983年3月17日中午，将基础部教师徐ＸＸ同志停放在图书馆楼后边，自行车棚内的一辆自行车（未上锁）偷骑走。当问题暴露后，在组织追查下，才交出这辆自行车。在交待过程中，态度不老实，不是诚恳地知错认错，而是编造假情况，向崂山派出所报假案，欺骗组织，掩盖事实真相。组织上针对他的错误，分别多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反复讲明政策，才交待了偷自行车的事实和经过情况，并先后作了两次检查，对错误有一定认识，态度有所转变，但尚需进一步端正。据此，为严肃纪律，教 育本人，经研究决定，给予倪育贤同志行政记大过处分，工资缓调一年（从1982年10月起至1983年9月）。
上海海运学院
1983年10月21日
本人签字：倪育贤
本人同意上述处理，但向崂山派出所报假案事发生在交待过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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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国自由民主党开除倪育贤党籍的档案文件）
中 国 自 由 民 主 党 中 央 委 员 会
P.O.Box 166852, Chicago, IL 60616
Tel: 312-493-6420 Fax: 312-955-2572
倪育贤：
你策划并推动分裂党的活动，非法假冒本党中文名另组中央，造成恶劣影响。中央委员会决议予以开除党籍处分。
中央委员会秘书杨铮
1993. 2. 21
本件副本抄寄：各中央委员、监委委员，各分部、支部，全党党员
（经王炳章主席、岳武副主席，以及叶宁、唐兴、石磊、万宝等各监委审核批准）
＊＊＊＊＊＊＊＊＊＊＊＊＊＊＊＊＊＊＊＊＊＊＊＊＊＊＊＊＊＊＊＊
美国国务院中蒙事务办公室：
U.S. State Department, China & Mongolia Desk
2021 C.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502
Tel: (202) 647-9141
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局纽约市政治庇护办公室：
1 Cross Island Plaza, Merrick & Brookville Blvd, Rosedale, NY 11422
Tel: (718) 723-5954 Fax: (718) 732-1121
美国本土安全部纽约市移民局律师（检察官）办公室：
26 Federal Plaza, Room 1130, New York, NY 10278
Tel: (212) 264-6114 Fax: (212) 264-0470
美国司法部纽约市移民法庭：
26 Federal Plaza, Room 1237, New York, NY 10278
Tel: (917) 454-1040
http://www.ccdtr.org/index.php/xarbb/topic/2140
未来中国
http://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71791
中国事务论坛
纽约政庇行业形成黑社会组织
纽约地区一些不法移民公司打着“中国民主党”的旗号，向申请政治庇护的非法移民骗取钱财，甚至敲诈勒索，威胁恐吓，性侵犯和人身控制，形成黑社会组织。对于出现这种情况，许多海外民运团体极为愤慨，不断向美国移民局、国土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报案，要求进行法律追究和惩治。
日前，一家以“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名称注册，专门承接政治庇护生意的公司在中文媒体刊登大幅广告，宣称将于3月19日至21日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酒店二楼召开所谓“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并成立“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然而，据知情者透露，应邀参加这次“民运世界代表大会”的几乎都是那家移民公司的政治庇护客户，而且多为闽籍非法移民。会议主办者刘东星 会前强调“未受邀者不得参加会议”，明确禁止海外民运人士进入会场。
目睹这种咄咄怪事，海外民运人士当然无法容忍。中国民主党的两名创始人王有才和徐文立分别发表声明，谴责上述那家移民公司的不道德商业行为无异于鸠占鹊巢，侵犯了中国民主党的名誉权。
中国民主党创立于1998年6月。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克林顿赴中国访问，浙江省的民运人士王有才、祝正明等公开向当局要求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委会，随后山东省的谢万军和刘连军等，北京市的任畹町和徐文立等，湖北省的秦永敏和陈忠和等，四川省的刘贤斌和欧阳懿等，吉林省的王文江和唐元隽等，以及全国十多省市的民运人士纷纷响应，成立了中国民主党的各地组织。数月后大陆当局下令取缔中国民主党，将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领袖人物判处重刑，而谢万军和唐元隽等人则越境逃亡海外。三年前，大陆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释放了徐文立和王有才，将他们放逐美国。当徐、王两人踏足美国国土时惊愕地发现，一些不法移民公司居然炮制出无数个假“中国民主党”组织，专门兜揽政治庇护生意，并大肆进行敲诈勒索、威胁恐吓、性侵犯、伪造假证件、人身控制等犯罪活动，败坏了中国民主党的名声。
据调查，设在法拉盛133-39 41 Road二楼的 “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通过“老鼠会”的经营方式发展政治庇护业务，迅速成为业内龙头。业主刘东星向客户们吹嘘说，只要加入他的“中国民主党”，可以百分之百地办成政治庇护。然而，据雇员透露，刘东星自己竟然没有合法身份。数年前刘东星编造离奇经历向移民局申请政治庇护被判决失败，递解令在身，迅即与一闽籍女公民结婚，数度申办婚姻绿卡均未获准。不过，夫妇两人却开始大做特做起政治庇护生意来，而且主要针对闽籍非法移民。
为了掩人耳目，去年8月刘东星拉拢纽约民运分子倪育贤入伙，封倪为“主席”，负责上移民法庭给客户们作证，每次收费500美元。如果案子成功，再收费500美元。当时正值倪育贤因性侵犯两名华裔少女（受害人的父亲杨国军原是倪的政治庇护客户）而遭到长岛苏富克郡检察署起诉，倪打官司需要钱，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调查发现，刘东星接案后，将案子全部交给一个名叫王凯文的律师助理。王凯文每获一案，付给刘东星500美元的介绍费。王将客户的案件材料编成故事，然后交给设在曼哈顿华埠东百老汇39号605房间的“华联律师楼”办理。
刘东星向客户规定，凡加入他的“中国民主党”者，需交付500美元作为“党员基金”，每月交“党费”10美元，以后每举办一次活动都需缴纳“活动费”。刘东星还经常向客户索要“支援大陆民运”的捐款（无收据），并逼迫客户认购他自行印制的“民主股票”。如果客户因打官司需要刘东星出具“党员证明材料”（包括参加活动时的照片等），则需另外付费。倪育贤在每位客户的“党员证”上签名，一次收费100美元，真可谓巧取豪夺。刘东星还经常警告客户说：“如果你不听从党的指挥，不同意把案件交给王凯文律师，我们就不提供证明材料，就不作证，就开除你！而且，我们还要向移民局、国土安全局告发你，叫你永远也办不成身份！”刘东星、倪育贤还对“党员们”进行人身控制，要求他们必须随叫随到，并且严令禁止他们相互联络和打听情况，不允许他们擅自与海外民运团体接触。倪育贤还时常对一些女客户提出性要求，若不满足他，就拒绝上庭作证，甚至告发。刘丽萍就是这样的受害者之一，她因拒绝去倪育贤家住宿而得罪了这位“主席”兼政治庇护证人，结果差点输了案子。
据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王有才《一个玩笑，其它，和一件往事（2）》一文揭露，刘东星原是谢万军的客户之一，被授予“美东党部负责人”头衔用以申办政治庇护。但是刘东星后来与谢反目，自立门户，另找倪育贤做移民生意搭档，注册了名为“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的公司。去年8月，该公司在法 拉盛举行所谓的“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立刻遭到徐文立、王有才、王希哲等中国民主党领袖的谴责。王有才指出，“倪育贤为了赚钱就乱来，还编造伪造党史。他们将中国民主党作为做政治庇护生意的摇钱树，破坏了中国民主党的形象，严重影响了党在海外的发展”。
徐文立也发布《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公告》，指出刘东星、倪育贤这类政治庇护业主，他们“利用办移民的职业和一些简单公开的活动作为掩护，招揽客户，以吹嘘只要加入他们所谓的‘中国民主党’会百分之百地办成政治庇护为诱饵，对新移民收取高额的人头费用，达到敛财的目的。这些所谓的‘中国民主党’组织的负责人，自身毫无民主素质，也不具备民主的理念，在组织内部搞独裁专制，甚至将组织成员充作奴工，利用组织成员在身份上的弱势，由特别的管道伪造申请政治避难的假材料，利诱威胁和强行索取钱财，加上严密的控制，禁止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使他们无法通过相互认识和联系，形成维护自身权利的力量，这样的组织运作如同黑道社会。”
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主席徐文立
办公室电话：401-863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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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主持人王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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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民主党吉林省筹委会负责人唐元隽
联系电话：917-5197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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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王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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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成员倪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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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党章起草人严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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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日报》纽约大都会版 2007年3月20日 侨社新闻 B4
徐文立汪岷澄清合并论
称真民运不做政庇生意
□ 本报记者夏晓明纽约报道
对于倪育贤等人正在纽约召开“中国民运世界代表大会”，身在加州的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主席徐文立表示，倪育贤是在盗用中国民主党名义欺骗美国政府，利用办政治庇护骗钱，“做法很恶劣”。
徐文立表示，倪育贤以中共“扣帽子”的斗争手法，在纽约华文媒体上花钱登两万多字的广告，称他是“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这是在把水搅浑。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与倪育贤的组织，不会发生任何关系。
徐文立称，倪育贤去年8月13日在纽约召开的所谓“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公告称倪的自民党与中国民主党进行合并，完全是“盗用他人名义”。如果真的合并，倪就不会在华文媒体的广告中，又向对方进行攻击。
徐文立表示，真民运与伪民运的主要区别，在于真民运帮助党员写政庇证明材料是不收费的，民主党总部和下属支部绝不会做商业买卖。
海外流亡总部秘书长汪岷表示，中国民主党是在中国大陆创办的，与大陆有血脉联系，并非一个松散的团体，党员必须履行正式入党手续。他表示，倪育贤从未参加过中国民主党，更不可将自己召开的会议称为“中国民运世界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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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事大学部分教职员工
致纽约“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公开信
纽约“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筹备组
暨法拉盛“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成员
刘东星 江举 郑国唐 杨秀蕊 刘培福 刘洪成 白鸿巍 张立君 范照瑞
林书武 林殷 董志飞 姜晓兰 邹洪义 陈庸斯 庞桂萍 王秋娥 陈东合
等先生/女士：
闻悉你们拟于2007年3月19日至21日在美国纽约召开“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藉此宣告要组建一个统一的“中国民主党”，并于2020年之前“终结中共一党专制”。对此，我们深表赞赏和理解，并预祝大会成功。
虽然我们知道你们其实代表不了“中国民主党”，也无从推翻“中共一党专制”，但你们在国外谋生存、寻发展的聪明智慧却令人钦佩。
据你们的“主席”倪育贤向我们介绍，你们目前都还没有取得在美国合法居住的身份，都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大会上多拍一些照片，呈交给当地的移民局和法庭，作为获得政治庇护的证据材料。据知，倪育贤“主席”每次为你们出具“证明材料”，都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且价格不菲。
为了确保你们不受骗上当，你们的利益免遭损失，我们建议，你们应当先到纽约法拉盛另外一家“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部（距你们的筹备组办公室仅一街之隔）去了解情况，向他们的“主席”谢万军询问“中国民主党”的背景情况。此外，纽约另外还有一家“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距你们的筹备组办公室仅两街之隔），他们的“主席”王军可能也会向你们提出一些忠告，指出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对“中国民主党”的破坏。
也许倪育贤并没有告诉你们真实的情况：在美国，其实还有许多叫做“中国民主党”的组织，他们正准备向美国移民局和法庭质疑倪育贤为你们所出具的那些“证明材料”，这样有可能会导致你们的政治庇护案件悉数通不过。所以我们建议，你们应尽快恳求这些组织对你们手下留情，多加包容，万万不可同胞相煎。这些组织包括“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中国民主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中国民主党北美党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等等。
你们的“主席”倪育贤曾经是我们上海海运学院（现上海海事大学）的老同事，我们对他的品行和背景十分了解。姑且不论近年来他在纽约法拉盛109警察局的嫖娼案，以及在纽约长岛苏福克郡检察署的性侵幼女案，在此，我们谨向你们出示两份有关他过去生活作风问题和偷盗他人财物劣迹的原始档案材料（附信后），供你们参考。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的情况，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上海海事大学部分教职员工
2007年2月28日
上海海事大学
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1550号
电话：+86 21 58855200
邮编：200135
人事处负责人：张秋荣
联系电话：58855200转3024
外事处
电话：+86 21 58855200转4566 或4010
传真：+86 21 58853909
保卫处
处长：曹永祥
副处长：胡根梁
政保科长：金萍
治安消防科科长：唐建新
户籍管理科副科长：王子田
电话：+86 21 58851963
电话：+86 21 58855200转4058
＊＊＊＊＊＊＊＊＊＊＊＊＊＊＊＊＊＊＊＊＊＊＊＊＊＊＊＊＊＊＊＊
（附档案资料一）
上 海 海 运 学 院
沪海院人字（79）第271号
关于倪育贤问题的复查结论
倪育贤，男，34岁，上海川沙县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份：学生，原上海海运学院远洋业务专业65级学生，现是川沙县花木五金厂工人。
文化大革命中倪育贤因政治和生活问题受审查，1970年3月经市革委会文教组批准开除学籍。
经复查：
倪育贤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参加的一些活动，尚构不成政治上的错误，但在生活上确有错误，属玩弄女性，一犯再犯，现决定撤销1970年3月开除学籍的处分，重新在行政上给予记过处分，并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安排工作，按70届大学毕业生待遇调正（调正的工资从调正之日起算，以前不补）。
上海海运学院
1979年9月28日
本人签字：本人在生活作风上曾有过错误，但没有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
倪育贤
＊＊＊＊＊＊＊＊＊＊＊＊＊＊＊＊＊＊＊＊＊＊＊＊＊＊＊＊＊＊＊＊
（附档案资料二）
上 海 海 运 学 院
沪海院人字（83）第265号
关于给倪育贤同志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决定
倪育贤，男，1942年12月出生，1979年来我院图书馆工作。
经查实，倪育贤于1983年3月17日中午，将基础部教师徐ＸＸ同志停放在图书馆楼后边，自行车棚内的一辆自行车（未上锁）偷骑走。当问题暴露后，在组织追查下，才交出这辆自行车。在交待过程中，态度不老实，不是诚恳地知错认错，而是编造假情况，向崂山派出所报假案，欺骗组织，掩盖事实真相。组织上针对他的错误，分别多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反复讲明政策，才交待了偷自行车的事实和经过情况，并先后作了两次检查，对错误有一定认识，态度有所转变，但尚需进一步端正。据此，为严肃纪律，教 育本人，经研究决定，给予倪育贤同志行政记大过处分，工资缓调一年（从1982年10月起至1983年9月）。
上海海运学院
1983年10月21日
本人签字：倪育贤
本人同意上述处理，但向崂山派出所报假案事发生在交待过程前。
＊＊＊＊＊＊＊＊＊＊＊＊＊＊＊＊＊＊＊＊＊＊＊＊＊＊＊＊＊＊＊＊
（附中国自由民主党开除倪育贤党籍的档案文件）
中 国 自 由 民 主 党 中 央 委 员 会
P.O.Box 166852, Chicago, IL 60616
Tel: 312-493-6420 Fax: 312-955-2572
倪育贤：
你策划并推动分裂党的活动，非法假冒本党中文名另组中央，造成恶劣影响。中央委员会决议予以开除党籍处分。
中央委员会秘书杨铮
1993. 2. 21
本件副本抄寄：各中央委员、监委委员，各分部、支部，全党党员
（经王炳章主席、岳武副主席，以及叶宁、唐兴、石磊、万宝等各监委审核批准）
＊＊＊＊＊＊＊＊＊＊＊＊＊＊＊＊＊＊＊＊＊＊＊＊＊＊＊＊＊＊＊＊
美国国务院中蒙事务办公室：
U.S. State Department, China & Mongolia Desk
2021 C.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502
Tel: (202) 647-9141
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局纽约市政治庇护办公室：
1 Cross Island Plaza, Merrick & Brookville Blvd, Rosedale, NY 11422
Tel: (718) 723-5954 Fax: (718) 732-1121
美国本土安全部纽约市移民局律师（检察官）办公室：
26 Federal Plaza, Room 1130, New York, NY 10278
Tel: (212) 264-6114 Fax: (212) 264-0470
美国司法部纽约市移民法庭：
26 Federal Plaza, Room 1237, New York, NY 10278
Tel: (917) 454-1040
http://www.ccdtr.org/index.php/xarbb/topic/2140
未来中国
http://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71791
中国事务论坛
刘青 ---- 一个猥琐小人物 只因受台宠幸 而成为海外民运的大财主
海外民运界震怒了！
方励之、刘宾雁、王丹呼吁罢免刘青
２００５年伊始，流亡美国的大陆民运分子们又再度爆发一场内斗冲突：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郭罗基、王丹、张伟国、丛苏、黄默、郑心元等八人分别以“理事”或“荣誉理事”的身份，一致要求罢免一个叫作刘青的人的“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之职。《星岛日报》驻纽约记者以《方励之辞“中国人权”共同主席职位，不满账目》和《中国人权风波，方励之辞职，八理事要求罢免主席刘青》为标题，就这一事件连续发表了两篇报道。
● 恶性侵吞持续了十三年
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每年都从美国及台湾的某些机构获得百万美元以上的秘密经费，用以配合美国国会抨击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以及资助那些反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异议人士及组织。然而，这些经费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却去向不明，疑遭人侵吞，而理事会主席刘青对此负有全责。方励之虽然也是理事会的“共同主席”，并且担任此职已达十几年，却对刘青的工资数目以及他擅自支取经费的情况毫无所知。直至２００５年１月理事会召开年会，在方励之等人的谴责声中，刘青终于被迫承认他擅自每年给自己开出的工资竟然高达八万美元，而且，十三年来这笔年薪收入完全没有在美国报税。相比之下，许多早出晚归辛苦打工的海外民运分子目前仍生计无着，他们多年积蓄的血汗钱对于刘青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刘青的贪婪和自私令他们大为吃惊。
一位居住巴黎的民运分子撰文称“刘青家里养的狗比驴还大”，借以嘲讽刘家的奢侈花费。不过，对此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文中的“狗”暗指陈破空，而“驴”则好比方励之，狗仗人势的陈如今早已不把方教授放在眼里了。刘青经常光顾美国新泽西州的几家赌场彻夜豪赌，而理事会原本设立的“人道援助基金”是否也被他换成了桌上的筹码，则永成谜团。长期以来海外民运圈内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刘青管经费----对赌场最慷慨，对民运最刻薄”。在一月七日的会议上，理事们发现刘青所提供的中文账目和英文账目不相符合，竟有八万美元的出入差额。后来刘青虽然补交了他自行编列的“受款者名单”，但仍然缺少了四万美元！由于通常受款人和取款数目都是保密的，因此刘青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可以随意支取，无从核查。
刘青的弟媳储海蓝在北京留宿到访的民运分子张林时，床第之间曾说出实情：“他们给你三百、五百，而在那边的名单上却填着五千、一万。你出去后就明白了。反正跟着刘青不用愁钱。”尽管天机不可泄漏，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理事会向刘青发难迟早不可避免。这次方励之、刘宾雁、王丹等人要求罢免刘青的理由是：一，理事会章程规定主席任期为三年，而刘青却未经选举而连任了十三年，仍死赖着不走；二，刘青擅自将理事会的大笔经费秘密转移到由他自任“主席”的其它三个机构里，自挖墙角，严重侵害了理事会的利益。然而这一提案遭到刘青一派人的阻扰，没有机会当场表决。于是，众多的理事决定于一月八日集体不参加年会以示抗议。但刘却趁机宣布连任“主席”，并“精减”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理事。
● 刘青的背后还有黑手
近一年来“中国人权理事会”里对刘青的罢免之声此起彼伏。继“执行主席”萧强拂袖而去之后，王丹也于去年一月声明辞去理事之职，期间王渝等工作人员更接二连三地愤然出走，起因都是对刘青的不满。既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刘青，但为什么仍赶不走刘呢？原因只有一个，刘青不仅仅是台湾政府控制大陆民运分子的工具，而且他的美国上司也暗地里参与了分赃，巧取豪夺巨额秘密经费。这次理事会的年会上便有一名美裔理事发言公然侮辱那些批评刘青的华裔理事，引起众人反弹。在支持刘青的人当中，有阮铭，此人因其激进的台独言论而受到陈水扁的赏识，在台湾被聘为“国策顾问”；有理事会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Nicolas Becquelin，此人自称是研究新疆独立运动的学者，而实际上则是美方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他们向台北或华盛顿提供的意见报告远比方励之、刘宾雁等更有份量。
一名理事指出，刘青没有按照年薪八万美元的收入数目在美国如实报税是违法的。刘青听后气急败坏地威胁他说：“当初我帮你在台湾‘救总’申请一次性补贴，你向美国报税了吗？要说逃税，大家都逃税！”据知，长期以来台湾政府通过一个叫作“中华民国反共救国总会”（简称“救总”）的机构给一些流亡美国的大陆民运分子发放生活津贴，而“救总”的这项工作在纽约地区是委托刘青来进行的，其目的是通过由刘青来控制一些民运分子，从而影响海外民运组织，为台湾效力。不过，这种控制手段有时候并不成功。刘青就曾多次用“你拿了人家的钱而不这样不那样，就对不起人家，就不道德”之类的话来训斥那些寻求独立的民运分子。然而他用上述那种“大家都逃税”的说法来进行威胁，这还是头一回，可谓大失常态。
事后另一名理事分析认为，在“中国人权理事会”里是不太可能以刘青逃税为理由来扳倒他的，这是因为有不少理事也是长年按月或者按季度接受来自台湾某些机构的秘密津贴。这位理事还透露，拿津贴的人没有一个把这种收入在美国报税的。他以还以讽刺的语气告诉记者：“你们是第一次听说吧？我可不是。给我们津贴的人知道我们不会在美国报税的时候把这笔收入算进去，他们会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保守秘密，这是为了我们自己。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故意让我们在美国犯了法，使我们害怕事情会被泄露，这样就控制了我们。”这位理事自叹“已经老了”，“干不了什么了”，希望以后年轻的民运人士不再走自己经历过的路。“等我死了你可以公开我的姓名，”最后他不无感慨地说，“我就是靠这样的津贴在这里生活，这算是最稳定的收入吧。”
● 抢一辈子“人血馒头”
刘青究竟是何许人也？在“中国人权理事会”里，确实聚集了一批闻名遐迩的民运分子及专家学者，如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郭罗基、王丹、于浩成等。然而，担任“主席”之职的刘青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什么才学的人。虽然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却连简单的英语问候对答也不会，有人甚至讽刺他“连26个英文字母都背不全”。这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十三年前这个面貌丑陋、内心阴暗的小人物初到美国时一文不值，身世卑微，直到他卖身投靠台湾情报机关之后，才得以在海外民运圈里出头露面。由于刘青曾经在魏京生案件中受到过牵连，被判了刑，这段凄惨的经历加上潦倒窘迫的处境当时引起了孙丽玲女士的同情。孙女士把他引荐给时任“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的傅新元，要求给刘青饭碗差事。傅是医学专家，他认为自己更应该把时间放在研究领域，不如索性把全薪的“主席”之位让给刘青，因为除了刘青之外，理事会里的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当然，傅并未料到，刘就职之后，偷偷给自己定的年薪竟然高达八万美元，而且一直向理事会隐瞒了十三年之久。
刘青曾假惺惺地向傅新元表示，如果以后国内有别的民运人士到美国来，他也会象傅先生一样，把“主席”之位让出来。傅听后深感欣慰，庆幸可以薪火相传了。其实刘青说出口的是一句反话，此后，他几乎把所有曾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团体的知名民运分子（如任畹町、马少华、杨周、鲍戈、徐文立、秦永敏等）或者在海外同样从事人权活动而引起西方关注的民运分子（如吴弘达、卢四清等）都视作眼中钉，因为这些人都比他更有资格来主持“中国人权理事会”，刘青担心他们可能会受邀进入理事会，所以不遗余力地对他们进行诽谤诋毁和刁难。而早先就已经成为理事的王丹来到美国之后，曾一度被理事会看作是日后取代刘青的最佳人选，然而刘青却以王丹搞同性恋有伤风化为由，逼迫王丹辞职。另一个可能取代刘青的人选是“执行主席”萧强，他颇具活动能力，获美国褒奖，自然也被刘青打发走了。
刘青保住既得利益的主要手段除了铲除异己，便是向台北的主子证明他仍有控制海外民运分子的能力。为此他施展特务手段，雇用陈破空、吕京花、唐柏桥、李林、魏泉宝、张林、成志良、陈立群、高平等人监视和离间其他民运分子，甚至分别向《华尔街日报》和《TVBS周刊》提供对魏京生、王丹不利的新闻素材来搞臭他们。此外，围剿王炳章，也是刘青与胡平、薛伟、林樵清、胡安宁、倪育贤、徐水良等人勾结的一大杰作。刘青所做的这一切，并非要跟谁争个是非曲直，而都是为了争夺经费资源，吃一辈子“六四人血馒头”。一位知名民运分子指出，“六四血案”以后，“中国人权理事会”设立“人道援助”的基金总额每年都达数十万美元，而实际被送到大陆政治犯及其家属手中的数额却不到其中的三十分之一，大部分都在美国被瓜分了，而刘青正是罪魁祸首。他说：“刘青跟万润南、徐邦泰、倪育贤、廖大文一样，是民运的贪污盗窃犯！”
李晓蓉
Jan.21, 2005
方励之、刘宾雁、王丹呼吁罢免刘青
２００５年伊始，流亡美国的大陆民运分子们又再度爆发一场内斗冲突：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郭罗基、王丹、张伟国、丛苏、黄默、郑心元等八人分别以“理事”或“荣誉理事”的身份，一致要求罢免一个叫作刘青的人的“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之职。《星岛日报》驻纽约记者以《方励之辞“中国人权”共同主席职位，不满账目》和《中国人权风波，方励之辞职，八理事要求罢免主席刘青》为标题，就这一事件连续发表了两篇报道。
● 恶性侵吞持续了十三年
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每年都从美国及台湾的某些机构获得百万美元以上的秘密经费，用以配合美国国会抨击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以及资助那些反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异议人士及组织。然而，这些经费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却去向不明，疑遭人侵吞，而理事会主席刘青对此负有全责。方励之虽然也是理事会的“共同主席”，并且担任此职已达十几年，却对刘青的工资数目以及他擅自支取经费的情况毫无所知。直至２００５年１月理事会召开年会，在方励之等人的谴责声中，刘青终于被迫承认他擅自每年给自己开出的工资竟然高达八万美元，而且，十三年来这笔年薪收入完全没有在美国报税。相比之下，许多早出晚归辛苦打工的海外民运分子目前仍生计无着，他们多年积蓄的血汗钱对于刘青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刘青的贪婪和自私令他们大为吃惊。
一位居住巴黎的民运分子撰文称“刘青家里养的狗比驴还大”，借以嘲讽刘家的奢侈花费。不过，对此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文中的“狗”暗指陈破空，而“驴”则好比方励之，狗仗人势的陈如今早已不把方教授放在眼里了。刘青经常光顾美国新泽西州的几家赌场彻夜豪赌，而理事会原本设立的“人道援助基金”是否也被他换成了桌上的筹码，则永成谜团。长期以来海外民运圈内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刘青管经费----对赌场最慷慨，对民运最刻薄”。在一月七日的会议上，理事们发现刘青所提供的中文账目和英文账目不相符合，竟有八万美元的出入差额。后来刘青虽然补交了他自行编列的“受款者名单”，但仍然缺少了四万美元！由于通常受款人和取款数目都是保密的，因此刘青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可以随意支取，无从核查。
刘青的弟媳储海蓝在北京留宿到访的民运分子张林时，床第之间曾说出实情：“他们给你三百、五百，而在那边的名单上却填着五千、一万。你出去后就明白了。反正跟着刘青不用愁钱。”尽管天机不可泄漏，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理事会向刘青发难迟早不可避免。这次方励之、刘宾雁、王丹等人要求罢免刘青的理由是：一，理事会章程规定主席任期为三年，而刘青却未经选举而连任了十三年，仍死赖着不走；二，刘青擅自将理事会的大笔经费秘密转移到由他自任“主席”的其它三个机构里，自挖墙角，严重侵害了理事会的利益。然而这一提案遭到刘青一派人的阻扰，没有机会当场表决。于是，众多的理事决定于一月八日集体不参加年会以示抗议。但刘却趁机宣布连任“主席”，并“精减”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理事。
● 刘青的背后还有黑手
近一年来“中国人权理事会”里对刘青的罢免之声此起彼伏。继“执行主席”萧强拂袖而去之后，王丹也于去年一月声明辞去理事之职，期间王渝等工作人员更接二连三地愤然出走，起因都是对刘青的不满。既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刘青，但为什么仍赶不走刘呢？原因只有一个，刘青不仅仅是台湾政府控制大陆民运分子的工具，而且他的美国上司也暗地里参与了分赃，巧取豪夺巨额秘密经费。这次理事会的年会上便有一名美裔理事发言公然侮辱那些批评刘青的华裔理事，引起众人反弹。在支持刘青的人当中，有阮铭，此人因其激进的台独言论而受到陈水扁的赏识，在台湾被聘为“国策顾问”；有理事会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Nicolas Becquelin，此人自称是研究新疆独立运动的学者，而实际上则是美方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他们向台北或华盛顿提供的意见报告远比方励之、刘宾雁等更有份量。
一名理事指出，刘青没有按照年薪八万美元的收入数目在美国如实报税是违法的。刘青听后气急败坏地威胁他说：“当初我帮你在台湾‘救总’申请一次性补贴，你向美国报税了吗？要说逃税，大家都逃税！”据知，长期以来台湾政府通过一个叫作“中华民国反共救国总会”（简称“救总”）的机构给一些流亡美国的大陆民运分子发放生活津贴，而“救总”的这项工作在纽约地区是委托刘青来进行的，其目的是通过由刘青来控制一些民运分子，从而影响海外民运组织，为台湾效力。不过，这种控制手段有时候并不成功。刘青就曾多次用“你拿了人家的钱而不这样不那样，就对不起人家，就不道德”之类的话来训斥那些寻求独立的民运分子。然而他用上述那种“大家都逃税”的说法来进行威胁，这还是头一回，可谓大失常态。
事后另一名理事分析认为，在“中国人权理事会”里是不太可能以刘青逃税为理由来扳倒他的，这是因为有不少理事也是长年按月或者按季度接受来自台湾某些机构的秘密津贴。这位理事还透露，拿津贴的人没有一个把这种收入在美国报税的。他以还以讽刺的语气告诉记者：“你们是第一次听说吧？我可不是。给我们津贴的人知道我们不会在美国报税的时候把这笔收入算进去，他们会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保守秘密，这是为了我们自己。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故意让我们在美国犯了法，使我们害怕事情会被泄露，这样就控制了我们。”这位理事自叹“已经老了”，“干不了什么了”，希望以后年轻的民运人士不再走自己经历过的路。“等我死了你可以公开我的姓名，”最后他不无感慨地说，“我就是靠这样的津贴在这里生活，这算是最稳定的收入吧。”
● 抢一辈子“人血馒头”
刘青究竟是何许人也？在“中国人权理事会”里，确实聚集了一批闻名遐迩的民运分子及专家学者，如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郭罗基、王丹、于浩成等。然而，担任“主席”之职的刘青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什么才学的人。虽然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却连简单的英语问候对答也不会，有人甚至讽刺他“连26个英文字母都背不全”。这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十三年前这个面貌丑陋、内心阴暗的小人物初到美国时一文不值，身世卑微，直到他卖身投靠台湾情报机关之后，才得以在海外民运圈里出头露面。由于刘青曾经在魏京生案件中受到过牵连，被判了刑，这段凄惨的经历加上潦倒窘迫的处境当时引起了孙丽玲女士的同情。孙女士把他引荐给时任“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的傅新元，要求给刘青饭碗差事。傅是医学专家，他认为自己更应该把时间放在研究领域，不如索性把全薪的“主席”之位让给刘青，因为除了刘青之外，理事会里的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当然，傅并未料到，刘就职之后，偷偷给自己定的年薪竟然高达八万美元，而且一直向理事会隐瞒了十三年之久。
刘青曾假惺惺地向傅新元表示，如果以后国内有别的民运人士到美国来，他也会象傅先生一样，把“主席”之位让出来。傅听后深感欣慰，庆幸可以薪火相传了。其实刘青说出口的是一句反话，此后，他几乎把所有曾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团体的知名民运分子（如任畹町、马少华、杨周、鲍戈、徐文立、秦永敏等）或者在海外同样从事人权活动而引起西方关注的民运分子（如吴弘达、卢四清等）都视作眼中钉，因为这些人都比他更有资格来主持“中国人权理事会”，刘青担心他们可能会受邀进入理事会，所以不遗余力地对他们进行诽谤诋毁和刁难。而早先就已经成为理事的王丹来到美国之后，曾一度被理事会看作是日后取代刘青的最佳人选，然而刘青却以王丹搞同性恋有伤风化为由，逼迫王丹辞职。另一个可能取代刘青的人选是“执行主席”萧强，他颇具活动能力，获美国褒奖，自然也被刘青打发走了。
刘青保住既得利益的主要手段除了铲除异己，便是向台北的主子证明他仍有控制海外民运分子的能力。为此他施展特务手段，雇用陈破空、吕京花、唐柏桥、李林、魏泉宝、张林、成志良、陈立群、高平等人监视和离间其他民运分子，甚至分别向《华尔街日报》和《TVBS周刊》提供对魏京生、王丹不利的新闻素材来搞臭他们。此外，围剿王炳章，也是刘青与胡平、薛伟、林樵清、胡安宁、倪育贤、徐水良等人勾结的一大杰作。刘青所做的这一切，并非要跟谁争个是非曲直，而都是为了争夺经费资源，吃一辈子“六四人血馒头”。一位知名民运分子指出，“六四血案”以后，“中国人权理事会”设立“人道援助”的基金总额每年都达数十万美元，而实际被送到大陆政治犯及其家属手中的数额却不到其中的三十分之一，大部分都在美国被瓜分了，而刘青正是罪魁祸首。他说：“刘青跟万润南、徐邦泰、倪育贤、廖大文一样，是民运的贪污盗窃犯！”
李晓蓉
Jan.21, 2005
王丹的学历确实是假的 而为台独搞文宣则是真的
王丹要搞民主就应该自食其力
（江苏）马悲鸣
近见台湾传媒公布了“据称”得自大陆国安部获得的台湾军情系统利用和防范大陆海外民运的情报，其中提到王丹有「文宣」作用，结果遭到王丹和王军涛的「十点」抗议。王丹要大陆国安部拿出自己签名给台湾民进党工作的证据来。
我想王丹的抗议否认是徒然的。现在凡思维正常的人，无人不相信王丹在海外的举动，正是在给台湾民进党陈水扁政府帮忙的「文宣」工作。
大约三年前，王丹声明获得了十六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继续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我当时就感到可疑。因为王丹不是个念书的人，或者说是在上中学时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攻读马克思原著而把思维逻辑读歪了的人。这种人连北大国政系的大一都读不下来，到了哈佛怎么能读好硕士学位？不但他整天忙于四处作秀，根本没时间读书，而且他的硕士论文居然是什么《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等蒙事的东西。
我料他的成绩单肯定又和北大时一样，哈佛会让他走人。不料却传出他居然获得了每年三万二的全额博士奖学金。
凡有在美国念过书经历的人都不难看出，这是一笔政治奖学金。而哈佛这种讲究平等竞争的学府是不会发放这种奖学金的。从王丹频繁出入台湾，出席陈水扁就职大典的行为看，这笔钱十有八九出自台湾方面。
国民党当政时，民进党就曾公开指责国民党军情局资助大陆的海外民运是拿台湾纳税人的钱资助外省人。民进党当政自然也要避这方面的嫌疑。而唯独军情局的钱可以保密为由避免公开。当然军情局还不至于傻到直接拨款到王丹的帐户。这肯定是以某个人名义出面，把捐款拨到哈佛大学，指定专款用于资助王丹五年的奖学金。
哈佛当然是长虫过后剥把皮。王丹获得十六万美元的全额讲学金，肯定是台湾方面支付了大约二十万美元给哈佛。
我当时要王丹亮出他的硕士学位成绩单来，让所有在美国大学念过学位的人见识见识，象他这样的成绩单，是否有任何可能公平竞争到五年全额资助？
结果王丹回答，他念博士学位和获得奖学金完全符合哈佛手续。
台湾方面把钱打给哈佛指定资助王丹也符合哈佛手续。没人问他是否不合哈佛手续，而是让他亮出成绩单，以证明自己是在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
王丹在北大国政系读大一时念不下去，便到他父母所在的历史系重读大一。我让他拿出在国政系的成绩单来，以证明他不是因为念不下去了才蹲班转系。
结果王丹回答说，他转系留一级符合北大的管理规定。
王丹偷换概念是一贯的！
蹲班不但符合北大的管理规定，而且符合任何一所大学的管理规定。人家问他是否放着书不念，成天跑出去醉心搞运动是因为成绩太差，念不下去了，让他拿出成绩单来证明。他根本就不敢。现在他居然让中国政府拿出他签字画押的给台独势力效劳的证据来。
国安部拿出王丹的签字画押事关国体，王丹拿出他大学和硕士的成绩单不过是个人小事。王丹连个证明自己是个有学习能力的学生，不是在靠作政治秀以获得政治资助的他自诩的那种所谓“独立知识分子”都不肯，如何还能要求中国政府出示王丹的签字画押笔迹呢？
王丹和台湾方面也不至于傻到留下字据的程度。
在「六四」十二周年之际，王丹在《大家论坛》回答网友质问。其中有个人直截了当地问王丹是否从台湾拿了钱。
王丹按他一贯的闪烁其词，不作正面回答，只说自己在台湾某个民营报纸发表过文章，收取过稿费。那位网友的问题是明摆着问王丹是否拿了台湾官方的活动经费，而王丹却顾左右而言他，以个人稿费来回答。
王丹如果拿了台独势力的钱而象他自己否认的那样没给台独作文宣工作，那是王丹无私德。花了人家的钱，就得给人家消灾，这是天经地义的商业道德。若王丹给台独做了「文宣工作」，那是无公德。身为大陆人的王丹，鼎力支持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不是卖国是什么？
其实王丹已经给台湾干了不少文宣工作了。在他刚获得全额奖学金时，便发表文章替陈水扁的台独遮掩，硬说民进党政府已经放弃了台独。
如今谁还怀疑陈水扁的台独倾向？只有拿了台湾方面钱的王丹才能如此颠倒黑白地替民进党遮掩。
另外王丹出任《北京之春》社长一事也颇为可疑。不管以资历论，还是以才能论，王丹都只不过是胡平的子侄辈。他怎么可能忽然荣任了堂堂海外民运第一刊物《北京之春》的社长之职呢？
《北京之春》早在《中国之春》时代就已经公开宣布了自己的资助来自台湾国民党方面。这也是民进党在野时质疑国民党拿台湾纳税人的钱资助外省人的原因。
《北京之春》是亲国民党的，自然在民进党上台后不该有好果子吃。但从他们没有关张看，大概是“改换门庭，从新作人”了。但民进党方面终是不会对这个前国军遗属的外省人组织放心。
可王丹是亲民进党的！他不但出席了陈水扁的就职大典，而且还非常可能从台湾方面获得了巨额资助。我估计（没证据），王丹出任《北京之春》社长有可能（!）是台湾民进党政府方面提出的要求∶要么让我们的人王丹出任社长，要么断你们的粮道。《北京之春》还能不接受吗？
王丹要想洗刷自己，应该做如下这些事：
第一，出示大学成绩单，以证明自己是有学习能力的学生，而不是因为学不下去了才蹲班到父母所在的历史系。
第二，出示硕士学位的成绩单，以证明博士研究生的全额奖学金来自公平竞争，而非政治资助。
第三，如果不能证明博士学位的资助来自公平竞争，则讲明这笔资助的原始出处。
第四，证明自己出任《北京之春》社长与台湾方面的资助无关。
如果这些都证明不出来，那么传媒报出来的王丹在给陈水扁的台独政策效力就不是空穴来风。
http://mingsi.netfirms.com/forum/messages/819.html
（江苏）马悲鸣
（江苏）马悲鸣
近见台湾传媒公布了“据称”得自大陆国安部获得的台湾军情系统利用和防范大陆海外民运的情报，其中提到王丹有「文宣」作用，结果遭到王丹和王军涛的「十点」抗议。王丹要大陆国安部拿出自己签名给台湾民进党工作的证据来。
我想王丹的抗议否认是徒然的。现在凡思维正常的人，无人不相信王丹在海外的举动，正是在给台湾民进党陈水扁政府帮忙的「文宣」工作。
大约三年前，王丹声明获得了十六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继续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我当时就感到可疑。因为王丹不是个念书的人，或者说是在上中学时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攻读马克思原著而把思维逻辑读歪了的人。这种人连北大国政系的大一都读不下来，到了哈佛怎么能读好硕士学位？不但他整天忙于四处作秀，根本没时间读书，而且他的硕士论文居然是什么《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等蒙事的东西。
我料他的成绩单肯定又和北大时一样，哈佛会让他走人。不料却传出他居然获得了每年三万二的全额博士奖学金。
凡有在美国念过书经历的人都不难看出，这是一笔政治奖学金。而哈佛这种讲究平等竞争的学府是不会发放这种奖学金的。从王丹频繁出入台湾，出席陈水扁就职大典的行为看，这笔钱十有八九出自台湾方面。
国民党当政时，民进党就曾公开指责国民党军情局资助大陆的海外民运是拿台湾纳税人的钱资助外省人。民进党当政自然也要避这方面的嫌疑。而唯独军情局的钱可以保密为由避免公开。当然军情局还不至于傻到直接拨款到王丹的帐户。这肯定是以某个人名义出面，把捐款拨到哈佛大学，指定专款用于资助王丹五年的奖学金。
哈佛当然是长虫过后剥把皮。王丹获得十六万美元的全额讲学金，肯定是台湾方面支付了大约二十万美元给哈佛。
我当时要王丹亮出他的硕士学位成绩单来，让所有在美国大学念过学位的人见识见识，象他这样的成绩单，是否有任何可能公平竞争到五年全额资助？
结果王丹回答，他念博士学位和获得奖学金完全符合哈佛手续。
台湾方面把钱打给哈佛指定资助王丹也符合哈佛手续。没人问他是否不合哈佛手续，而是让他亮出成绩单，以证明自己是在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
王丹在北大国政系读大一时念不下去，便到他父母所在的历史系重读大一。我让他拿出在国政系的成绩单来，以证明他不是因为念不下去了才蹲班转系。
结果王丹回答说，他转系留一级符合北大的管理规定。
王丹偷换概念是一贯的！
蹲班不但符合北大的管理规定，而且符合任何一所大学的管理规定。人家问他是否放着书不念，成天跑出去醉心搞运动是因为成绩太差，念不下去了，让他拿出成绩单来证明。他根本就不敢。现在他居然让中国政府拿出他签字画押的给台独势力效劳的证据来。
国安部拿出王丹的签字画押事关国体，王丹拿出他大学和硕士的成绩单不过是个人小事。王丹连个证明自己是个有学习能力的学生，不是在靠作政治秀以获得政治资助的他自诩的那种所谓“独立知识分子”都不肯，如何还能要求中国政府出示王丹的签字画押笔迹呢？
王丹和台湾方面也不至于傻到留下字据的程度。
在「六四」十二周年之际，王丹在《大家论坛》回答网友质问。其中有个人直截了当地问王丹是否从台湾拿了钱。
王丹按他一贯的闪烁其词，不作正面回答，只说自己在台湾某个民营报纸发表过文章，收取过稿费。那位网友的问题是明摆着问王丹是否拿了台湾官方的活动经费，而王丹却顾左右而言他，以个人稿费来回答。
王丹如果拿了台独势力的钱而象他自己否认的那样没给台独作文宣工作，那是王丹无私德。花了人家的钱，就得给人家消灾，这是天经地义的商业道德。若王丹给台独做了「文宣工作」，那是无公德。身为大陆人的王丹，鼎力支持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不是卖国是什么？
其实王丹已经给台湾干了不少文宣工作了。在他刚获得全额奖学金时，便发表文章替陈水扁的台独遮掩，硬说民进党政府已经放弃了台独。
如今谁还怀疑陈水扁的台独倾向？只有拿了台湾方面钱的王丹才能如此颠倒黑白地替民进党遮掩。
另外王丹出任《北京之春》社长一事也颇为可疑。不管以资历论，还是以才能论，王丹都只不过是胡平的子侄辈。他怎么可能忽然荣任了堂堂海外民运第一刊物《北京之春》的社长之职呢？
《北京之春》早在《中国之春》时代就已经公开宣布了自己的资助来自台湾国民党方面。这也是民进党在野时质疑国民党拿台湾纳税人的钱资助外省人的原因。
《北京之春》是亲国民党的，自然在民进党上台后不该有好果子吃。但从他们没有关张看，大概是“改换门庭，从新作人”了。但民进党方面终是不会对这个前国军遗属的外省人组织放心。
可王丹是亲民进党的！他不但出席了陈水扁的就职大典，而且还非常可能从台湾方面获得了巨额资助。我估计（没证据），王丹出任《北京之春》社长有可能（!）是台湾民进党政府方面提出的要求∶要么让我们的人王丹出任社长，要么断你们的粮道。《北京之春》还能不接受吗？
王丹要想洗刷自己，应该做如下这些事：
第一，出示大学成绩单，以证明自己是有学习能力的学生，而不是因为学不下去了才蹲班到父母所在的历史系。
第二，出示硕士学位的成绩单，以证明博士研究生的全额奖学金来自公平竞争，而非政治资助。
第三，如果不能证明博士学位的资助来自公平竞争，则讲明这笔资助的原始出处。
第四，证明自己出任《北京之春》社长与台湾方面的资助无关。
如果这些都证明不出来，那么传媒报出来的王丹在给陈水扁的台独政策效力就不是空穴来风。
http://mingsi.netfirms.com/forum/messages/819.html
（江苏）马悲鸣
动乱“精英”在海外 ---- 海外华人看不到的文章
我们唾弃那种中国人
作者：林默涵 魏巍
八九政治风波距今已十年有余，这十年间，那些逃亡海外的所谓“精英”们，在西方世界上演了一幕幕被西方耻笑，遭华人唾骂的丑剧。本书首次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这些“精英”们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卖国求荣的嘴脸及其内幕，有助于我们认清他们吆喝的所谓“民主”、“自由”的实质，以及他们终将被历史抛弃的必然结果。
作为对照或相反相成的内容，本书还辑录了部分在海外华人中引起巨大反响、共鸣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无不透射出海外华人热爱中华、盼望祖国强盛的的心声，是了解海外华人处境和心态的难得的参考。
第一章 动乱“精英”在海外
大内讧：王希哲状告魏京生
宋文申
在刚刚进入20世纪最后一年：1999年1月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国媒体面前，由美国国会众院举行的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所谓“听证会”上，闹了一场中国的所谓“民运分子”或“异见分子”内部各个山头和派别之间的“同室操戈”。他们“相互攻击”，互指着鼻子大骂、大吵、大嚷、大闹、“大打出手”。沸沸扬扬，演出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混战和恶斗，把个“听证会”搞得不欢而散，至今余波未消，继续口诛笔伐、各不相让，还闹到了美国的“公堂”，在洋人面前打起了“官司”……
一些中国的民族败类，在“洋”地方的“洋人”面前出尽了中国人的大“洋相”！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大开眼界、发人深思的“奇闻”，一出自我讽刺的“闹剧”和“滑稽戏”！
在“主子”面前大动干戈，出尽“洋相”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统治集团和反华势力，显著强化和加紧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攻击和“惩治”的力度。最突出的就是借所谓中国的“人权”、“人关”等大做文章，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增强、施加压力。
人们知道，美国政府的官方人士，包括其总统和国务卿，都曾“信誓旦旦”表示要同中国建立什么“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可是他们起劲做的，却是另一回事，恰恰是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压服和“惩治”这个被称为“战略伙伴”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下，作为对中国施压的手段和步骤之一，由美国国会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出面，在华盛顿国会山庄专门召开了一个所谓“中国政府镇压民主运动”、“践踏入权”问题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专门挑选了几个死心塌地投靠美国、由美国豢养、彻底背叛祖国的所谓中国“异见分子”“‘民运人士”，充当“做证”人，专门对付自己的“战略伙伴”——中国。
这又是哪一家、谁同谁、何种“战略”的“伙伴关系”呢？
当然，这几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其实也够不上美国真正“平等”的‘伙伴”。充其量不过是受其豢养、庇护，任意调遣、驱使的一帮死心塌地为美国“战略”效劳的“奴才”、“走卒”而已。
可是，美国在这些奴才中，却单单看重和选中了新近来到美国并大为“走红”的魏京生和刘念春，以及更后一些来到美国的几个鲜为人知的人。而投靠美国“资格更老”，为美国对付中国立过“汗马功劳”的王希哲等人却遭到冷落。他们只够坐在“听证会”的“旁听席”后排“旁听”的份。
这就不免引得王希哲等人颇感“失宠”，醋意大发。在魏京生等“做正’，摇尾乞怜，发表一通大骂自己祖国，哀求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对中国实行更严厉惩罚和制裁的“证词”之后，王希哲等就立即从旁听席站起来，对“听证会”仅仅邀请了魏京生等人，冷落了其他的人，表示了强烈不满和抗议，指着魏京生的鼻子怒骂。
结果引起了王希哲和魏京生等人之间一场恶言相对的互相攻击和斥责。
报道说，王希哲在“听证会”快结束时，“突然起立”，对美国主子没有邀请他“做证”大声抗议，高喊“这一次出席听证会的几个证人，是没有资格为中国民主党说话的”。还大骂魏京生等人“欺世盗名”，说魏对中国大陆一些所谓“异见分子”非法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历来持反对态度，还曾中伤他们是“共产党特务”，因此，他根个不够资格，“不能代表海外民主运动”到这里“做证”。
而魏京生等人则反唇相讥，大骂王希哲等人“居心叵测”，“非常恶劣”，“有意抹黑海外的异见人士”，甚至把王希哲指为“共产党特务”。
这场突然爆发的争吵，使国会的会议主持人仓皇失措，最后不得不招来警察维持秩序，使得这个“听证会”中途不欢而散。
据有的报道描述说，“冲突场面一度十分火爆”，“最后‘动起手来’，升级为‘武斗’”，“令场面失控”，后来不得不“由国会警察将王希哲等人押离议会大楼才了事”。而那位主持“听证会’的美国人，更是“手足无措”，不得不悄悄退席，溜之大吉。
在“听证会”后，王希哲与王若望等人还在会场外发表‘涟署抗议声明”，公布揭魏京生老底的函件和录音，闹得“不亦乐乎”！
这幕热闹丑剧，还做了电视的现场实况直播。引起国际传媒的严密关注，纷纷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向我们绘形绘色地展示了那场“丢人显眼”的“丑剧”和“闹剧”。
丑剧‘节兴未艾”
这场所谓“民运分子”的“内讧”，其实并非什么新鲜事。实际上，这帮人虽寥寥无几，历来却是以与“民主”、“民运”风马牛不相及的“内斗”为“传统”和“专业”的。几年前围绕所谓“民联”、“民阵”合并为“民联阵”的那场丢人显眼的“恶斗”，王若望头破血流，含泪兵败华盛顿，人们大概会记忆犹新的吧！王炳章、徐邦泰等人围绕《中国之春》杂志那场同样闹到美国法庭的争夺战，至今也仍未停息。
这一次也不例外，据报道，1999年2月5日，王希哲等3人就以所谓“中国民主党”负责人的名义，向美国纽约州高等法院状告魏京生和台湾《新新闻》杂志“三项诽谤罪”，要求被告正式道歉并赔偿200万美元。据说已得到受理，并向被告发出了传票。看来，好“戏”还在后头！
如果说，当年王若望兵败华盛顿，是他妄图充当“中国的华盛顿”，担当海外“民运”总头目的野心和美梦的破灭，与什么中国的“民主”、“民运”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这一次王、魏之间的华盛顿之战，也同样和中国的民主根本不搭界，纯粹是在其美国主子面前的一场肮脏的“争宠吃醋”、“争权夺利”的闹剧而已。这出最近的“表演”的近因，就在于自从魏京生来到美国后，得到其美国主子的特别青睐和器重，寄希望于他来“统合”处于四分五裂的所谓“民运组织”。为此，其中一部分人就大肆鼓噪，极力为之争取“诺贝尔和平奖金”，肉麻地捧他为中国的“民主之父”、“中国的曼德拉”。魏京生自己也洋洋自得，“欣然”接受，自认为“舍我其谁”、“当之无愧”。
这恰恰就是更早投到美国主子怀抱的王希哲辈所难以接受和容忍的。这不是明明抢了自己的位置和地盘吗？
这种“不争气”的情况，当然也引来了支持供养他们的美国有官方背景的反华势力的关切和失望。据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的报道，在回月8日“听证会”闹剧的一周之后，前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包柏漪就以“中国人权组织的创始人”的身份（这倒是透漏了这中国“人权运动”的真实起源、后台和背景！）“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一家湖南餐厅’请魏京生、王丹、方励之等人吃饭，“对大厅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分子进行了说服工作”。可是王希哲却未见露面。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这篇报道中还提到“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帮人的内斗，“其结果是持不同政见者出现尖锐分歧，这对中国政府有利，并使这个流亡运动越来越同中国的局势发展脱节”。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场表演的“终结”。
中国最腐败的一股政治势力
这帮十年前在北京制造政治动乱的分子，曾经把自己打扮成“反腐败”的英雄。经过十年来的反复表演，恰恰充分证明，他们本身就是中国的一股最为腐败的政治势力。难怪一位身居泰国的曾是“圈里的人”，把这帮人搞的所谓海外“民运”形容为“奸商宵小贻害无穷”的“丑陋的海外民运”，“差不多成了几个争地盘的流氓团伙”，“在海外中国民运的大本营美国，就又上演了一曲令人恶心的丑剧”。他们的权欲个人野心很大，可是权还没拿到手，自身就完全烂透了。
据海外一家报纸《星岛日报》在《从“一盘散沙”到“水火不容”》的“特稿”中评述说：“从八九年‘六四’事件以来，通过明或暗的渠道到达西方的中国异见人士少说也有两三百人，其中较有名气的大概有数十人，但是在海外的各种异见人士团体竞有七十多个，有‘党’有‘派’，有‘会’有‘部’，由于各人都是主席、会长、秘书长、召集人，谁也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故两三年过去后，海外形容这些所谓的民运组织实际是一盘散沙。”
这就是对这帮子“民运分子”多年来的所作所为的很好写照。如果说，《沙家浜》剧中那个“胡司令”，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民运分子”种种“党派组织”竟然连这样一个“平均数”都还达不到，互相之间的拆台，更是早就成了家常便饭，这不是够可怜、可悲的吗？
他们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美国的一点不同名目（包括这样那样的以“民间”形式存在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的施舍，有时还要跑到台湾去乞讨。当年召开的“民联阵”成立大会，则是由王若望专门跑了一次台湾讨了8万美元才得以开成的。魏京生前一个时期也曾专程去了一次台湾，受到李登辉的“接见”，其目的之一也是讨钱。据说并未捞到多少。可是这样四处乞讨的一点钱，相当一部分就已经进了个人的腰包，供少数人挥霍了。上述文章就提到，最近王希哲就曾“公开质疑魏京生所筹集的巨额资金的下落”。
一部海外“民运分子”的发展历史，就是始终贯穿着这种”四分五裂”、“争权夺利”、激烈“内斗”的历史。还没有拿到权力，自己就争得头破血流，还没有掌握经济大权，已经为“分赃”而打破头了！
这是一帮什么人？是一股什么力量？他们闹的是怎样一种“异见”？不是已经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了吗？他们自称是“民运分子”，至少该是与中国的“民”字即同中国的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的“民情”、“民生”、“民愿”、“民意”有点关系，与中国真正争取民主的民主运动有点关系吧？然而，不！他们却是当今中国与自己的人民大众最为脱离、最为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他们连“众”也谈不到，有时甚至连三个人都合不拢。结果就形成了一伙不成气候的“乌合之众”。
民主，首先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表达人民的意志。和自己的祖国作对，和生养了自己的人民的共同意志作对，背道而驰；和美国国会的反华势力相结合，与中国的农奴主的最后代表达赖相结合，与违背最大多数人民意愿推行“两个中国”的身居台湾的李登辉甚至一直从事“台独”的势力“民进党”相结合；干的是遵从反华势力的旨意，危害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勾当，这算什么“民主派”？难道不是对民主的最大背离和亵渎吗？这哪里是“民主”！分明是“‘美’主”（以美国为主子，由美国做主）、“‘钱’主”（当外国金钱的奴仆），归根到底是“‘我’主”（一批谋取私利的个人中心主义者、唯我主义者），岂有他哉！
媚外软骨症
——评魏京生晤沙特克
冷眼
编者按：这里刊登的《媚外软骨症卜文，转载自澳洲的华文《汉声》杂志。它揭露的是“动乱精英”魏京生，投靠、勾结其外国主子，摇尾乞怜地恳求其对中国实行制裁、禁运，大力干涉中国的内政，以对付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丑恶行径和卑鄙灵魂。这种对魏京生这个小丑的旗帜鲜明、一针见血的揭露和鞭挞，在国内众多的宣传媒体上，似尚未见到，知之甚少。把它转载于此，供大家一闯，恐怕是不无益处的吧！
值得注意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患了典型的“媚外软骨症”，卖力地为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的“行政命令”和“世界战略”效劳的洋走狗魏京生，却正在被某些外国人吹吹打打地举荐为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候选人。
这些推举人，恰恰也就是魏京生早已投靠了的美国国会的那些反华的议员们。
据外国的通讯社报道，去年十月间，美国的58位国会议员，联合搞了一封致诺贝尔委员会的签名“提名信”。信中说：“我们坚信，魏京生得到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之无愧的。”“希望诺贝尔委员会能承认魏京生作出的特殊和杰出的历史贡献。魏京生代表的理想和目标，是中国和平转变的重要因素。”
主子一声令下，躲在美国的“动乱精英”方励之等，立即吠声吠声，起而响应。
这真正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了。
与世界和平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卑劣的跳梁小丑，却居然被和人类最崇高的和平事业联系起来，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一种空前的历史嘲讽和咄咄怪事吗？按照美国的指挥棒，专事在中国制造动乱，竞成了“维护和平”；拜倒在美国脚下，乞求由美国在中国大地上当家作主，竞成了“争取民主”；保护一小撮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动乱精英”搞卖国、分裂祖国，推行美国“和平转变”的“理想和目标”的“权利”，竟然成了“维护人权”。所有这些居然又成了“特殊和杰出的历史贡献”，这不是对“和平”，才‘民主”，对“人权”，对历史，也是对诺贝尔奖金的最大亵渎和玷污吗？
报载刚被假释出狱不久的中国“异见”分子、被西方誉为“民主斗士”的魏京生，于2月28日与刚到访中国的美国专事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沙特克共进午膳（见1994年3月2日澳洲《新报》报道）。席间魏京生竟然要求美国人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以延续中国“最惠国”经贸地位要挟，迫使中国政府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向美国屈服，以期实现他所说的“如果美国有坚决的决定，便可望有大的收获，否则一切努力将属徒然”。……他还促请美国今年不可太快决定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如果中国拒绝改善及继续漠视国际压力，美国便应言出必行”。言下之意即要美国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变相对中国人民施加经济制裁。魏京生之流跪倒于美国霸权面前媚外求宠，置自己国家民族振兴、发展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甘愿堕落为美国反华的马前率，丑态毕露，十足是一副洋奴嘴脸。
对于当今国际上自诩为“人权斗士”的山姆大叔的颐指气使，世人几已习以为常，甚而是麻木不仁。总之对“人权”的诠释，山姆大叔说一，则他人不能说二，否则那根狼牙大棒砸将下来，那还得了。是故，折服于山姆大叔淫威之下喝“洋奶”长大的有着东方人面孔的所谓“民主精英”们，乃至那些虽喝不上“洋奶”却总想方设法仰仗山姆大叔的淫威，四处蛊惑人心，甚而狐假虎威，恃势凌压自己民族的“民主斗士”们，通通患上了“媚外软骨症”。对于他们的摇尾乞怜，百般做态，山姆大叔自是赞誉有加，万般呵护，如获至宝。前有方励之辈，后有魏京生之流，他们企图借美国人的霸气来凌压中国民族的正气，居心可恶可诅，每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华子育都会对他们一伙的媚外求宠嗤之以鼻。
民主、人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有其自身形成的内在规律。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而造成了发展中的千差万别，这当可理解。然而，民族的生存、发展权是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民族步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缺乏了这个前提来高谈阔论所谓的“民主、人权”，如果不是狂妄无知就是居心不良。众所周知，西方国家今天的物质文明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三五百年来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族，特别是对亚、非、拉美三大洲人民的疯狂的殖民掠夺。这段历史人们当可追溯至1492年哥伦布等西方殖民主义先锋抵达拉丁美洲时开始的血腥的对外豪取强夺及种族灭绝的殖民统治时期共500年左右的时间。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空里，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科技发展、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成形，殖民掠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臻至巅峰……一言以蔽之，西方国家积500年来灭绝人性的对外殖民扩张，豪取强夺，几尽榨干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膏血，以建成今天西方国家炫耀于世人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文明圣殿”。换一句话说，西方国家赖以走向现代化的生存发展权恰恰是建基于剥夺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应享有的权力基础之上，造成第三世界国家长达几个世纪陷于贫困落后、停滞不前乃至种族灭绝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残酷困境。时至今日，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已纷纷奋起抗争，以争取和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权的时候，西方国家以他们的血盆大口向发展中国家兜售他们那套“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价值观，就是十足的虚伪！其目的不外乎指责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野蛮以突显白种民族的“优越”和高高在上，从而贬抑、压制发展中国家步向现代化的种种努力。
鉴往知今。历史是一面最公正的镜子，往往伪装的妖魔鬼怪，在这面镜子里总要原形毕露，无所遁形。时时对照历史，人们当不能忘记西方的撒旦们犯下的深重罪孽。然而到了今天的科技时代，西方的撒旦们却乔装成了悲天们人的救世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摆出了一副乐善好施的慈悲样。特别值得人们玩味的是，经过了改头换面，西方的撒旦们以教育、科技、物质享受、金钱美色等种种手段来培植一批又一批第三世界的“自由、民主、人权斗士”，以发动一场无形的现代的“十字军东征”，将他们的价值观念以“国际标准”作为包装，通过他们培植、影响的“精英”们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形无形的渗透，内外呼应，软硬兼施，以期达到瓦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摧毁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实现他们对第三世界“无兵以屈之”的目的。这是人们不能不严正对待的一招杀人不见血的恶毒招数。可以想象，如果西方的撒旦们的阴谋得逞，发展中国家顿成被抽掉民族脊骨再也挺不起腰干的软体动物，那么步向现代化非但免谈，而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权也顿失依据，灭绝的命运也就摆在眼前了。这是不能不防的！而他们此一毒招能否得逞，端视乎他们所培植、影响的这批第三世界的“精英”们能否完成内应工作，这恐怕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隐患。
记得魏京生曾于70年代中期提出过一个当时颇具争议性的“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观点，一时颇能耸动视听。由于他的言论充满激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很难弄清楚他此一观念的真正含意。但从他获得假释出狱后陆续读到的一些有关文字，特别是此次他本身的现身说法，那么，人们当可明了魏的所谓“政治民主化”的意涵不外是希望借助洋大人之力，在中国强行西方化制度。果如是，足证明魏京生之流是十足的史官，盖渠竟置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的整体利益于不顾，甘愿为洋大人的马前卒，更是令人齿冷。
中华民族的子裔绝难遗忘我们民族在近代一百多年来蒙受西方列强所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深重灾难和屈辱，永远缅怀及秉承无数民族英雄、志士仁人为外抗列强以争民族的自由、独立，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内惩国贼以求民族的振兴、富强，政治的稳定、民主，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前仆后继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时至今日，一个独立自主，团结奋斗的中华民族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牢牢地掌握了自己民族的生存发展权，上下一心，正以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勤劳刻苦的传统美德建设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大业。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演进中，中国人权再也不受西方列强的任意宰割，而是真正为全体中国人民所共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深入发展，中国人权将日臻完善。而这一切是完全建基于我们民族一百多年来艰苦奋斗，浴血抗争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勇于开拓，勇于进取的高贵品质。这同西方国家五百年来的殖民扩张，贪婪残暴，豪取压榨的强盗行径根本上是泾渭分明，完全不同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华民族是以王道待人治天下，西方列强恰好反其道而行之，是以霸道欺人夺天下，这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价值取向。所以，那种崇洋媚外，企图以全盘西化来取代“中国特色”是根本违背基本国情的叛逆行径，注定是要失败的。
“中庸”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藉此，不妨正告魏京生之流，希望你们在反民族的路上别越走越远，及早回头，善莫大焉。如果你们真的有一番为社会大众谋福利的抱负，那么就必须踏踏实实地投身于我们民族的振兴大业之中，以实际行动贡献你们的才智。但如果你们只想仰美国人的鼻息，妄图恃“洋威”以令中华，那么到头来你们将会发现，你们不但不能见容于中华民族，最终也必不能见容于其他族群。
盛世妖孽
［马来西亚］彼岸
又一个人渣被撵出了中国，就像送瘟神那样，谢天谢地，阿弥陀佛！这回是魏京生，中国扔掉的垃圾美国捡回去当成宝贝，供奉膜拜，目的只有一个：反华！
“国之将亡，必出妖孽”。中国正当盛世，正在如火如荼振兴中华的关键时刻，却也冒出了一小撮像魏京生那样甘心任由摆布被用来反华的败类，为什么？卖国求荣！李志绥不是捏造了一部《一个医生的回忆录》，艾蓓不是虚构了另一部《叫父亲太沉重》，企图诬蔑当代的伟人***和周恩来吗？所为何事？还不是为了几个臭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断语加诸此辈倒是十分确当的。
“克林顿蔑视中国，在白宫接见魏京生”。这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大字标题。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克林顿是美国总统，理当日理万机，本不应也无需小题大作，下作到去搞这样有失体统的小动作，在丢人现眼之余，还损害了中美关系。
不单是克林顿，历届美国总统都是一样德行，喜欢小题大做，无事生非，搞小动作，搞对抗，来达到破坏世界和平的目的。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怀疑白宫的头头们的智慧和两党轮流坐庄的选举制的民主性。难怪有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说过：只要有第三个总统候选人，即使是猴子，我也会投它一票。猴子也比克林顿有智慧。
克林顿智慧欠佳只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把中国当成假想敌，总是企图围堵中国。美国和一些西方列强这种反华心态，有时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不久前，诺贝尔和平奖不是颁发给了分裂中国的奴隶主达赖刺嘛吗？据说他们还准备提名魏京生，也把这个大奖奉送给他。为了反华，不惜践踏诺贝尔奖。和平奖的颁发不是为了促进和平，而成了搞对抗、分裂他国的手段，成了反华的一个毒招。诺贝尔假如九泉有知，肯定，肯定会锥心泣血，怒火万丈。
克林顿口口声声要和中国接触交往，要和解，不搞对抗。我看，他是口是心非。奉劝他，还是省点搞小动作的时间和精力，用点心思，苦读一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接触交往”一番，也许会开窍一些，演跳梁小丑的角色，有辱超级大国的尊严。
民族败类吴弘达的丑恶表演
何孝先
编者按：下面所刊载的，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对投靠美国的民族败类、反华走年吴弘达的丑恶表演，所作出的部分评价和反应。听一听生活在美国的具有起码爱国心的华人对这件事的种种议论，是颇能发人深思的。
被美国官方封为“人权斗士”的吴弘达，到底是何许人也？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却被美国“不断夸奖”为“真正的美国英雄”，当做“患难归来的英雄”而“热烈欢迎”，这不就一针见血地说明了一切吗？何孝先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连“反华的中外政客“都”心里雪亮”：吴弘达所作的一切，并“不是出于个人的使命感，而是职务赋予的责任”。什么“职务”？对谁的“责任”？原来，远在美国的许多人都早已十分清楚，“他（吴弘达）为英美情报宣传机构工作，用心良苦，力求表现”。不仅如此，他去年偷偷摸摸从新疆溜进中国窃取情报，不仅是直接受美国情报机构指派，而且还是“和负责宣传方面的美国人士同行”。这不是把他的身份、背景和使命交代得清清楚楚了吗？说穿了，这个吴弘达不过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背叛祖国、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一个死心塌地地效忠美国主子，受美国情报机构豢养、派遣的卑鄙可耻的美国特务而已。正因为如此，他厚颜无耻地“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公民，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一再“要求美国‘惩罚’中国政府”，乞求美国政府“有强硬的政策，阻止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巨人’”，就一点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给吴弘达这样的汉奸、卖国贼以背叛自己的祖国的“权利”，以破坏、颠覆自己的祖国而不受惩罚的“权利”，这就是美国政府所维护的“人权”！
去年10月18日晚吴弘达来敝校（威士康辛大学欧城校区）演讲，题目是《中国：奴工背后的真相》。能这么快便找来这位中国政府释放后返美不久、英文全名（Harry Wu）正被媒体炒得炙手可热的“人权斗士”，使不少同事和学生感到意外。听说有某位亲台的教授从中穿针引线。
最近一位朋友来电话闲聊，提及他曾有幸亲聆过吴某的“崇论宏议”，于是在长途电话里细细将内容相告。我发现它与吴某在敝校的演说同出一辙，由这位“斗士”演唱出来，竟是一首厚颜的三曲，慷慨激昂处不让“正气歌”：
一、中国政府“倒行逆施”：中国人民是毫无权利的“奴隶”。
二、感谢美国政府及人民，并以拥有美国公民权自傲。
三、大力推销他那本反华的著作，乘机狠捞一笔。
像这种名利双收之举，他自然勇于为之，他又“有何忧哉”！
连不断夸奖吴弘达为“真正的美国英雄”的听众，对他多次处心积虑地潜回中国，进行他所谓的“神圣任务”，也会有“何不殚烦”的疑问。但反华的中外政客心里雪亮——这不是出于个人的使命感，而是职务赋予的责任。他为英美情报宣传机构工作，用心良苦，力求表现；否则，最近一次去中国应从上海或深圳等地人境，不必从新疆偷渡，更不必和负责宣传方面的美国人士同行。可笑他们万没料到一个遥远而冷僻的人境小站居然也有电脑稽查。吴某一人境即被捕，没有机会获取更多用来控诉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资料二所以这次演讲缺乏新内容，放映的还是两盒有关劳改及器官移植的录影带。这固然由于在某些美国人心目中，吴某像位患难归来的英雄；但有一事实我们不能忽视——他诽谤中国的那些话美国人听来正中下怀。基于本身的利益，美国绝不愿见中国强大，时时刻刻想抓一条小辫子为难；中共对此应该有所警惕，不再轻易给外人以藉口。
至于负面的影响，其严重性连吴某本人也始料未及，但他对自己的能耐无疑十分自满，处处宣扬一贯的论调，反对北京，要求美国“惩罚’中国政府。站不论美国是否有此权利及能力，单谈惩罚的对象是否合理。尤其是大陆留美学生，常被误认为来自统治阶层或由政府派遣出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政府，也就代表中国。他们会不情愿地被卷入政治论争中。听见自己的国家被误解、被批评，总不能不挺身说几句话。
最恼人的情况是有些对亚洲一知半解的美国人，因受吴弘达的影响，以为自己也非常了解中国，见了东方人便大谈中国如何落后、中国人仍过着奴隶的生活，以及中国留美学生都是共产党员等等。以偏概全，自以为是。
吴弘达放弃中国人的立场，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公民，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他告诉听众说，这次乘机返美时，机务人员要其他乘客慢一步，而请他一人先行下机。看到黄缎带及欢迎的人群，他充分感到做美国人的幸福及骄傲。言外之意是中国人可悲，若比起美国人来，最多只能算二等公民。美国的报章杂志也一直强调他拥有美国护照，竟然在中国被捕，非常不合理。似乎美国护照可以使他高人一等，即使按照中国法律，他确有窃取国家机密的罪嫌，但因是美国公民，所以也应当逍遥法外。这还是19世纪帝国主义侵华时的论调。
演说时吴某一再提出，美国应有强硬的政府，阻止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巨人”。今天虽然禁止部分中国产品进口，克林顿总统对中国政府仍然过于迁就，把生意经看得太重。美国从未给过苏共最惠国待遇，为什么对中共如此厚爱？他这种偏激的态度我想连反华的香港总督及民运分子都不会赞同，因为最大的受害者会是中国和香港的老百姓。他更强调囚犯不该被迫劳动。其实罚令犯人劳动是四海皆准的原则，美国也不例外。人权组织应反对的不是劳改，而是任何冤狱。吴弘达摄制的录影带内容模棱两可，并未说明劳改的对象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如果是后者，则被罚劳动不为过分。工资低微也非不人道，而是限于国情，不该用美元为单位来计算，也不必和美国比。何况美国监狱中犯人的工资比一般人的工资也低很多。
吴某承认他在法庭上认罪是说谎，多年来前后二十多次，理由是对骗子说谎乃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中共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大骗局。奇怪的是他在法庭上说是俯首认罪，从不像一个有胆量、有骨气的“斗士”，可是一离境却立刻头角峥嵘了起来，变成英雄，侃侃而谈，似乎道理和正义全在他一边。虽然如此，他却避免解释官方文书所载是否属实——他以盗窃罪被判刑三年，刑满之后自愿留在农场劳动，并非十九年期间他一直是囚犯。
讲词也有轻松的一面。他说去年夏天他被禁在武汉一所别墅中，囚室面积不大，却有两个沉默寡言、面目可憎的警卫。由于不耐小房间里的沉寂，他便主动和警卫攀谈，话题不少，如辛普森案，苏姗•史密斯，以及美国运动明星等，神态非常得意。听众不禁哈哈大笑。后来有个美国学生问他：法庭上的照片显示吴某神情沮丧，像一个极其可怜的囚徒。在狱中他是否真能如此轻松自在？真能的话，中国的监狱似乎便不如他描写的那么可怕……。
谈起中国违反人权的详情，吴弘达乘势推销他前年出版的那本书——《昨夜风疏雨骤》（用李清照“如梦令”一词首句略改两字作为Bitter Wnd一书的中文译名，看似典雅，其实不伦不类。李词的意境与吴著的气氛大不相同，最惨不过“绿肥红瘦”而已，何况还有“海棠依旧”）。精装本二十二元九角五分，平装本十四元九角五分。讲演前销路便不差，也有人只是翻看一下，讲完后即刻有二三十人购买，并且排队请他亲笔签名。回答听众问题时有人曾问说这次坐牢对他有什么影响？他笑答一大影响是他的书更畅销，中共帮了他一个大忙。接着他说他虽以做美国人为荣，如有机会还想回中国：中国是故国，没有人有权阻止他再回去，继续人权方面的工作。这一点颇令人费解：他回中国的目的不是积极地参与国内的政治改革，而是窃取情报，向外邀功，提供英国广播公司（BBC）及美国机构所要的照片、录音带和录影带。这种用心比起海内外民运分子的行为来，显然又逊一筹了。
绝大多数的美国听众没有到过中国，吴某的演讲就像“天方夜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中国听众却不大以为然。连台湾来的学生都有人批评吴某是“哈巴狗”、“挟洋自重”；香港的政论家如罗孚及岑逸飞等人也认为他老奸巨猾，目的全在利己，根本不值一听。但我认为外国势力仇视和贬损中国的心机值得海内外爱国的华人时时警惕。英美政府及其情报宣传机构习惯于将一切反华的言论都当成真话，将中国政府及人民的辩解却看成谎言。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华大阴谋，在现阶段表面上是以维护人权为藉口。这一所谓的“人权”机构会利用层出不穷的中国败类，例如刚捧过反华“英雄”，又抬出反华“英雄”——君不见“人权斗士”吴弘达的老调尚未弹完，在美国又出现了一个振振有词的张淑云，有计划地编造上海儿童福利院的病童照片？她被西方政府及传媒利用，将个人私怨及经济利益置于国家的荣誉之上。这一点连实地观察的美国记者也有些看出来了，但她的控诉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及机构所接受，向世界各处传送，就像笔者在起草本文时，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每周一期的“六十分钟”节目正在播放中国“虐杀”幼童的消息
“马前卒”的悲哀
文从周
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柴玲小姐曾被捏塑为“志士仁人”的形象。正是赖着这样的光晕，在天安门广场中，在“自由女神像”下，她坐“总指挥”宝座达几十天之久。
然今年4月25日在台湾出版的《联合报》，却以《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的题目，把她的这副假面撕破。这家报纸的记者自香港报道说：美国最近搞了一部影片。影片将披露美国记者康宁汉（Phil Cuningham）在天安门广场对柴玲的采访。大概是柴玲小姐自以为遇到了自家人，又没有别的学生在场，于是和盘托出自己的老底。她对记者说，她作为“总指挥”，根本就不是要领导学生们去争取什么“胜利”，“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用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柴玲厚颜道：“我想不会的”，“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
将别人往死里推，而后自己逃之夭夭，这算得什么志士仁人呢？所谓志士仁人，必须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倘若有求生以害仁，无杀身以成仁，那就翻到了志士仁人的反面，就成了懦夫小人。然而，柴玲小姐们又岂止有求生、无杀身而已，而且是杀众人以成一己私利。倘若不是长着一颗狼子野心，能于出如此残忍、如此卑鄙的勾当么？一位摩登的卑鄙诗人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回头去看，他的这句诗简直就是谶语。这谶语就应在他自己及其同类头上。柴玲之流的卑鄙者不正是用卑鄙拿到了“通行证”吗？踩着被愚弄者的躯体筑成的阶梯，她们爬上西去的飞机，到“极乐世界”悠哉悠哉地享受那“极乐”去了。不知当年虔诚地追随柴玲的学生们读了这则消息，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
善良的人们或许要问，填塞私欲可以有很多手段，何必用这么毒辣的一招呢？这是因了恶魔的诱惑。当是时也，东欧崩溃，苏联解体在即，美国老爷们的“颠覆”魔爪对准了独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要颠覆自然需要内应，于是便网罗利欲熏心的小人作汉奸，于是就有方励之、严家其、苏绍智、吾尔开希、王丹、柴玲……如雨后蘑菇般现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精于商道的美国老爷深知，只要许以一张绿卡与些许美钞，就足以使这般丑类出卖父母、祸害家国、残杀同胞。“流血”是柴玲们的“期待”，更是美国老爷们的“期待”，而且首先是美国老爷们有了这样的“期待”，柴玲们才有这样的“期待”。
这样说冤枉了美国老爷吗？大量的铁的事实不论，仅从这件事也可以证明。设若美国老爷们当真对中国怀有善心，及时公布柴玲的谈话，即可成为促进受蒙蔽者觉悟、促进中国大局安定的助力。为什么不公布呢？一向以抢“新闻”著称的“新闻”掮客们何以变得迟笨延宕了呢？就是因为这个计划原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的。自己怎么能够公开自己不可告人的阴谋呢？待到阴谋实施以后又来公布，自己也觉得这是个漏隙，于是修补说：柴玲的“一部分谈话在美国的电视媒体上也被用过”，但是因为翻译、剪接等技术问题“而失去了柴玲说话的逻辑性”。美国老爷们在中国问题上造了那么多的谣，他们的技术不失误，怎么偏偏在这里失误了呢？失误还可以改正，怎么一拖就是四五年呢？实则包藏祸心，岂是失误者舆？
美国老爷们于1989年在中国干下的坏事，愈来愈被更多的中国人看透，愈来愈招致中国人的愤怒，他们的伪善假面已是破碎不堪。为了挽回颓势，便来了个丢卒保车，抛出从犯。这就是时下又公布这则新闻的全部秘密。说到底，所谓“新闻”，不过是美国老爷们实施政治阴谋的工具而已。
对于柴玲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需要格外当心的信号。这信号说：君莫得意君莫抖，尔等不过一条狗。可使吠人与咬人，也可装入替罪篓。今天抛出了柴玲，明天、后天……呢？呜呼！密月已尽，恩爱将绝。想一想这以后的日子，难道不心寒么？有道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子要抖落你们以自保，尔等如欲自保，唯一的办法就是抖落主子的老底——向世人公布他们是怎么收买、利用你们的。不过，这需要胆气，就看尔等有没有？
——方励之、李洁明交恶记
马鸣
1990年美国的一位学者，针对东欧剧变后的前东欧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在新政权下的境遇，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抱怨和感叹：“如果一个人曾经是持不同政见者，那一辈子都是不同政见者了。”当时，笔者曾在一篇短文中介绍和评论过这个耐人寻味的论断。
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当时我曾试图回答：“‘持不同政见者’推翻了要推翻的对象，与现政权不就成了‘相同政见者’了吗？何以又注定‘一辈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呢？”我只能这样来解释：他们的“政见”，本来就不是独立“政见”，只不过是把西方“政见”全盘“趸”来，用西方社会模式和价值标准“全盘”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已。由于他们看外国眼色行事，唯外国意旨是从，为外国利益服务，他们头上就有了十分显眼的外国“徽记”。对有点民族尊严的国家而言，这“徽记”总是犯忌的，很难吃“香”的。一个哪怕是表面上标榜独立形象的国家，也很难公开容纳他们或明目张胆地奉他们为“英雄”，这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这不能不说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种“事与愿违”的悲剧。
这只是“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外国代理人，在自己国家所注定的并不美妙的命运。可是那些逃离自己的祖国，直接投进外国怀抱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变成外国的直接工具正式获得被庇护、豢养的奴才地位之后，其命运是不是就会美妙一些呢？
其实并不，也不可能如此。
道理很简单。“持不同政见者”从国内转到外国，当然是其地位、身份、价值、作用的重大变化。可是，在任何意义上却都不意味着其身价、地位的提高，相反却是这种身份、地位的一种明显的贬值。正如一个待价而沽的妓女，在嫖客未完全把她买到手之前，她是嫖客争取弄到手的对象，自身还有着讨价还价的余地，掌握一定限度的主动权。嫖客为了把她弄到手有时还不惜出高价，海誓山盟，苦苦追求。可是，一旦交易完成，嫖客就拥有了对这妓女的绝”对玩弄权和支配权。既已卖身，吃着人家，靠着人家，也就剩下看人家眼色，受人支配、使用、玩弄、发落的份了。
不幸的是，“持不同政见者”从国内转到国外，同时也是自身实际作用的大大削弱，一落千丈。像方励之、刘宾雁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能够被一些外国势力看中，不仅在于他们甘于为外国势力效劳，还在于他们是中国的“著名作家”、“著名学者”，有些人曾是××领导人的“智囊”，××要害部门的知情人、主持人或掌握宣传媒体的负责人，有的人还曾拥有“政协委员”、“作协副主席”、“科协副主席”等等的社会头衔。他们不正是因为原来有着这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而被选中和倚重的吗？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也就失掉了这种社会地位，失去了国内的讲坛，割断了原有的社会联系，其实际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免打了极大的折扣，而转变为单纯寄人篱下的门客以至奴才了。
事物的辩证法本来就是如此。可是这却是那些把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接纳到自己国内的外国势力所始料未及的。现在他们已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其结果不仅导致这些人实际价值的下降，而且还常常惹出种种麻烦，演出种种笑柄、闹剧，甚至转化为碍手碍脚的包袱和累赘。现在美国又打发“持不同政见者”返回中国大陆，就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新动向。然而这些人即使“打回大陆”，也不可能发挥原来那样的作用了。于是他们更多地着力于在中国大陆内部打主意，也就毫不奇怪了。
对这一点更缺少自知之明的，是“持不同政见者”们自己。他们能得以受到外国人倚重、赏识，又得以登上梦寐以求的外国“乐土”，于是就往往有一种“宾”至如“归”，落“叶”归“根”，乐不思蜀，受宠若惊，身价百倍的“良好”感觉。人家大搞反华，偶而要他们出来装装门面，造点声势，打打小旗，骂骂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在媒体上时而露露面，便自己以为已“平起平坐”、“登堂入室”，至少也跻身于“智囊”、“高参”、“谋士”的行列。于是就飘飘然起来。也就难免“得意忘形”，产生错觉，忘记了自己寄人篱下的门客、甚至奴才的真实身份，闹出摆错“位置”，看错“眼色”，表错了“情”的“不合体统”、“不识时务”的蠢事来。
从最近一些日子美国媒体传出来的方励之和李洁明之间的那场“争论”中，就不难闻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有点“失宠”，遭到厌烦的气味来。
正当美国在关于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这个敏感、微妙问题上进退失措、举棋未定、争论不休的当口，被称为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方励之，也耐不得寂寞，急不可待地要插上一嘴了。9月6日，他和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前全美“学自联”主席赵海清，在美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纽约时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取消国营企业产品享受的低关税待遇”。文章还忘乎所以、出言不逊，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告诫、指责美国政府：“如果克林顿总统屈服于中国政府和美国商界的压力，那么就等于向中国的强硬派践踏入权的行为开了绿灯。在今后几年里，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更加糟糕。如果不是过去几年来每年都重新考虑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表现肯定会更加恶劣。”
显然，方励之并非在对美国总统和政府发表“不同政见”。他不想，也不敢这样做。尽管言辞激烈、尖锐，不无“上纲上线”，指责“施压”之嫌，可是他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为美国说话的“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何况，如果文章不是明明白白地署着方励之的赫赫之名，有谁相信它不是出自洋人而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笔下呢？
可是这调门很高、气势汹汹的“瞎起劲”，却似乎并未得到美国决策圈内人的嘉许和赏识。相反却被认为是“足以使美国最终失去在中国的影响”的“馊点子”。
明确站出来反驳、教训方励之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外交圈内的重要人物，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人们不会忘记，正是他，在1989年初，先是把方励之列为布什访华宴会的“贵宾”，后又把方藏到美国使馆保护起来，最后又把方装入美国军用飞机运入美国。李洁明又是北京风波中代表美国官方的现场指挥者之一。既是美国外交圈内重要人物，又是有“恩”于方励之的李洁明，出面用尖刻的语言针锋相对地反驳、教训方励之，其份量，其含义，恐怕都是非同小可的吧！
李洁明在《华盛顿时报》发表的反驳文章除了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方励之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观点之外，更突出地是表达了对呆在美国的某些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强烈反感和不满。他明确地把呆在国内和呆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表现加以对比。他说，根据他们的调查，大多数呆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已经不再强烈要求美国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很多人认为方励之和其他一些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出国以后，就不顾国内的人民的生活了。他们对此很反感”。
这也就是主子对奴才的“不满”和“反感”。说这是因为奴才们“不顾国内人民的生活”，那是虚伪。从李洁明的反驳中，并不难看出这不满和反感的真实原因。
其一曰：“方励之不应该试图使美国的政策符合他的目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值多少钱？你们不是优先考虑符合“美国的政策”，而是试图借“美国的政策”来改善自身的处境，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其二日：“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应该更多地直接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美国政府应该在后面支持他们。但是不应该给他们打先锋。”这意思就更清楚了。养活着你们，是要你们“直接和中国打交道”，也就是要你们自己上阵和中国政府对着干的。你们不这样做，却呆在美国国上上坐而论道，喋喋不休，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力图把美国推到第一线为你们“打先锋”，而且不体谅决策者的困境和苦衷，多方指责和“施压”，这更是主仆不分、摆错了位置了。
其三曰：“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压力，不应只来自美国，这种压力是多边的。美国应该特别支持香港和台湾的民主力量。这种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比任何外来的所谓最后通牒和威胁都更有效。”这段话那就更是“话中有话”，令人回味无穷的了。它不仅表明了对这些躲在美国养尊处优、“光说不练”的奴才的失望和不满，而且还明确暗示，美国统治集团已下定决心把重点转移到更多直接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这是不是意味着方励之这些呆在美国的“不同政见者”因“不识相”而受到某种“冷遇”呢？使“不同政见者”，继续呆在国内站住脚，保持其原有地位和联系，利用合法讲坛发言，不是更有效、更划算吗？
唉！说来说去，这“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并不易扮演，即使想当个“够格的”奴才，又谈何容易！方励之兴冲冲地交了一份“试眷’，实际上却被判了一个‘不及格”，落了一个使人家厌烦的尴尬处境。
如此“斗士”
——李洁明大曝方励之当年“避难”内情
马鸣
4月间，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和‘冲国的异议人士”方励之在美国的两家大报上展开了一场颇为精彩有趣、令人回味无穷的争吵。笔者在《中流》5月号，曾以《摆错了“位置”，表错了“情”》为题（本书收录时改为《表错情——方励之、李洁明交恶记》）就这件事做过简略评述，指出了透过这场争吵而能够意会的某些重要动向和含义，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对这些呆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上的微妙变化，以及那些寄人篱下的奴才们的尴尬处境。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打不成交”。可是李洁明和方励之的争吵，却是在保护人和被保护者之间、主子和奴才之间早已“成交”即早已确立了各自的地位、名分并大大热乎一阵子之后的对“打”。这本来就不属于平等对手之间的平等“对话”或“讨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会向什么方面发展？到头来会吵出个什么名堂？这却是人们所不能不关注的。
从最近来自西方，特别是来自香港传媒的信息表明，这场争论不仅并未停息下来，反而呈现了“升级”的明显趋势。
这一方面突出反映在争吵范围的明显扩展上。原来这场争吵是围绕美国是否应该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展开的，现在去发展到“翻”业已过了五载的“陈年老账”，把当年方励之躲进美国使馆的事实真相和是是非非也扯出来的地步。从美国本土的媒体，扩展到了香港的媒体，也标志着这种争吵范围的发展。
另一方面则突出表现在争吵双方的“攻”、“守”地位的“转移”。如果说，4月间就表面化了的争吵，是由方励之首发其难，主动挑起争论，急不可待地试图影响克林顿政府利用“人权”和“最惠国待遇”来“惩治”他自己的祖国，而李洁明则只是站在克林顿的立场“被动”起而“应战”的话，那么，其最新发展却是李洁明转而采取了不留面子，毫不客气，穷追不舍，追根究底，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而一向以“敢于直言”自诩的方励之却显得底气不足，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大有被逼到墙脚之势。最后竟挂起了“免战牌”，连一点“民主斗士”的气派和影子都找不到了。
据香港一家报纸披露，在6月间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李洁明除了对方励之“成功来美后的言行有比较严厉的批评”之外，还大曝其“内幕”，力图证明，1989年方励之躲进美驻华使馆要求庇护，并非美国请去的，而是方励之不请自来，赖着不走的。
李洁明在接受香港一家杂志的“独家访问”中说：方励之“六四”后第一次跑到美国使馆要求庇护时，他（李洁明）即劝告方励之离去，并告诉他大使馆帮不上忙，这种做法对自己和民运也没有好处。方励之无奈离开。但过了六小时又折回，并带了美国学者林培瑞和《时代》杂志的记者同来。李洁明认为，方励之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大使馆答应他的庇护要求。否则此事会在美国广泛报道。
于是“大使馆最后在不太愿意的情况下把他留了下来”。一待就是一年又20天。
这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在同一个时间香港的另一家杂志披露了另一种说法：“方励之及其太太李淑娴躲进美国使馆的真正经过是，美国大使馆奉上级命令派车到北京大学，乘当时一片混乱之际，将两人藏进车内，飞车开回使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两种说法大相径庭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去采访当事者的方励之，想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材料，这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方励之采取的态度却是避而不答，他说：“对于事实‘内幕’，哪篇文章真，哪篇文章假，或者皆真，或者皆假，我也不予置评了。好在我现在尚未竞选公职，也未在押受审，所以不谈‘内幕’也算一项权利吧！说句笑话，这也给喜欢推理、喜欢传奇的朋友，留下一个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用的是戏谑、轻松的口吻，包含的却是难以言表的苦衷，挂出的则是不置可否的“免战牌”。这位“民主斗士”，在反对自己的祖国时曾经何等“神气”，而在涉及到其美国主子时，却连说出一点事实真相的勇气都没有了。把不敢“犯上”说出“内幕”，说成是维护“一项权利”，则纯粹是无可奈何情况下的自我解嘲而已。
到底是谁利用了谁？方励之及其同伙们该是心知肚明的，也最有资格做出自己的回答的。李洁明说：“美国为了方励之，实在做过不少事情。”而对于方励之为了美国“做过不少事情”竟只字不提，这就有点不“公道”了。方励之充当美国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前卒，“冲锋陷阵’，不遗余力，在面目彻底暴露，无法在中国存身的情况下，投奔自己的外国主子，反而落了个“利用美国”的罪名。这实在是一颗太大太大的“苦果”，真乃是“推完磨杀驴吃”，“过了河拆桥”，几近“走狗烹”的一种悲哀了。而对这一点方励之竟然连答辩的勇气和余地都没有了。当然，方励之此时此地公开摆出为美国“做过不少事情”的“功劳”，对自己、对其主子都不是那么有利的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两难”的苦衷吧！
说穿了，李洁明翻1989年那笔老账，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美国当局对方励之等躲在美国国内“吃老本”的“精英”，兴趣已大大降低。李洁明不是说过吗，方励之自从“走进美国大使馆匿藏后，对民运的价值已没有了，对大陆当局也不再构成任何威协”，“方励之已不能对大陆民运起领导作用”。
对美国所策动的“大陆民运”价值的丧失，也就是方励之对美国对付中国战略价值的丧失。对中国大陆当局不再构成“任何威胁”，养活你们这帮子人还有什么意义！方励之如果不是呆在美国，而是呆在中国，哪怕呆在中国的监狱里，对美国的价值不是要大得无比吗？当年的汪精卫，如果一直呆在日本，而不回到南京组织伪政权为日本服务，对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价值？方励之不识相，不但不乖乖呆在那里，反而时而出来以“功臣”自居，说三道四。难怪李洁明要说出“我们对此感到十分不满”的话来了。
标志着这场争吵进一步升级的最明显发展是，李洁明在对香港媒体的谈话中，实际上已经显示出极其不耐烦，在给不识相的方励之等呆在美国的“精英”们下“逐客令”了：
“如果要推动中国民运，他们必须回到大陆，在本土扎根，美国帮不上忙。”
不是商量，而是“必须回到大陆”，在“本上扎根”，跟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着干。而“美国帮不上忙”的话，更是耐人琢磨。它不是带有“不再帮忙”即不再供养他们的某种威胁吗？方励之不再敢于“应战”，挂起’‘免战牌”，正是对这种威胁及其后果有所“领悟”的结果。
其实继续赖在美国也罢，“回到大陆”也罢，像方励之、刘宾雁。阮铭、王若望这些人，都早已成了“过了气”的“乏走狗”。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说，他们都永远不可能再拥有曾经拥有过的那种价值了。就是“回到大陆”，方励之能继续捞个科技大学校长当当吗？而没有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社会头衔、社会联系、社会讲坛、社会影响，这个“根”又“扎”在哪里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确，从他们躲进美国使馆、登上新大陆的那一刻起，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其对美国价值的降低，甚至丧失。可惜的是不仅那些“精英”自己对此缺乏自知之明，而且连美国统治集团意识到这一点也晚了一些。现在他们才开始知道，把这些“价值已经没有了”的人收罗到美国来只是增加了包袱和累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李洁明前一段时间所做出的明确暗示。美国统治集团已经把对付中国的重点，从支持海外“民运分子”和“民运组织”转移到更多直接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即主要在中国国内，利用非法以至合法的力量，来为美国“改变中国”的战略目标服务了。从美国在中国国内“有影响”的人物中，重点寻找和培植“扎根于中国”的新的对象，把某些在海外的“精英”派回中国，重点扶持，组织国内的什么“人权保障协会”。中国式“团结工会”等等，不是都反映了这一新的动向吗？李洁明说“西方应与大陆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而不是进行对抗”，也成了国内一些“民运”分子的新的“指导方针”，被他们所心领神会。这倒是我们不能不深入思考、高度注意的一个新的信号，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显然，扮演这种“新”的角色，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方励之辈已经不够格了。
谁能负担起这一新的“重任”？谁在成为这种新的角色，正在被选中并大加培植和扶持？人们当密切注视，瞪大双眼，拭目以待……。
莲花落
——政治乞丐方励之的“精彩表演”
牛羊
最近（1993年），台湾一些报纸斥方励之为汉奸。有篇文章记述了方励之在美国的一场“精彩表演”。现叙述如下：
前不久，美国奥运会选手在纽约华道夫大饭店举行庆功宴的时候，方励之溜了进去，对着扩音器大声喊道：“伟大的美国选手万岁！伟大的美国万岁！我们伟大的美国在这次巴塞罗那奥运会所得的金牌比中国多21面，银牌多20面。我们伟大的祖国彻底打败了万恶的中国。为此，我要向各位发表一篇人权学术演讲，讲中国的……”
这时，一位定向飞靶射手忍不住了，大步走上台，一把拿开扩音器，问道：“你是谁？”
“我是方励之。”
“称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
“我是美国人，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忠贞公民。”
飞靶选手回头问大家：“有人知道个叫什么方励之的美国人吗？”
一位棒球选手举手站起来大声说：“我想起来了，他就是被我们驻北京大使李洁明藏在裤裆里从北京带出来的家伙。”
飞靶选手重新打量了方励之。方励之脸红了一下，说：“我是堂堂正正坐飞机离开那万恶的中国的。”
“坐飞机离开中国之前你在那里？”
“住在我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
“你在大使馆工作？”
“不是工作，我是逃到大使馆避难，免得万恶的中国政府抓我。”
“中国政府为什么抓你？”
“因为我热爱美国，我要用我们美国的人权标准改造中国。”
这位飞靶选手忍不住了，掏出一张50美元的钞票塞进方励之的口袋，说：“原来你是个政治乞丐，以唱人权小曲到美国专讨饭吃。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马屁人渣，你滚吧！”
“国宝”王若望
隋卞
今年一月底，流亡在海外的两个所谓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上演了一出连刘宾雁之辈都目瞪口呆、叫苦不迭、丑态百出的“合并”大闹剧。生活在国内的人，是有理由知其详，并且一定会感兴趣的。因为，它使人们大开眼界，知道这帮打着“民主”旗号的人，是如何在糟蹋这个崇高的字眼。连他们当中也有人用一个“黑”字来概括这场丑剧，实在再贴切不过了。它确确实实为我们上了“民主”的生动一课。关于这场丑剧的全面情况，将有专文详加披露。本文只就这场闹剧（丑剧？喜剧？悲剧？荒诞剧？滑稽剧？）重要角色之一的王若望的“精彩”表演，略作勾画，曝一曝光，以使读者先睹为快。欲窥全豹，则只得见另文了。
“回到美国”
1992年9月，王若望带着他的老婆羊子，登上了美国国土。“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他的“通行证”。登上美国，他们便失唱妇随，大唱对美国的赞歌，辱骂自己的祖国。他去美国，是冲着“领导”、“整合”所谓的“海外民运”，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使命”去的。在这之前，所谓“海外民运”，早已日薄西山、分崩离析。七零八落。其内部则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腐烂透顶，群丑无首，难以为断，混不下去了。这个垂垂暮年，年高74岁，长期混人共产党内的老资格**老手王若望的到来，似乎给他们中的一些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带来一线新的“希望”。寄望于借他的“老资格”的号召力和比较超脱的地位，出来挽救走投无路的颓势。一时间，他颇有点“众望所归”之势，不少人打算拥戴王氏“出山”，借以收拾残局，重整旗鼓。
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国宝”
拥戴王若望，最为卖力的，首推刘宾雁。据1992年9月9日“美国之音”记者报道，王若望夫妇9月7日抵纽约，9月8日就举行了一个欢迎他的记者招待会。刘宾雁，这个王若望的“老战友”，即席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对王若望做了肉麻兼有趣的吹捧。他说：
“我今天在路上想，我是应当用什么字来表达王若望在中国的地位？我想可以用‘国宝’两个字。从中国人民争自由，争解放，改变和改善自己的命运的意义上说，王若望先生的一生，他所做的贡献，恐怕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
亲爱的读者！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刘宾雁当着众多的中外人士亲口讲的，并印在报章上。它的录音，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这短短几句“高论”和历史“判断”，难道不足以使历史学家们（不管什么国籍、持什么观点）都“无地自容”吗？你们出了那么卷帙浩繁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竟然有眼不识金镶玉，把中国最伟大的“国宝”王若望给漏掉了。这不是证明你们的“才疏学浅”吗？凭着这个足以“振聋发聩”的伟大发现，刘宾雁就具有充分资格去拿历史学的诺贝尔奖金了吧！
自觉的共产主义叛徒
那么，这位“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国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到底留下了什么“政绩”呢？他为中国人做了些什么呢？刘宾雁没有做出回答。查遍中国的史料，也找不到一条证据。查来查去，只看到王若望与“美国之音”的记者的一段对话。
记者问：你是一个很忠贞的共产党员了。请问你来到美国，你还是心爱这个共产党，还是很恨这个共产党？……
王若望答：我年轻的时候，几乎到40岁以前，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自那以后，我开始反省，开始认识，张开眼睛，认为这个党是没有将来的。这个党要脱离人民，最后被人民唾弃的。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怀疑***，怀疑共产党的政策，走上了背叛共产主义，背叛这个党的道路。这个背叛，我认为是光荣的，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
原来如此。王若望不过是一个自觉不是被迫地背弃了共产主义、背叛了中国共产党的可耻的叛徒。如果说他是“国宝”，那就只是同社会主义中国为敌的国家和势力的“国宝”。他不是已经被美国当做“国宝”供养起来，并不惜花费巨款拿到世界“展览”了吗？王若望的自白，倒使我们想通了许多道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确有扩大化，确有冤假错案，我们总结加以纠正，是并不错的。可是把他划为右派、清除出党倒是并不错的。相反，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却的的确确错了。共产党不留自觉背叛自己的人做党员，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说王若望这种人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恐怕就夸大其辞了。刘宾雁难道算不上第二个吗？在这里他未免过于“谦逊”了。然而比之于张国焘那些老牌的共产党叛徒，王若望却望尘莫及，“余生也晚”，摆不了老资格。在这里刘宾雁又过分抬举了王若望。可是，在卖身投靠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上，王若望又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鼓吹反华，谆谆教导“下属”
经刘宾雁等这么一吹捧，王若望的的确确受宠若惊，头脑膨胀起来，自以为确已在那一帮人中“众望所归”，重整“民运”做美国反华的马前卒，担当重任，已“非我莫属”了。还没有当上“主席”，他就倚老卖老，拉开架式，发号施令了。在对记者的多次谈话中，他以发言人自居，大谈他的“施政纲领”。他针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必须主动地解决六四事件，为六四平反，释放政治犯，结束‘一党专政’”，否则他就要号召“人民起义”，用暴力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大声鼓吹“共产党内部分裂”，呼唤共产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对这个国家实行彻底改造”。
多么大的口气！真是“蚂蚁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另一方面，面对着所谓“民运”组织的内部倾轧、内哄、争吵，他摆出一副“老资格”的面孔，居高临下，耳提面命，发出了“谆谆教诲”。他在一次会上说：
“应当承认，大陆来的朋友，头脑中都有个小的***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
他对那些争夺权力红了眼的年青人，甚至提出了“时时提醒自己”，进行“长期的自我修养”的“教导”，为此，他还规定了“四项行为准则”，即：
1．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
2．不拉山头主义；
3．排除小团体习气；
4．不患得患失，服从整体利益，顾全大局。
可是，谁听他这一套呢？老谋深算、不甘寂寞的老太婆戈扬，对此倒有点自知之明，她对王若望起劲争当“主席”大不以为然，多有微词。不是要年青化吗？你那么一把年纪了，凑什么热闹，何苦来呢？这些被新闻媒介传出来的“闲言碎语”，正在兴头上、忘乎所以的王若望哪里听得进去？
风尘仆仆四处招摇、游说
实际上王若望倒是更来劲了。他不顾老命，风尘仆仆，四处奔波起来。又是巴黎，又是伦敦，又是澳大利亚，又是香港和台湾，到处接见记者，发表谈话，“考察民运情况”，可谓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其用意，当然是借以扩大影响，确立自己的牢固地位，为当“主席”进行铺垫。“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许多西方报刊，也连篇累牍为之宣传。吹吹打打，可谓“盛况空前”。
限于篇幅，这里仅将他在港台的表演略加介绍。
刚抵香港，王若望就宣称，“愿意以孙中山精神为榜样，以余生投身民运”。并明确表示他“答允下月在美国竞选民阵和民联合并组织的主席”。这样看来，王若望曾有以“中国的华盛顿”、“今日的孙中山”自比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当记者问及于此，他回答说：“自己无此雄心壮志，但以孙中山当年在海外领导民运的经验和精神，则无处不开花结果”。这岂不是把他们的捣乱，同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了吗？当然，王若望也未忘记表示一点“谦逊”，一再表白，并不是他想担当这个历史角色，而是被“推上马背”的。他还明白地说：“海外流亡人士、留学生和华侨人士，会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跟北京当局抗衡，成为取而代之的政治力量的一部分。”
有的记者问，你这样做“会否担心会被大陆视为从事反革命”？王若望回答说，“打从反对***开始”他已是反革命，***也曾把他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因此，他不害怕被视为“反革命”。
王若望还说，他对大陆反“左”并不寄以厚望。他认为，反“左”只可能是表面功夫，反不到要害。王若望对反“左”如此热心，矛头之所向，也是颇能5；人深长思之的吧！
在台湾的“不期而遇”
更富戏剧性的，是他随后来到台湾的那场精彩表演。台湾记者郭启宏写的两篇报道，读来更是口味无穷。先看他的第一篇报道。
“中国大陆异论作家王若望夫妇，元旦清晨到总统府前参观升旗典礼。清晨5点50分来到总统府。6点多钟行政院长郝柏村来到现场，走过王若望夫妇面前时，郝柏村停下来与王若望握手，但双方并未交谈。6点半钟，李登辉总统来到会场，在升旗完毕后，王若望由团结自强协会秘书长吴水云陪同上前与李登辉总统见面。李登辉总统向王若望说：‘王先生，欢迎你们来台湾。’王若望说：‘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长大的。’李登辉又关心地问王若望：‘听说你夫人身体不太好。’王若望还向李总统表示，民权主义在台湾实行得很好，他要向中国大陆民众介绍这个状况。会面之后，王若望表示，李登辉总统是个很热情的人。王若望夫人则说：‘李总统那么忙，居然还知道我身体不好。’离开总统府广场之后，王若望夫妇在团结自强协会副秘书长的陪同下，前往行政院，由副院长施启扬接见。双方谈了约半个钟头。王若望不愿透露会谈内容。”
如果说这一篇报道，“客观”地交代了“不期而遇”的经过和一些表面的应酬的话，那么这同一位记者的第二篇报道，却向我们透露了这次“不期而遇”的部分背景，更富戏剧性，也留下了更多可供品味的东西。请看：
“为安排王若望夫妇与李登辉总统不期而遇，费了不少心机。据团结自强协会理事长陈宝用表示，当他向李登辉总统提到能否安排和王若望见面，李总统立刻说好。为降低官方色彩，就安排在团结自强协会主办的升旗典礼中‘不期而遇’。但为顾及王若望非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不便以参加升旗典礼的方式出现在会场，便以参观者的身份赴会场。在现场，为使两人的‘不期而遇’显得很自然，王若望夫妇站在哪里何时趋前见李总统都费了番斟酌。王若望也事前准备好一套能表现他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却又不失其立场的话来答复记者。当现场有民众拿一面国民党党旗要和王若望合照，王若望毫不迟疑地和民众换上一面国旗，才和民众合影。至于王若望赴行政院拜会，也在相当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王若望和团结自强协会都不愿透露会谈内容。”
我比较详细地转录了这两篇报道，因为它们实在是两篇难得的妙文。两者相比，后者更坦率一些，告诉我们这场“不期而遇”原来是精心策划的、安排表演的、意味深长的一个政治戏法。
显然，王若望的赴台，与到别的地方的考察、游说，是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内涵的。也是经过了特别精心设计筹措的。但是，他们幕后进行了什么政治上的交易，包括该记者在内，都是讳莫如深，不作任何透露。
发表这两篇报道的台湾报纸对这个“不期而遇”倒是点破了一点：“李总统和王若望这段谈话实在意义深远。在此时，青天白日不只是国民党的党徽，也不只是中华民国国旗，而是象征着中国人所寄望的理性精神，代表着自由、民主的光明与希望。”这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民运”已经是在“青天白日旗”下的一项政治性活动。
八万美金的政治交易
可是王若望做上述对“青天白日旗”的“认同”，背后隐藏的更多东西是什么？王若望得到了什么“回报”，达成了些什么实质性的幕后交易？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直到一月底，“民阵”和“民联”合并大会召开后，在唇枪舌战，继之以笔墨官司，吵了个底朝天之后，才使我们陆续知道了一点真实的底细。据香港《开放》杂志的一篇文章透露，这个合并会原定1992年10月召开，“因苦于没有经费而延期”。文章告诉我们，原来“去年王若望访台”所负有的特殊使命，是“以其政治声望筹款，并且同意投身民运主持大局”。也就是说，访台、筹款、主持大局，是互为条件的。王若望果不负“众望”，“终于获得八万美元的经费，使联合代表大会得以举行”。
原来如此，我们总算找到了“谜底”所在。原来王若望访台的“不期而遇”和“不愿透露”的密谈，他公开表示对“青天白日”的“认同”，都是与乞讨“民运”的活动经费有关的。而拿到一笔可观的经费，又是王若望得以主持民运“大局”的一项不可缺少的资本或砝码。于是，所谓的“民运”，也就带上了“青天白日”印记，变成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一支别动队。这也就露出了“民运”的支柱和后台在台湾的尾巴。有了这项施舍，这次大会才开得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更主要是“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
可是“民运”的真正后台仍然还是美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行动的。在这方面有大量事实为证。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佩洛西女士在联合大会上所做的发言。与其说这是“来宾”的祝词，倒不如说是后台老板的“指示”。请看：
“我非常高兴，大家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后不久，能在此开会，讨论两大组织的合并问题。国会保证和克林顿领导的政府合作。现在我们可以一致地向中国政府表示，美国有决心在全世界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大家要加倍努力，让美国人民、国会和总统都知道你们在全力以赴地推进中国的民主……。”
这不是一语道破了所谓“民运”的性质和目标吗？原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向美国的国会和总统负责的，他们的使命无论贴上什么标签，都是为“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而服务的。
竹篮打水一场空
钱拿到了，会开过了。王若望通过幕后交易，拿到了八万美元，交给了大会筹备会。可是，王若望“主持大局”稳拿“主席”头衔的美梦，却落空了。曾经表示拥戴他当主席的徐邦泰，一转脸，巧使机关把这个位子拿过去了。王若望气急败坏，他哭，他咒骂，他以退出会场相要挟，都没能改变既成的事实。连当个挂名的名誉主席保持一点面子的提议，也被他的“战友”严家其一句话给否决了：“王若望从他的历史看出，从来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脚跨出大厅门槛（指王若望的退席）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然而，报道这幕精彩的亵渎民主、糟蹋民主的热闹丑剧的任务，已经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只好让另外的专门文章去详细描述了。读者们，且听下回分解吧！
王若望到底是中国的“国宝”，还是过了气又不齿于中国人民的“政治垃圾”和可怜虫？这就让亲爱的读者，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让无情的历史去做最后的裁判和回答吧！
刘宾雁跑到台湾去了。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许多共产党的叛徒早就是刘宾雁的先驱。那个鼎鼎大名的张国焘，不就是一个吗！现在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残余分子，既然还占据着一个小地盘，残茶剩饭总是有的，尽管未必很理想，只要肯出卖灵魂，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归宿的。至于最后的下场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据外电说，刘宾雁是于去年12月11日自美国抵达台北“访问”的。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这个在大陆一向以“青天大老爷”自居的刘宾雁，却一下子变得媚态可掬，毕恭毕敬地称自己为“小学生”。据法新社自台北报道，刘宾雁说，他“要像一个小学生那样来观察台湾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
既是宣称要当“小学生”，自然就要当得够格。在台湾的半个月中，他对共产党进行了百般辱骂，对国民党进行了肉麻的吹捧。这都是在意料中的。然而不曾料到的是如下一则消息：“大陆作家刘宾雁昨日指出，他的作品第一次在台湾刊出，是民国七十一年一月底，中央日报晨钟版连载了他的《人妖之间》，他幽默地说：‘中央日报当年没付我稿费，当心这次是来要债的！’”（见国民党《中央日报》12月12日）当然国民党官员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于12月24日派《中央日报》总编辑许志鼎前往来口饭店见刘宾雁，“将七年前的这笔稿费致赠刘宾雁，替七年前的文字缘划下美丽的句点”（见12月25日该报）。这笔钱究竟多少，报上没有透露，既然当“小学生”当得那么够格，自然是稿费从优了。其实刘宾雁也还是有愚蠢之处，即使不说“要债”的话，就凭那半个月无尽无休的吹捧，主人也还是会给一笔厚厚的赏赐的。不过我觉得最精彩的还是发表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的照片。你看那一向道貌岸然的刘宾雁手托金票时那种含情脉脉的样子是多么地动人呀！如果有哪位画家要叛徒的形象，那真是绝好的资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是承认的，就是敌人也无法否认。而刘宾雁对于党和人民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却没有任何热情，换不来他一声赞美。在他眼睛里，总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人民的事业简直是一片黑暗，一团漆黑。而对真正的黑暗势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却没有看见他有过什么指责。这是很叫人纳闷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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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默涵 魏巍
八九政治风波距今已十年有余，这十年间，那些逃亡海外的所谓“精英”们，在西方世界上演了一幕幕被西方耻笑，遭华人唾骂的丑剧。本书首次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这些“精英”们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卖国求荣的嘴脸及其内幕，有助于我们认清他们吆喝的所谓“民主”、“自由”的实质，以及他们终将被历史抛弃的必然结果。
作为对照或相反相成的内容，本书还辑录了部分在海外华人中引起巨大反响、共鸣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无不透射出海外华人热爱中华、盼望祖国强盛的的心声，是了解海外华人处境和心态的难得的参考。
第一章 动乱“精英”在海外
大内讧：王希哲状告魏京生
宋文申
在刚刚进入20世纪最后一年：1999年1月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国媒体面前，由美国国会众院举行的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所谓“听证会”上，闹了一场中国的所谓“民运分子”或“异见分子”内部各个山头和派别之间的“同室操戈”。他们“相互攻击”，互指着鼻子大骂、大吵、大嚷、大闹、“大打出手”。沸沸扬扬，演出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混战和恶斗，把个“听证会”搞得不欢而散，至今余波未消，继续口诛笔伐、各不相让，还闹到了美国的“公堂”，在洋人面前打起了“官司”……
一些中国的民族败类，在“洋”地方的“洋人”面前出尽了中国人的大“洋相”！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大开眼界、发人深思的“奇闻”，一出自我讽刺的“闹剧”和“滑稽戏”！
在“主子”面前大动干戈，出尽“洋相”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统治集团和反华势力，显著强化和加紧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攻击和“惩治”的力度。最突出的就是借所谓中国的“人权”、“人关”等大做文章，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增强、施加压力。
人们知道，美国政府的官方人士，包括其总统和国务卿，都曾“信誓旦旦”表示要同中国建立什么“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可是他们起劲做的，却是另一回事，恰恰是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压服和“惩治”这个被称为“战略伙伴”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下，作为对中国施压的手段和步骤之一，由美国国会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出面，在华盛顿国会山庄专门召开了一个所谓“中国政府镇压民主运动”、“践踏入权”问题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专门挑选了几个死心塌地投靠美国、由美国豢养、彻底背叛祖国的所谓中国“异见分子”“‘民运人士”，充当“做证”人，专门对付自己的“战略伙伴”——中国。
这又是哪一家、谁同谁、何种“战略”的“伙伴关系”呢？
当然，这几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其实也够不上美国真正“平等”的‘伙伴”。充其量不过是受其豢养、庇护，任意调遣、驱使的一帮死心塌地为美国“战略”效劳的“奴才”、“走卒”而已。
可是，美国在这些奴才中，却单单看重和选中了新近来到美国并大为“走红”的魏京生和刘念春，以及更后一些来到美国的几个鲜为人知的人。而投靠美国“资格更老”，为美国对付中国立过“汗马功劳”的王希哲等人却遭到冷落。他们只够坐在“听证会”的“旁听席”后排“旁听”的份。
这就不免引得王希哲等人颇感“失宠”，醋意大发。在魏京生等“做正’，摇尾乞怜，发表一通大骂自己祖国，哀求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对中国实行更严厉惩罚和制裁的“证词”之后，王希哲等就立即从旁听席站起来，对“听证会”仅仅邀请了魏京生等人，冷落了其他的人，表示了强烈不满和抗议，指着魏京生的鼻子怒骂。
结果引起了王希哲和魏京生等人之间一场恶言相对的互相攻击和斥责。
报道说，王希哲在“听证会”快结束时，“突然起立”，对美国主子没有邀请他“做证”大声抗议，高喊“这一次出席听证会的几个证人，是没有资格为中国民主党说话的”。还大骂魏京生等人“欺世盗名”，说魏对中国大陆一些所谓“异见分子”非法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历来持反对态度，还曾中伤他们是“共产党特务”，因此，他根个不够资格，“不能代表海外民主运动”到这里“做证”。
而魏京生等人则反唇相讥，大骂王希哲等人“居心叵测”，“非常恶劣”，“有意抹黑海外的异见人士”，甚至把王希哲指为“共产党特务”。
这场突然爆发的争吵，使国会的会议主持人仓皇失措，最后不得不招来警察维持秩序，使得这个“听证会”中途不欢而散。
据有的报道描述说，“冲突场面一度十分火爆”，“最后‘动起手来’，升级为‘武斗’”，“令场面失控”，后来不得不“由国会警察将王希哲等人押离议会大楼才了事”。而那位主持“听证会’的美国人，更是“手足无措”，不得不悄悄退席，溜之大吉。
在“听证会”后，王希哲与王若望等人还在会场外发表‘涟署抗议声明”，公布揭魏京生老底的函件和录音，闹得“不亦乐乎”！
这幕热闹丑剧，还做了电视的现场实况直播。引起国际传媒的严密关注，纷纷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向我们绘形绘色地展示了那场“丢人显眼”的“丑剧”和“闹剧”。
丑剧‘节兴未艾”
这场所谓“民运分子”的“内讧”，其实并非什么新鲜事。实际上，这帮人虽寥寥无几，历来却是以与“民主”、“民运”风马牛不相及的“内斗”为“传统”和“专业”的。几年前围绕所谓“民联”、“民阵”合并为“民联阵”的那场丢人显眼的“恶斗”，王若望头破血流，含泪兵败华盛顿，人们大概会记忆犹新的吧！王炳章、徐邦泰等人围绕《中国之春》杂志那场同样闹到美国法庭的争夺战，至今也仍未停息。
这一次也不例外，据报道，1999年2月5日，王希哲等3人就以所谓“中国民主党”负责人的名义，向美国纽约州高等法院状告魏京生和台湾《新新闻》杂志“三项诽谤罪”，要求被告正式道歉并赔偿200万美元。据说已得到受理，并向被告发出了传票。看来，好“戏”还在后头！
如果说，当年王若望兵败华盛顿，是他妄图充当“中国的华盛顿”，担当海外“民运”总头目的野心和美梦的破灭，与什么中国的“民主”、“民运”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这一次王、魏之间的华盛顿之战，也同样和中国的民主根本不搭界，纯粹是在其美国主子面前的一场肮脏的“争宠吃醋”、“争权夺利”的闹剧而已。这出最近的“表演”的近因，就在于自从魏京生来到美国后，得到其美国主子的特别青睐和器重，寄希望于他来“统合”处于四分五裂的所谓“民运组织”。为此，其中一部分人就大肆鼓噪，极力为之争取“诺贝尔和平奖金”，肉麻地捧他为中国的“民主之父”、“中国的曼德拉”。魏京生自己也洋洋自得，“欣然”接受，自认为“舍我其谁”、“当之无愧”。
这恰恰就是更早投到美国主子怀抱的王希哲辈所难以接受和容忍的。这不是明明抢了自己的位置和地盘吗？
这种“不争气”的情况，当然也引来了支持供养他们的美国有官方背景的反华势力的关切和失望。据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的报道，在回月8日“听证会”闹剧的一周之后，前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包柏漪就以“中国人权组织的创始人”的身份（这倒是透漏了这中国“人权运动”的真实起源、后台和背景！）“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一家湖南餐厅’请魏京生、王丹、方励之等人吃饭，“对大厅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分子进行了说服工作”。可是王希哲却未见露面。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这篇报道中还提到“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帮人的内斗，“其结果是持不同政见者出现尖锐分歧，这对中国政府有利，并使这个流亡运动越来越同中国的局势发展脱节”。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场表演的“终结”。
中国最腐败的一股政治势力
这帮十年前在北京制造政治动乱的分子，曾经把自己打扮成“反腐败”的英雄。经过十年来的反复表演，恰恰充分证明，他们本身就是中国的一股最为腐败的政治势力。难怪一位身居泰国的曾是“圈里的人”，把这帮人搞的所谓海外“民运”形容为“奸商宵小贻害无穷”的“丑陋的海外民运”，“差不多成了几个争地盘的流氓团伙”，“在海外中国民运的大本营美国，就又上演了一曲令人恶心的丑剧”。他们的权欲个人野心很大，可是权还没拿到手，自身就完全烂透了。
据海外一家报纸《星岛日报》在《从“一盘散沙”到“水火不容”》的“特稿”中评述说：“从八九年‘六四’事件以来，通过明或暗的渠道到达西方的中国异见人士少说也有两三百人，其中较有名气的大概有数十人，但是在海外的各种异见人士团体竞有七十多个，有‘党’有‘派’，有‘会’有‘部’，由于各人都是主席、会长、秘书长、召集人，谁也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故两三年过去后，海外形容这些所谓的民运组织实际是一盘散沙。”
这就是对这帮子“民运分子”多年来的所作所为的很好写照。如果说，《沙家浜》剧中那个“胡司令”，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民运分子”种种“党派组织”竟然连这样一个“平均数”都还达不到，互相之间的拆台，更是早就成了家常便饭，这不是够可怜、可悲的吗？
他们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美国的一点不同名目（包括这样那样的以“民间”形式存在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的施舍，有时还要跑到台湾去乞讨。当年召开的“民联阵”成立大会，则是由王若望专门跑了一次台湾讨了8万美元才得以开成的。魏京生前一个时期也曾专程去了一次台湾，受到李登辉的“接见”，其目的之一也是讨钱。据说并未捞到多少。可是这样四处乞讨的一点钱，相当一部分就已经进了个人的腰包，供少数人挥霍了。上述文章就提到，最近王希哲就曾“公开质疑魏京生所筹集的巨额资金的下落”。
一部海外“民运分子”的发展历史，就是始终贯穿着这种”四分五裂”、“争权夺利”、激烈“内斗”的历史。还没有拿到权力，自己就争得头破血流，还没有掌握经济大权，已经为“分赃”而打破头了！
这是一帮什么人？是一股什么力量？他们闹的是怎样一种“异见”？不是已经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了吗？他们自称是“民运分子”，至少该是与中国的“民”字即同中国的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的“民情”、“民生”、“民愿”、“民意”有点关系，与中国真正争取民主的民主运动有点关系吧？然而，不！他们却是当今中国与自己的人民大众最为脱离、最为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他们连“众”也谈不到，有时甚至连三个人都合不拢。结果就形成了一伙不成气候的“乌合之众”。
民主，首先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表达人民的意志。和自己的祖国作对，和生养了自己的人民的共同意志作对，背道而驰；和美国国会的反华势力相结合，与中国的农奴主的最后代表达赖相结合，与违背最大多数人民意愿推行“两个中国”的身居台湾的李登辉甚至一直从事“台独”的势力“民进党”相结合；干的是遵从反华势力的旨意，危害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勾当，这算什么“民主派”？难道不是对民主的最大背离和亵渎吗？这哪里是“民主”！分明是“‘美’主”（以美国为主子，由美国做主）、“‘钱’主”（当外国金钱的奴仆），归根到底是“‘我’主”（一批谋取私利的个人中心主义者、唯我主义者），岂有他哉！
媚外软骨症
——评魏京生晤沙特克
冷眼
编者按：这里刊登的《媚外软骨症卜文，转载自澳洲的华文《汉声》杂志。它揭露的是“动乱精英”魏京生，投靠、勾结其外国主子，摇尾乞怜地恳求其对中国实行制裁、禁运，大力干涉中国的内政，以对付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丑恶行径和卑鄙灵魂。这种对魏京生这个小丑的旗帜鲜明、一针见血的揭露和鞭挞，在国内众多的宣传媒体上，似尚未见到，知之甚少。把它转载于此，供大家一闯，恐怕是不无益处的吧！
值得注意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患了典型的“媚外软骨症”，卖力地为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的“行政命令”和“世界战略”效劳的洋走狗魏京生，却正在被某些外国人吹吹打打地举荐为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候选人。
这些推举人，恰恰也就是魏京生早已投靠了的美国国会的那些反华的议员们。
据外国的通讯社报道，去年十月间，美国的58位国会议员，联合搞了一封致诺贝尔委员会的签名“提名信”。信中说：“我们坚信，魏京生得到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之无愧的。”“希望诺贝尔委员会能承认魏京生作出的特殊和杰出的历史贡献。魏京生代表的理想和目标，是中国和平转变的重要因素。”
主子一声令下，躲在美国的“动乱精英”方励之等，立即吠声吠声，起而响应。
这真正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了。
与世界和平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卑劣的跳梁小丑，却居然被和人类最崇高的和平事业联系起来，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一种空前的历史嘲讽和咄咄怪事吗？按照美国的指挥棒，专事在中国制造动乱，竞成了“维护和平”；拜倒在美国脚下，乞求由美国在中国大地上当家作主，竞成了“争取民主”；保护一小撮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动乱精英”搞卖国、分裂祖国，推行美国“和平转变”的“理想和目标”的“权利”，竟然成了“维护人权”。所有这些居然又成了“特殊和杰出的历史贡献”，这不是对“和平”，才‘民主”，对“人权”，对历史，也是对诺贝尔奖金的最大亵渎和玷污吗？
报载刚被假释出狱不久的中国“异见”分子、被西方誉为“民主斗士”的魏京生，于2月28日与刚到访中国的美国专事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沙特克共进午膳（见1994年3月2日澳洲《新报》报道）。席间魏京生竟然要求美国人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以延续中国“最惠国”经贸地位要挟，迫使中国政府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向美国屈服，以期实现他所说的“如果美国有坚决的决定，便可望有大的收获，否则一切努力将属徒然”。……他还促请美国今年不可太快决定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如果中国拒绝改善及继续漠视国际压力，美国便应言出必行”。言下之意即要美国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变相对中国人民施加经济制裁。魏京生之流跪倒于美国霸权面前媚外求宠，置自己国家民族振兴、发展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甘愿堕落为美国反华的马前率，丑态毕露，十足是一副洋奴嘴脸。
对于当今国际上自诩为“人权斗士”的山姆大叔的颐指气使，世人几已习以为常，甚而是麻木不仁。总之对“人权”的诠释，山姆大叔说一，则他人不能说二，否则那根狼牙大棒砸将下来，那还得了。是故，折服于山姆大叔淫威之下喝“洋奶”长大的有着东方人面孔的所谓“民主精英”们，乃至那些虽喝不上“洋奶”却总想方设法仰仗山姆大叔的淫威，四处蛊惑人心，甚而狐假虎威，恃势凌压自己民族的“民主斗士”们，通通患上了“媚外软骨症”。对于他们的摇尾乞怜，百般做态，山姆大叔自是赞誉有加，万般呵护，如获至宝。前有方励之辈，后有魏京生之流，他们企图借美国人的霸气来凌压中国民族的正气，居心可恶可诅，每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华子育都会对他们一伙的媚外求宠嗤之以鼻。
民主、人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有其自身形成的内在规律。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而造成了发展中的千差万别，这当可理解。然而，民族的生存、发展权是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民族步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缺乏了这个前提来高谈阔论所谓的“民主、人权”，如果不是狂妄无知就是居心不良。众所周知，西方国家今天的物质文明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三五百年来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族，特别是对亚、非、拉美三大洲人民的疯狂的殖民掠夺。这段历史人们当可追溯至1492年哥伦布等西方殖民主义先锋抵达拉丁美洲时开始的血腥的对外豪取强夺及种族灭绝的殖民统治时期共500年左右的时间。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空里，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科技发展、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成形，殖民掠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臻至巅峰……一言以蔽之，西方国家积500年来灭绝人性的对外殖民扩张，豪取强夺，几尽榨干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膏血，以建成今天西方国家炫耀于世人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文明圣殿”。换一句话说，西方国家赖以走向现代化的生存发展权恰恰是建基于剥夺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应享有的权力基础之上，造成第三世界国家长达几个世纪陷于贫困落后、停滞不前乃至种族灭绝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残酷困境。时至今日，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已纷纷奋起抗争，以争取和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权的时候，西方国家以他们的血盆大口向发展中国家兜售他们那套“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价值观，就是十足的虚伪！其目的不外乎指责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野蛮以突显白种民族的“优越”和高高在上，从而贬抑、压制发展中国家步向现代化的种种努力。
鉴往知今。历史是一面最公正的镜子，往往伪装的妖魔鬼怪，在这面镜子里总要原形毕露，无所遁形。时时对照历史，人们当不能忘记西方的撒旦们犯下的深重罪孽。然而到了今天的科技时代，西方的撒旦们却乔装成了悲天们人的救世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摆出了一副乐善好施的慈悲样。特别值得人们玩味的是，经过了改头换面，西方的撒旦们以教育、科技、物质享受、金钱美色等种种手段来培植一批又一批第三世界的“自由、民主、人权斗士”，以发动一场无形的现代的“十字军东征”，将他们的价值观念以“国际标准”作为包装，通过他们培植、影响的“精英”们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形无形的渗透，内外呼应，软硬兼施，以期达到瓦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摧毁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实现他们对第三世界“无兵以屈之”的目的。这是人们不能不严正对待的一招杀人不见血的恶毒招数。可以想象，如果西方的撒旦们的阴谋得逞，发展中国家顿成被抽掉民族脊骨再也挺不起腰干的软体动物，那么步向现代化非但免谈，而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权也顿失依据，灭绝的命运也就摆在眼前了。这是不能不防的！而他们此一毒招能否得逞，端视乎他们所培植、影响的这批第三世界的“精英”们能否完成内应工作，这恐怕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隐患。
记得魏京生曾于70年代中期提出过一个当时颇具争议性的“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观点，一时颇能耸动视听。由于他的言论充满激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很难弄清楚他此一观念的真正含意。但从他获得假释出狱后陆续读到的一些有关文字，特别是此次他本身的现身说法，那么，人们当可明了魏的所谓“政治民主化”的意涵不外是希望借助洋大人之力，在中国强行西方化制度。果如是，足证明魏京生之流是十足的史官，盖渠竟置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的整体利益于不顾，甘愿为洋大人的马前卒，更是令人齿冷。
中华民族的子裔绝难遗忘我们民族在近代一百多年来蒙受西方列强所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深重灾难和屈辱，永远缅怀及秉承无数民族英雄、志士仁人为外抗列强以争民族的自由、独立，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内惩国贼以求民族的振兴、富强，政治的稳定、民主，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前仆后继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时至今日，一个独立自主，团结奋斗的中华民族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牢牢地掌握了自己民族的生存发展权，上下一心，正以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勤劳刻苦的传统美德建设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大业。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演进中，中国人权再也不受西方列强的任意宰割，而是真正为全体中国人民所共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深入发展，中国人权将日臻完善。而这一切是完全建基于我们民族一百多年来艰苦奋斗，浴血抗争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勇于开拓，勇于进取的高贵品质。这同西方国家五百年来的殖民扩张，贪婪残暴，豪取压榨的强盗行径根本上是泾渭分明，完全不同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华民族是以王道待人治天下，西方列强恰好反其道而行之，是以霸道欺人夺天下，这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价值取向。所以，那种崇洋媚外，企图以全盘西化来取代“中国特色”是根本违背基本国情的叛逆行径，注定是要失败的。
“中庸”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藉此，不妨正告魏京生之流，希望你们在反民族的路上别越走越远，及早回头，善莫大焉。如果你们真的有一番为社会大众谋福利的抱负，那么就必须踏踏实实地投身于我们民族的振兴大业之中，以实际行动贡献你们的才智。但如果你们只想仰美国人的鼻息，妄图恃“洋威”以令中华，那么到头来你们将会发现，你们不但不能见容于中华民族，最终也必不能见容于其他族群。
盛世妖孽
［马来西亚］彼岸
又一个人渣被撵出了中国，就像送瘟神那样，谢天谢地，阿弥陀佛！这回是魏京生，中国扔掉的垃圾美国捡回去当成宝贝，供奉膜拜，目的只有一个：反华！
“国之将亡，必出妖孽”。中国正当盛世，正在如火如荼振兴中华的关键时刻，却也冒出了一小撮像魏京生那样甘心任由摆布被用来反华的败类，为什么？卖国求荣！李志绥不是捏造了一部《一个医生的回忆录》，艾蓓不是虚构了另一部《叫父亲太沉重》，企图诬蔑当代的伟人***和周恩来吗？所为何事？还不是为了几个臭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断语加诸此辈倒是十分确当的。
“克林顿蔑视中国，在白宫接见魏京生”。这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大字标题。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克林顿是美国总统，理当日理万机，本不应也无需小题大作，下作到去搞这样有失体统的小动作，在丢人现眼之余，还损害了中美关系。
不单是克林顿，历届美国总统都是一样德行，喜欢小题大做，无事生非，搞小动作，搞对抗，来达到破坏世界和平的目的。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怀疑白宫的头头们的智慧和两党轮流坐庄的选举制的民主性。难怪有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说过：只要有第三个总统候选人，即使是猴子，我也会投它一票。猴子也比克林顿有智慧。
克林顿智慧欠佳只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把中国当成假想敌，总是企图围堵中国。美国和一些西方列强这种反华心态，有时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不久前，诺贝尔和平奖不是颁发给了分裂中国的奴隶主达赖刺嘛吗？据说他们还准备提名魏京生，也把这个大奖奉送给他。为了反华，不惜践踏诺贝尔奖。和平奖的颁发不是为了促进和平，而成了搞对抗、分裂他国的手段，成了反华的一个毒招。诺贝尔假如九泉有知，肯定，肯定会锥心泣血，怒火万丈。
克林顿口口声声要和中国接触交往，要和解，不搞对抗。我看，他是口是心非。奉劝他，还是省点搞小动作的时间和精力，用点心思，苦读一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接触交往”一番，也许会开窍一些，演跳梁小丑的角色，有辱超级大国的尊严。
民族败类吴弘达的丑恶表演
何孝先
编者按：下面所刊载的，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对投靠美国的民族败类、反华走年吴弘达的丑恶表演，所作出的部分评价和反应。听一听生活在美国的具有起码爱国心的华人对这件事的种种议论，是颇能发人深思的。
被美国官方封为“人权斗士”的吴弘达，到底是何许人也？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却被美国“不断夸奖”为“真正的美国英雄”，当做“患难归来的英雄”而“热烈欢迎”，这不就一针见血地说明了一切吗？何孝先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连“反华的中外政客“都”心里雪亮”：吴弘达所作的一切，并“不是出于个人的使命感，而是职务赋予的责任”。什么“职务”？对谁的“责任”？原来，远在美国的许多人都早已十分清楚，“他（吴弘达）为英美情报宣传机构工作，用心良苦，力求表现”。不仅如此，他去年偷偷摸摸从新疆溜进中国窃取情报，不仅是直接受美国情报机构指派，而且还是“和负责宣传方面的美国人士同行”。这不是把他的身份、背景和使命交代得清清楚楚了吗？说穿了，这个吴弘达不过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背叛祖国、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一个死心塌地地效忠美国主子，受美国情报机构豢养、派遣的卑鄙可耻的美国特务而已。正因为如此，他厚颜无耻地“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公民，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一再“要求美国‘惩罚’中国政府”，乞求美国政府“有强硬的政策，阻止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巨人’”，就一点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给吴弘达这样的汉奸、卖国贼以背叛自己的祖国的“权利”，以破坏、颠覆自己的祖国而不受惩罚的“权利”，这就是美国政府所维护的“人权”！
去年10月18日晚吴弘达来敝校（威士康辛大学欧城校区）演讲，题目是《中国：奴工背后的真相》。能这么快便找来这位中国政府释放后返美不久、英文全名（Harry Wu）正被媒体炒得炙手可热的“人权斗士”，使不少同事和学生感到意外。听说有某位亲台的教授从中穿针引线。
最近一位朋友来电话闲聊，提及他曾有幸亲聆过吴某的“崇论宏议”，于是在长途电话里细细将内容相告。我发现它与吴某在敝校的演说同出一辙，由这位“斗士”演唱出来，竟是一首厚颜的三曲，慷慨激昂处不让“正气歌”：
一、中国政府“倒行逆施”：中国人民是毫无权利的“奴隶”。
二、感谢美国政府及人民，并以拥有美国公民权自傲。
三、大力推销他那本反华的著作，乘机狠捞一笔。
像这种名利双收之举，他自然勇于为之，他又“有何忧哉”！
连不断夸奖吴弘达为“真正的美国英雄”的听众，对他多次处心积虑地潜回中国，进行他所谓的“神圣任务”，也会有“何不殚烦”的疑问。但反华的中外政客心里雪亮——这不是出于个人的使命感，而是职务赋予的责任。他为英美情报宣传机构工作，用心良苦，力求表现；否则，最近一次去中国应从上海或深圳等地人境，不必从新疆偷渡，更不必和负责宣传方面的美国人士同行。可笑他们万没料到一个遥远而冷僻的人境小站居然也有电脑稽查。吴某一人境即被捕，没有机会获取更多用来控诉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资料二所以这次演讲缺乏新内容，放映的还是两盒有关劳改及器官移植的录影带。这固然由于在某些美国人心目中，吴某像位患难归来的英雄；但有一事实我们不能忽视——他诽谤中国的那些话美国人听来正中下怀。基于本身的利益，美国绝不愿见中国强大，时时刻刻想抓一条小辫子为难；中共对此应该有所警惕，不再轻易给外人以藉口。
至于负面的影响，其严重性连吴某本人也始料未及，但他对自己的能耐无疑十分自满，处处宣扬一贯的论调，反对北京，要求美国“惩罚’中国政府。站不论美国是否有此权利及能力，单谈惩罚的对象是否合理。尤其是大陆留美学生，常被误认为来自统治阶层或由政府派遣出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政府，也就代表中国。他们会不情愿地被卷入政治论争中。听见自己的国家被误解、被批评，总不能不挺身说几句话。
最恼人的情况是有些对亚洲一知半解的美国人，因受吴弘达的影响，以为自己也非常了解中国，见了东方人便大谈中国如何落后、中国人仍过着奴隶的生活，以及中国留美学生都是共产党员等等。以偏概全，自以为是。
吴弘达放弃中国人的立场，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公民，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他告诉听众说，这次乘机返美时，机务人员要其他乘客慢一步，而请他一人先行下机。看到黄缎带及欢迎的人群，他充分感到做美国人的幸福及骄傲。言外之意是中国人可悲，若比起美国人来，最多只能算二等公民。美国的报章杂志也一直强调他拥有美国护照，竟然在中国被捕，非常不合理。似乎美国护照可以使他高人一等，即使按照中国法律，他确有窃取国家机密的罪嫌，但因是美国公民，所以也应当逍遥法外。这还是19世纪帝国主义侵华时的论调。
演说时吴某一再提出，美国应有强硬的政府，阻止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巨人”。今天虽然禁止部分中国产品进口，克林顿总统对中国政府仍然过于迁就，把生意经看得太重。美国从未给过苏共最惠国待遇，为什么对中共如此厚爱？他这种偏激的态度我想连反华的香港总督及民运分子都不会赞同，因为最大的受害者会是中国和香港的老百姓。他更强调囚犯不该被迫劳动。其实罚令犯人劳动是四海皆准的原则，美国也不例外。人权组织应反对的不是劳改，而是任何冤狱。吴弘达摄制的录影带内容模棱两可，并未说明劳改的对象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如果是后者，则被罚劳动不为过分。工资低微也非不人道，而是限于国情，不该用美元为单位来计算，也不必和美国比。何况美国监狱中犯人的工资比一般人的工资也低很多。
吴某承认他在法庭上认罪是说谎，多年来前后二十多次，理由是对骗子说谎乃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中共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大骗局。奇怪的是他在法庭上说是俯首认罪，从不像一个有胆量、有骨气的“斗士”，可是一离境却立刻头角峥嵘了起来，变成英雄，侃侃而谈，似乎道理和正义全在他一边。虽然如此，他却避免解释官方文书所载是否属实——他以盗窃罪被判刑三年，刑满之后自愿留在农场劳动，并非十九年期间他一直是囚犯。
讲词也有轻松的一面。他说去年夏天他被禁在武汉一所别墅中，囚室面积不大，却有两个沉默寡言、面目可憎的警卫。由于不耐小房间里的沉寂，他便主动和警卫攀谈，话题不少，如辛普森案，苏姗•史密斯，以及美国运动明星等，神态非常得意。听众不禁哈哈大笑。后来有个美国学生问他：法庭上的照片显示吴某神情沮丧，像一个极其可怜的囚徒。在狱中他是否真能如此轻松自在？真能的话，中国的监狱似乎便不如他描写的那么可怕……。
谈起中国违反人权的详情，吴弘达乘势推销他前年出版的那本书——《昨夜风疏雨骤》（用李清照“如梦令”一词首句略改两字作为Bitter Wnd一书的中文译名，看似典雅，其实不伦不类。李词的意境与吴著的气氛大不相同，最惨不过“绿肥红瘦”而已，何况还有“海棠依旧”）。精装本二十二元九角五分，平装本十四元九角五分。讲演前销路便不差，也有人只是翻看一下，讲完后即刻有二三十人购买，并且排队请他亲笔签名。回答听众问题时有人曾问说这次坐牢对他有什么影响？他笑答一大影响是他的书更畅销，中共帮了他一个大忙。接着他说他虽以做美国人为荣，如有机会还想回中国：中国是故国，没有人有权阻止他再回去，继续人权方面的工作。这一点颇令人费解：他回中国的目的不是积极地参与国内的政治改革，而是窃取情报，向外邀功，提供英国广播公司（BBC）及美国机构所要的照片、录音带和录影带。这种用心比起海内外民运分子的行为来，显然又逊一筹了。
绝大多数的美国听众没有到过中国，吴某的演讲就像“天方夜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中国听众却不大以为然。连台湾来的学生都有人批评吴某是“哈巴狗”、“挟洋自重”；香港的政论家如罗孚及岑逸飞等人也认为他老奸巨猾，目的全在利己，根本不值一听。但我认为外国势力仇视和贬损中国的心机值得海内外爱国的华人时时警惕。英美政府及其情报宣传机构习惯于将一切反华的言论都当成真话，将中国政府及人民的辩解却看成谎言。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华大阴谋，在现阶段表面上是以维护人权为藉口。这一所谓的“人权”机构会利用层出不穷的中国败类，例如刚捧过反华“英雄”，又抬出反华“英雄”——君不见“人权斗士”吴弘达的老调尚未弹完，在美国又出现了一个振振有词的张淑云，有计划地编造上海儿童福利院的病童照片？她被西方政府及传媒利用，将个人私怨及经济利益置于国家的荣誉之上。这一点连实地观察的美国记者也有些看出来了，但她的控诉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及机构所接受，向世界各处传送，就像笔者在起草本文时，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每周一期的“六十分钟”节目正在播放中国“虐杀”幼童的消息
“马前卒”的悲哀
文从周
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柴玲小姐曾被捏塑为“志士仁人”的形象。正是赖着这样的光晕，在天安门广场中，在“自由女神像”下，她坐“总指挥”宝座达几十天之久。
然今年4月25日在台湾出版的《联合报》，却以《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的题目，把她的这副假面撕破。这家报纸的记者自香港报道说：美国最近搞了一部影片。影片将披露美国记者康宁汉（Phil Cuningham）在天安门广场对柴玲的采访。大概是柴玲小姐自以为遇到了自家人，又没有别的学生在场，于是和盘托出自己的老底。她对记者说，她作为“总指挥”，根本就不是要领导学生们去争取什么“胜利”，“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用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柴玲厚颜道：“我想不会的”，“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
将别人往死里推，而后自己逃之夭夭，这算得什么志士仁人呢？所谓志士仁人，必须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倘若有求生以害仁，无杀身以成仁，那就翻到了志士仁人的反面，就成了懦夫小人。然而，柴玲小姐们又岂止有求生、无杀身而已，而且是杀众人以成一己私利。倘若不是长着一颗狼子野心，能于出如此残忍、如此卑鄙的勾当么？一位摩登的卑鄙诗人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回头去看，他的这句诗简直就是谶语。这谶语就应在他自己及其同类头上。柴玲之流的卑鄙者不正是用卑鄙拿到了“通行证”吗？踩着被愚弄者的躯体筑成的阶梯，她们爬上西去的飞机，到“极乐世界”悠哉悠哉地享受那“极乐”去了。不知当年虔诚地追随柴玲的学生们读了这则消息，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
善良的人们或许要问，填塞私欲可以有很多手段，何必用这么毒辣的一招呢？这是因了恶魔的诱惑。当是时也，东欧崩溃，苏联解体在即，美国老爷们的“颠覆”魔爪对准了独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要颠覆自然需要内应，于是便网罗利欲熏心的小人作汉奸，于是就有方励之、严家其、苏绍智、吾尔开希、王丹、柴玲……如雨后蘑菇般现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精于商道的美国老爷深知，只要许以一张绿卡与些许美钞，就足以使这般丑类出卖父母、祸害家国、残杀同胞。“流血”是柴玲们的“期待”，更是美国老爷们的“期待”，而且首先是美国老爷们有了这样的“期待”，柴玲们才有这样的“期待”。
这样说冤枉了美国老爷吗？大量的铁的事实不论，仅从这件事也可以证明。设若美国老爷们当真对中国怀有善心，及时公布柴玲的谈话，即可成为促进受蒙蔽者觉悟、促进中国大局安定的助力。为什么不公布呢？一向以抢“新闻”著称的“新闻”掮客们何以变得迟笨延宕了呢？就是因为这个计划原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的。自己怎么能够公开自己不可告人的阴谋呢？待到阴谋实施以后又来公布，自己也觉得这是个漏隙，于是修补说：柴玲的“一部分谈话在美国的电视媒体上也被用过”，但是因为翻译、剪接等技术问题“而失去了柴玲说话的逻辑性”。美国老爷们在中国问题上造了那么多的谣，他们的技术不失误，怎么偏偏在这里失误了呢？失误还可以改正，怎么一拖就是四五年呢？实则包藏祸心，岂是失误者舆？
美国老爷们于1989年在中国干下的坏事，愈来愈被更多的中国人看透，愈来愈招致中国人的愤怒，他们的伪善假面已是破碎不堪。为了挽回颓势，便来了个丢卒保车，抛出从犯。这就是时下又公布这则新闻的全部秘密。说到底，所谓“新闻”，不过是美国老爷们实施政治阴谋的工具而已。
对于柴玲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需要格外当心的信号。这信号说：君莫得意君莫抖，尔等不过一条狗。可使吠人与咬人，也可装入替罪篓。今天抛出了柴玲，明天、后天……呢？呜呼！密月已尽，恩爱将绝。想一想这以后的日子，难道不心寒么？有道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子要抖落你们以自保，尔等如欲自保，唯一的办法就是抖落主子的老底——向世人公布他们是怎么收买、利用你们的。不过，这需要胆气，就看尔等有没有？
——方励之、李洁明交恶记
马鸣
1990年美国的一位学者，针对东欧剧变后的前东欧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在新政权下的境遇，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抱怨和感叹：“如果一个人曾经是持不同政见者，那一辈子都是不同政见者了。”当时，笔者曾在一篇短文中介绍和评论过这个耐人寻味的论断。
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当时我曾试图回答：“‘持不同政见者’推翻了要推翻的对象，与现政权不就成了‘相同政见者’了吗？何以又注定‘一辈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呢？”我只能这样来解释：他们的“政见”，本来就不是独立“政见”，只不过是把西方“政见”全盘“趸”来，用西方社会模式和价值标准“全盘”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已。由于他们看外国眼色行事，唯外国意旨是从，为外国利益服务，他们头上就有了十分显眼的外国“徽记”。对有点民族尊严的国家而言，这“徽记”总是犯忌的，很难吃“香”的。一个哪怕是表面上标榜独立形象的国家，也很难公开容纳他们或明目张胆地奉他们为“英雄”，这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这不能不说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种“事与愿违”的悲剧。
这只是“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外国代理人，在自己国家所注定的并不美妙的命运。可是那些逃离自己的祖国，直接投进外国怀抱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变成外国的直接工具正式获得被庇护、豢养的奴才地位之后，其命运是不是就会美妙一些呢？
其实并不，也不可能如此。
道理很简单。“持不同政见者”从国内转到外国，当然是其地位、身份、价值、作用的重大变化。可是，在任何意义上却都不意味着其身价、地位的提高，相反却是这种身份、地位的一种明显的贬值。正如一个待价而沽的妓女，在嫖客未完全把她买到手之前，她是嫖客争取弄到手的对象，自身还有着讨价还价的余地，掌握一定限度的主动权。嫖客为了把她弄到手有时还不惜出高价，海誓山盟，苦苦追求。可是，一旦交易完成，嫖客就拥有了对这妓女的绝”对玩弄权和支配权。既已卖身，吃着人家，靠着人家，也就剩下看人家眼色，受人支配、使用、玩弄、发落的份了。
不幸的是，“持不同政见者”从国内转到国外，同时也是自身实际作用的大大削弱，一落千丈。像方励之、刘宾雁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能够被一些外国势力看中，不仅在于他们甘于为外国势力效劳，还在于他们是中国的“著名作家”、“著名学者”，有些人曾是××领导人的“智囊”，××要害部门的知情人、主持人或掌握宣传媒体的负责人，有的人还曾拥有“政协委员”、“作协副主席”、“科协副主席”等等的社会头衔。他们不正是因为原来有着这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而被选中和倚重的吗？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也就失掉了这种社会地位，失去了国内的讲坛，割断了原有的社会联系，其实际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免打了极大的折扣，而转变为单纯寄人篱下的门客以至奴才了。
事物的辩证法本来就是如此。可是这却是那些把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接纳到自己国内的外国势力所始料未及的。现在他们已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其结果不仅导致这些人实际价值的下降，而且还常常惹出种种麻烦，演出种种笑柄、闹剧，甚至转化为碍手碍脚的包袱和累赘。现在美国又打发“持不同政见者”返回中国大陆，就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新动向。然而这些人即使“打回大陆”，也不可能发挥原来那样的作用了。于是他们更多地着力于在中国大陆内部打主意，也就毫不奇怪了。
对这一点更缺少自知之明的，是“持不同政见者”们自己。他们能得以受到外国人倚重、赏识，又得以登上梦寐以求的外国“乐土”，于是就往往有一种“宾”至如“归”，落“叶”归“根”，乐不思蜀，受宠若惊，身价百倍的“良好”感觉。人家大搞反华，偶而要他们出来装装门面，造点声势，打打小旗，骂骂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在媒体上时而露露面，便自己以为已“平起平坐”、“登堂入室”，至少也跻身于“智囊”、“高参”、“谋士”的行列。于是就飘飘然起来。也就难免“得意忘形”，产生错觉，忘记了自己寄人篱下的门客、甚至奴才的真实身份，闹出摆错“位置”，看错“眼色”，表错了“情”的“不合体统”、“不识时务”的蠢事来。
从最近一些日子美国媒体传出来的方励之和李洁明之间的那场“争论”中，就不难闻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有点“失宠”，遭到厌烦的气味来。
正当美国在关于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这个敏感、微妙问题上进退失措、举棋未定、争论不休的当口，被称为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方励之，也耐不得寂寞，急不可待地要插上一嘴了。9月6日，他和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前全美“学自联”主席赵海清，在美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纽约时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取消国营企业产品享受的低关税待遇”。文章还忘乎所以、出言不逊，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告诫、指责美国政府：“如果克林顿总统屈服于中国政府和美国商界的压力，那么就等于向中国的强硬派践踏入权的行为开了绿灯。在今后几年里，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更加糟糕。如果不是过去几年来每年都重新考虑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表现肯定会更加恶劣。”
显然，方励之并非在对美国总统和政府发表“不同政见”。他不想，也不敢这样做。尽管言辞激烈、尖锐，不无“上纲上线”，指责“施压”之嫌，可是他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为美国说话的“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何况，如果文章不是明明白白地署着方励之的赫赫之名，有谁相信它不是出自洋人而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笔下呢？
可是这调门很高、气势汹汹的“瞎起劲”，却似乎并未得到美国决策圈内人的嘉许和赏识。相反却被认为是“足以使美国最终失去在中国的影响”的“馊点子”。
明确站出来反驳、教训方励之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外交圈内的重要人物，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人们不会忘记，正是他，在1989年初，先是把方励之列为布什访华宴会的“贵宾”，后又把方藏到美国使馆保护起来，最后又把方装入美国军用飞机运入美国。李洁明又是北京风波中代表美国官方的现场指挥者之一。既是美国外交圈内重要人物，又是有“恩”于方励之的李洁明，出面用尖刻的语言针锋相对地反驳、教训方励之，其份量，其含义，恐怕都是非同小可的吧！
李洁明在《华盛顿时报》发表的反驳文章除了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方励之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观点之外，更突出地是表达了对呆在美国的某些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强烈反感和不满。他明确地把呆在国内和呆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表现加以对比。他说，根据他们的调查，大多数呆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已经不再强烈要求美国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很多人认为方励之和其他一些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出国以后，就不顾国内的人民的生活了。他们对此很反感”。
这也就是主子对奴才的“不满”和“反感”。说这是因为奴才们“不顾国内人民的生活”，那是虚伪。从李洁明的反驳中，并不难看出这不满和反感的真实原因。
其一曰：“方励之不应该试图使美国的政策符合他的目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值多少钱？你们不是优先考虑符合“美国的政策”，而是试图借“美国的政策”来改善自身的处境，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其二日：“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应该更多地直接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美国政府应该在后面支持他们。但是不应该给他们打先锋。”这意思就更清楚了。养活着你们，是要你们“直接和中国打交道”，也就是要你们自己上阵和中国政府对着干的。你们不这样做，却呆在美国国上上坐而论道，喋喋不休，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力图把美国推到第一线为你们“打先锋”，而且不体谅决策者的困境和苦衷，多方指责和“施压”，这更是主仆不分、摆错了位置了。
其三曰：“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压力，不应只来自美国，这种压力是多边的。美国应该特别支持香港和台湾的民主力量。这种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比任何外来的所谓最后通牒和威胁都更有效。”这段话那就更是“话中有话”，令人回味无穷的了。它不仅表明了对这些躲在美国养尊处优、“光说不练”的奴才的失望和不满，而且还明确暗示，美国统治集团已下定决心把重点转移到更多直接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这是不是意味着方励之这些呆在美国的“不同政见者”因“不识相”而受到某种“冷遇”呢？使“不同政见者”，继续呆在国内站住脚，保持其原有地位和联系，利用合法讲坛发言，不是更有效、更划算吗？
唉！说来说去，这“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并不易扮演，即使想当个“够格的”奴才，又谈何容易！方励之兴冲冲地交了一份“试眷’，实际上却被判了一个‘不及格”，落了一个使人家厌烦的尴尬处境。
如此“斗士”
——李洁明大曝方励之当年“避难”内情
马鸣
4月间，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和‘冲国的异议人士”方励之在美国的两家大报上展开了一场颇为精彩有趣、令人回味无穷的争吵。笔者在《中流》5月号，曾以《摆错了“位置”，表错了“情”》为题（本书收录时改为《表错情——方励之、李洁明交恶记》）就这件事做过简略评述，指出了透过这场争吵而能够意会的某些重要动向和含义，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对这些呆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上的微妙变化，以及那些寄人篱下的奴才们的尴尬处境。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打不成交”。可是李洁明和方励之的争吵，却是在保护人和被保护者之间、主子和奴才之间早已“成交”即早已确立了各自的地位、名分并大大热乎一阵子之后的对“打”。这本来就不属于平等对手之间的平等“对话”或“讨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会向什么方面发展？到头来会吵出个什么名堂？这却是人们所不能不关注的。
从最近来自西方，特别是来自香港传媒的信息表明，这场争论不仅并未停息下来，反而呈现了“升级”的明显趋势。
这一方面突出反映在争吵范围的明显扩展上。原来这场争吵是围绕美国是否应该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展开的，现在去发展到“翻”业已过了五载的“陈年老账”，把当年方励之躲进美国使馆的事实真相和是是非非也扯出来的地步。从美国本土的媒体，扩展到了香港的媒体，也标志着这种争吵范围的发展。
另一方面则突出表现在争吵双方的“攻”、“守”地位的“转移”。如果说，4月间就表面化了的争吵，是由方励之首发其难，主动挑起争论，急不可待地试图影响克林顿政府利用“人权”和“最惠国待遇”来“惩治”他自己的祖国，而李洁明则只是站在克林顿的立场“被动”起而“应战”的话，那么，其最新发展却是李洁明转而采取了不留面子，毫不客气，穷追不舍，追根究底，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而一向以“敢于直言”自诩的方励之却显得底气不足，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大有被逼到墙脚之势。最后竟挂起了“免战牌”，连一点“民主斗士”的气派和影子都找不到了。
据香港一家报纸披露，在6月间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李洁明除了对方励之“成功来美后的言行有比较严厉的批评”之外，还大曝其“内幕”，力图证明，1989年方励之躲进美驻华使馆要求庇护，并非美国请去的，而是方励之不请自来，赖着不走的。
李洁明在接受香港一家杂志的“独家访问”中说：方励之“六四”后第一次跑到美国使馆要求庇护时，他（李洁明）即劝告方励之离去，并告诉他大使馆帮不上忙，这种做法对自己和民运也没有好处。方励之无奈离开。但过了六小时又折回，并带了美国学者林培瑞和《时代》杂志的记者同来。李洁明认为，方励之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大使馆答应他的庇护要求。否则此事会在美国广泛报道。
于是“大使馆最后在不太愿意的情况下把他留了下来”。一待就是一年又20天。
这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在同一个时间香港的另一家杂志披露了另一种说法：“方励之及其太太李淑娴躲进美国使馆的真正经过是，美国大使馆奉上级命令派车到北京大学，乘当时一片混乱之际，将两人藏进车内，飞车开回使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两种说法大相径庭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去采访当事者的方励之，想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材料，这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方励之采取的态度却是避而不答，他说：“对于事实‘内幕’，哪篇文章真，哪篇文章假，或者皆真，或者皆假，我也不予置评了。好在我现在尚未竞选公职，也未在押受审，所以不谈‘内幕’也算一项权利吧！说句笑话，这也给喜欢推理、喜欢传奇的朋友，留下一个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用的是戏谑、轻松的口吻，包含的却是难以言表的苦衷，挂出的则是不置可否的“免战牌”。这位“民主斗士”，在反对自己的祖国时曾经何等“神气”，而在涉及到其美国主子时，却连说出一点事实真相的勇气都没有了。把不敢“犯上”说出“内幕”，说成是维护“一项权利”，则纯粹是无可奈何情况下的自我解嘲而已。
到底是谁利用了谁？方励之及其同伙们该是心知肚明的，也最有资格做出自己的回答的。李洁明说：“美国为了方励之，实在做过不少事情。”而对于方励之为了美国“做过不少事情”竟只字不提，这就有点不“公道”了。方励之充当美国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前卒，“冲锋陷阵’，不遗余力，在面目彻底暴露，无法在中国存身的情况下，投奔自己的外国主子，反而落了个“利用美国”的罪名。这实在是一颗太大太大的“苦果”，真乃是“推完磨杀驴吃”，“过了河拆桥”，几近“走狗烹”的一种悲哀了。而对这一点方励之竟然连答辩的勇气和余地都没有了。当然，方励之此时此地公开摆出为美国“做过不少事情”的“功劳”，对自己、对其主子都不是那么有利的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两难”的苦衷吧！
说穿了，李洁明翻1989年那笔老账，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美国当局对方励之等躲在美国国内“吃老本”的“精英”，兴趣已大大降低。李洁明不是说过吗，方励之自从“走进美国大使馆匿藏后，对民运的价值已没有了，对大陆当局也不再构成任何威协”，“方励之已不能对大陆民运起领导作用”。
对美国所策动的“大陆民运”价值的丧失，也就是方励之对美国对付中国战略价值的丧失。对中国大陆当局不再构成“任何威胁”，养活你们这帮子人还有什么意义！方励之如果不是呆在美国，而是呆在中国，哪怕呆在中国的监狱里，对美国的价值不是要大得无比吗？当年的汪精卫，如果一直呆在日本，而不回到南京组织伪政权为日本服务，对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价值？方励之不识相，不但不乖乖呆在那里，反而时而出来以“功臣”自居，说三道四。难怪李洁明要说出“我们对此感到十分不满”的话来了。
标志着这场争吵进一步升级的最明显发展是，李洁明在对香港媒体的谈话中，实际上已经显示出极其不耐烦，在给不识相的方励之等呆在美国的“精英”们下“逐客令”了：
“如果要推动中国民运，他们必须回到大陆，在本土扎根，美国帮不上忙。”
不是商量，而是“必须回到大陆”，在“本上扎根”，跟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着干。而“美国帮不上忙”的话，更是耐人琢磨。它不是带有“不再帮忙”即不再供养他们的某种威胁吗？方励之不再敢于“应战”，挂起’‘免战牌”，正是对这种威胁及其后果有所“领悟”的结果。
其实继续赖在美国也罢，“回到大陆”也罢，像方励之、刘宾雁。阮铭、王若望这些人，都早已成了“过了气”的“乏走狗”。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说，他们都永远不可能再拥有曾经拥有过的那种价值了。就是“回到大陆”，方励之能继续捞个科技大学校长当当吗？而没有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社会头衔、社会联系、社会讲坛、社会影响，这个“根”又“扎”在哪里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确，从他们躲进美国使馆、登上新大陆的那一刻起，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其对美国价值的降低，甚至丧失。可惜的是不仅那些“精英”自己对此缺乏自知之明，而且连美国统治集团意识到这一点也晚了一些。现在他们才开始知道，把这些“价值已经没有了”的人收罗到美国来只是增加了包袱和累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李洁明前一段时间所做出的明确暗示。美国统治集团已经把对付中国的重点，从支持海外“民运分子”和“民运组织”转移到更多直接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即主要在中国国内，利用非法以至合法的力量，来为美国“改变中国”的战略目标服务了。从美国在中国国内“有影响”的人物中，重点寻找和培植“扎根于中国”的新的对象，把某些在海外的“精英”派回中国，重点扶持，组织国内的什么“人权保障协会”。中国式“团结工会”等等，不是都反映了这一新的动向吗？李洁明说“西方应与大陆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而不是进行对抗”，也成了国内一些“民运”分子的新的“指导方针”，被他们所心领神会。这倒是我们不能不深入思考、高度注意的一个新的信号，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显然，扮演这种“新”的角色，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方励之辈已经不够格了。
谁能负担起这一新的“重任”？谁在成为这种新的角色，正在被选中并大加培植和扶持？人们当密切注视，瞪大双眼，拭目以待……。
莲花落
——政治乞丐方励之的“精彩表演”
牛羊
最近（1993年），台湾一些报纸斥方励之为汉奸。有篇文章记述了方励之在美国的一场“精彩表演”。现叙述如下：
前不久，美国奥运会选手在纽约华道夫大饭店举行庆功宴的时候，方励之溜了进去，对着扩音器大声喊道：“伟大的美国选手万岁！伟大的美国万岁！我们伟大的美国在这次巴塞罗那奥运会所得的金牌比中国多21面，银牌多20面。我们伟大的祖国彻底打败了万恶的中国。为此，我要向各位发表一篇人权学术演讲，讲中国的……”
这时，一位定向飞靶射手忍不住了，大步走上台，一把拿开扩音器，问道：“你是谁？”
“我是方励之。”
“称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
“我是美国人，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忠贞公民。”
飞靶选手回头问大家：“有人知道个叫什么方励之的美国人吗？”
一位棒球选手举手站起来大声说：“我想起来了，他就是被我们驻北京大使李洁明藏在裤裆里从北京带出来的家伙。”
飞靶选手重新打量了方励之。方励之脸红了一下，说：“我是堂堂正正坐飞机离开那万恶的中国的。”
“坐飞机离开中国之前你在那里？”
“住在我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
“你在大使馆工作？”
“不是工作，我是逃到大使馆避难，免得万恶的中国政府抓我。”
“中国政府为什么抓你？”
“因为我热爱美国，我要用我们美国的人权标准改造中国。”
这位飞靶选手忍不住了，掏出一张50美元的钞票塞进方励之的口袋，说：“原来你是个政治乞丐，以唱人权小曲到美国专讨饭吃。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马屁人渣，你滚吧！”
“国宝”王若望
隋卞
今年一月底，流亡在海外的两个所谓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上演了一出连刘宾雁之辈都目瞪口呆、叫苦不迭、丑态百出的“合并”大闹剧。生活在国内的人，是有理由知其详，并且一定会感兴趣的。因为，它使人们大开眼界，知道这帮打着“民主”旗号的人，是如何在糟蹋这个崇高的字眼。连他们当中也有人用一个“黑”字来概括这场丑剧，实在再贴切不过了。它确确实实为我们上了“民主”的生动一课。关于这场丑剧的全面情况，将有专文详加披露。本文只就这场闹剧（丑剧？喜剧？悲剧？荒诞剧？滑稽剧？）重要角色之一的王若望的“精彩”表演，略作勾画，曝一曝光，以使读者先睹为快。欲窥全豹，则只得见另文了。
“回到美国”
1992年9月，王若望带着他的老婆羊子，登上了美国国土。“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他的“通行证”。登上美国，他们便失唱妇随，大唱对美国的赞歌，辱骂自己的祖国。他去美国，是冲着“领导”、“整合”所谓的“海外民运”，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使命”去的。在这之前，所谓“海外民运”，早已日薄西山、分崩离析。七零八落。其内部则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腐烂透顶，群丑无首，难以为断，混不下去了。这个垂垂暮年，年高74岁，长期混人共产党内的老资格**老手王若望的到来，似乎给他们中的一些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带来一线新的“希望”。寄望于借他的“老资格”的号召力和比较超脱的地位，出来挽救走投无路的颓势。一时间，他颇有点“众望所归”之势，不少人打算拥戴王氏“出山”，借以收拾残局，重整旗鼓。
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国宝”
拥戴王若望，最为卖力的，首推刘宾雁。据1992年9月9日“美国之音”记者报道，王若望夫妇9月7日抵纽约，9月8日就举行了一个欢迎他的记者招待会。刘宾雁，这个王若望的“老战友”，即席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对王若望做了肉麻兼有趣的吹捧。他说：
“我今天在路上想，我是应当用什么字来表达王若望在中国的地位？我想可以用‘国宝’两个字。从中国人民争自由，争解放，改变和改善自己的命运的意义上说，王若望先生的一生，他所做的贡献，恐怕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
亲爱的读者！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刘宾雁当着众多的中外人士亲口讲的，并印在报章上。它的录音，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这短短几句“高论”和历史“判断”，难道不足以使历史学家们（不管什么国籍、持什么观点）都“无地自容”吗？你们出了那么卷帙浩繁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竟然有眼不识金镶玉，把中国最伟大的“国宝”王若望给漏掉了。这不是证明你们的“才疏学浅”吗？凭着这个足以“振聋发聩”的伟大发现，刘宾雁就具有充分资格去拿历史学的诺贝尔奖金了吧！
自觉的共产主义叛徒
那么，这位“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国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到底留下了什么“政绩”呢？他为中国人做了些什么呢？刘宾雁没有做出回答。查遍中国的史料，也找不到一条证据。查来查去，只看到王若望与“美国之音”的记者的一段对话。
记者问：你是一个很忠贞的共产党员了。请问你来到美国，你还是心爱这个共产党，还是很恨这个共产党？……
王若望答：我年轻的时候，几乎到40岁以前，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自那以后，我开始反省，开始认识，张开眼睛，认为这个党是没有将来的。这个党要脱离人民，最后被人民唾弃的。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怀疑***，怀疑共产党的政策，走上了背叛共产主义，背叛这个党的道路。这个背叛，我认为是光荣的，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
原来如此。王若望不过是一个自觉不是被迫地背弃了共产主义、背叛了中国共产党的可耻的叛徒。如果说他是“国宝”，那就只是同社会主义中国为敌的国家和势力的“国宝”。他不是已经被美国当做“国宝”供养起来，并不惜花费巨款拿到世界“展览”了吗？王若望的自白，倒使我们想通了许多道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确有扩大化，确有冤假错案，我们总结加以纠正，是并不错的。可是把他划为右派、清除出党倒是并不错的。相反，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却的的确确错了。共产党不留自觉背叛自己的人做党员，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说王若望这种人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恐怕就夸大其辞了。刘宾雁难道算不上第二个吗？在这里他未免过于“谦逊”了。然而比之于张国焘那些老牌的共产党叛徒，王若望却望尘莫及，“余生也晚”，摆不了老资格。在这里刘宾雁又过分抬举了王若望。可是，在卖身投靠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上，王若望又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鼓吹反华，谆谆教导“下属”
经刘宾雁等这么一吹捧，王若望的的确确受宠若惊，头脑膨胀起来，自以为确已在那一帮人中“众望所归”，重整“民运”做美国反华的马前卒，担当重任，已“非我莫属”了。还没有当上“主席”，他就倚老卖老，拉开架式，发号施令了。在对记者的多次谈话中，他以发言人自居，大谈他的“施政纲领”。他针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必须主动地解决六四事件，为六四平反，释放政治犯，结束‘一党专政’”，否则他就要号召“人民起义”，用暴力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大声鼓吹“共产党内部分裂”，呼唤共产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对这个国家实行彻底改造”。
多么大的口气！真是“蚂蚁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另一方面，面对着所谓“民运”组织的内部倾轧、内哄、争吵，他摆出一副“老资格”的面孔，居高临下，耳提面命，发出了“谆谆教诲”。他在一次会上说：
“应当承认，大陆来的朋友，头脑中都有个小的***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
他对那些争夺权力红了眼的年青人，甚至提出了“时时提醒自己”，进行“长期的自我修养”的“教导”，为此，他还规定了“四项行为准则”，即：
1．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
2．不拉山头主义；
3．排除小团体习气；
4．不患得患失，服从整体利益，顾全大局。
可是，谁听他这一套呢？老谋深算、不甘寂寞的老太婆戈扬，对此倒有点自知之明，她对王若望起劲争当“主席”大不以为然，多有微词。不是要年青化吗？你那么一把年纪了，凑什么热闹，何苦来呢？这些被新闻媒介传出来的“闲言碎语”，正在兴头上、忘乎所以的王若望哪里听得进去？
风尘仆仆四处招摇、游说
实际上王若望倒是更来劲了。他不顾老命，风尘仆仆，四处奔波起来。又是巴黎，又是伦敦，又是澳大利亚，又是香港和台湾，到处接见记者，发表谈话，“考察民运情况”，可谓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其用意，当然是借以扩大影响，确立自己的牢固地位，为当“主席”进行铺垫。“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许多西方报刊，也连篇累牍为之宣传。吹吹打打，可谓“盛况空前”。
限于篇幅，这里仅将他在港台的表演略加介绍。
刚抵香港，王若望就宣称，“愿意以孙中山精神为榜样，以余生投身民运”。并明确表示他“答允下月在美国竞选民阵和民联合并组织的主席”。这样看来，王若望曾有以“中国的华盛顿”、“今日的孙中山”自比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当记者问及于此，他回答说：“自己无此雄心壮志，但以孙中山当年在海外领导民运的经验和精神，则无处不开花结果”。这岂不是把他们的捣乱，同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了吗？当然，王若望也未忘记表示一点“谦逊”，一再表白，并不是他想担当这个历史角色，而是被“推上马背”的。他还明白地说：“海外流亡人士、留学生和华侨人士，会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跟北京当局抗衡，成为取而代之的政治力量的一部分。”
有的记者问，你这样做“会否担心会被大陆视为从事反革命”？王若望回答说，“打从反对***开始”他已是反革命，***也曾把他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因此，他不害怕被视为“反革命”。
王若望还说，他对大陆反“左”并不寄以厚望。他认为，反“左”只可能是表面功夫，反不到要害。王若望对反“左”如此热心，矛头之所向，也是颇能5；人深长思之的吧！
在台湾的“不期而遇”
更富戏剧性的，是他随后来到台湾的那场精彩表演。台湾记者郭启宏写的两篇报道，读来更是口味无穷。先看他的第一篇报道。
“中国大陆异论作家王若望夫妇，元旦清晨到总统府前参观升旗典礼。清晨5点50分来到总统府。6点多钟行政院长郝柏村来到现场，走过王若望夫妇面前时，郝柏村停下来与王若望握手，但双方并未交谈。6点半钟，李登辉总统来到会场，在升旗完毕后，王若望由团结自强协会秘书长吴水云陪同上前与李登辉总统见面。李登辉总统向王若望说：‘王先生，欢迎你们来台湾。’王若望说：‘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长大的。’李登辉又关心地问王若望：‘听说你夫人身体不太好。’王若望还向李总统表示，民权主义在台湾实行得很好，他要向中国大陆民众介绍这个状况。会面之后，王若望表示，李登辉总统是个很热情的人。王若望夫人则说：‘李总统那么忙，居然还知道我身体不好。’离开总统府广场之后，王若望夫妇在团结自强协会副秘书长的陪同下，前往行政院，由副院长施启扬接见。双方谈了约半个钟头。王若望不愿透露会谈内容。”
如果说这一篇报道，“客观”地交代了“不期而遇”的经过和一些表面的应酬的话，那么这同一位记者的第二篇报道，却向我们透露了这次“不期而遇”的部分背景，更富戏剧性，也留下了更多可供品味的东西。请看：
“为安排王若望夫妇与李登辉总统不期而遇，费了不少心机。据团结自强协会理事长陈宝用表示，当他向李登辉总统提到能否安排和王若望见面，李总统立刻说好。为降低官方色彩，就安排在团结自强协会主办的升旗典礼中‘不期而遇’。但为顾及王若望非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不便以参加升旗典礼的方式出现在会场，便以参观者的身份赴会场。在现场，为使两人的‘不期而遇’显得很自然，王若望夫妇站在哪里何时趋前见李总统都费了番斟酌。王若望也事前准备好一套能表现他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却又不失其立场的话来答复记者。当现场有民众拿一面国民党党旗要和王若望合照，王若望毫不迟疑地和民众换上一面国旗，才和民众合影。至于王若望赴行政院拜会，也在相当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王若望和团结自强协会都不愿透露会谈内容。”
我比较详细地转录了这两篇报道，因为它们实在是两篇难得的妙文。两者相比，后者更坦率一些，告诉我们这场“不期而遇”原来是精心策划的、安排表演的、意味深长的一个政治戏法。
显然，王若望的赴台，与到别的地方的考察、游说，是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内涵的。也是经过了特别精心设计筹措的。但是，他们幕后进行了什么政治上的交易，包括该记者在内，都是讳莫如深，不作任何透露。
发表这两篇报道的台湾报纸对这个“不期而遇”倒是点破了一点：“李总统和王若望这段谈话实在意义深远。在此时，青天白日不只是国民党的党徽，也不只是中华民国国旗，而是象征着中国人所寄望的理性精神，代表着自由、民主的光明与希望。”这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民运”已经是在“青天白日旗”下的一项政治性活动。
八万美金的政治交易
可是王若望做上述对“青天白日旗”的“认同”，背后隐藏的更多东西是什么？王若望得到了什么“回报”，达成了些什么实质性的幕后交易？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直到一月底，“民阵”和“民联”合并大会召开后，在唇枪舌战，继之以笔墨官司，吵了个底朝天之后，才使我们陆续知道了一点真实的底细。据香港《开放》杂志的一篇文章透露，这个合并会原定1992年10月召开，“因苦于没有经费而延期”。文章告诉我们，原来“去年王若望访台”所负有的特殊使命，是“以其政治声望筹款，并且同意投身民运主持大局”。也就是说，访台、筹款、主持大局，是互为条件的。王若望果不负“众望”，“终于获得八万美元的经费，使联合代表大会得以举行”。
原来如此，我们总算找到了“谜底”所在。原来王若望访台的“不期而遇”和“不愿透露”的密谈，他公开表示对“青天白日”的“认同”，都是与乞讨“民运”的活动经费有关的。而拿到一笔可观的经费，又是王若望得以主持民运“大局”的一项不可缺少的资本或砝码。于是，所谓的“民运”，也就带上了“青天白日”印记，变成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一支别动队。这也就露出了“民运”的支柱和后台在台湾的尾巴。有了这项施舍，这次大会才开得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更主要是“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
可是“民运”的真正后台仍然还是美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行动的。在这方面有大量事实为证。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佩洛西女士在联合大会上所做的发言。与其说这是“来宾”的祝词，倒不如说是后台老板的“指示”。请看：
“我非常高兴，大家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后不久，能在此开会，讨论两大组织的合并问题。国会保证和克林顿领导的政府合作。现在我们可以一致地向中国政府表示，美国有决心在全世界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大家要加倍努力，让美国人民、国会和总统都知道你们在全力以赴地推进中国的民主……。”
这不是一语道破了所谓“民运”的性质和目标吗？原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向美国的国会和总统负责的，他们的使命无论贴上什么标签，都是为“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而服务的。
竹篮打水一场空
钱拿到了，会开过了。王若望通过幕后交易，拿到了八万美元，交给了大会筹备会。可是，王若望“主持大局”稳拿“主席”头衔的美梦，却落空了。曾经表示拥戴他当主席的徐邦泰，一转脸，巧使机关把这个位子拿过去了。王若望气急败坏，他哭，他咒骂，他以退出会场相要挟，都没能改变既成的事实。连当个挂名的名誉主席保持一点面子的提议，也被他的“战友”严家其一句话给否决了：“王若望从他的历史看出，从来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脚跨出大厅门槛（指王若望的退席）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然而，报道这幕精彩的亵渎民主、糟蹋民主的热闹丑剧的任务，已经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只好让另外的专门文章去详细描述了。读者们，且听下回分解吧！
王若望到底是中国的“国宝”，还是过了气又不齿于中国人民的“政治垃圾”和可怜虫？这就让亲爱的读者，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让无情的历史去做最后的裁判和回答吧！
刘宾雁跑到台湾去了。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许多共产党的叛徒早就是刘宾雁的先驱。那个鼎鼎大名的张国焘，不就是一个吗！现在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残余分子，既然还占据着一个小地盘，残茶剩饭总是有的，尽管未必很理想，只要肯出卖灵魂，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归宿的。至于最后的下场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据外电说，刘宾雁是于去年12月11日自美国抵达台北“访问”的。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这个在大陆一向以“青天大老爷”自居的刘宾雁，却一下子变得媚态可掬，毕恭毕敬地称自己为“小学生”。据法新社自台北报道，刘宾雁说，他“要像一个小学生那样来观察台湾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
既是宣称要当“小学生”，自然就要当得够格。在台湾的半个月中，他对共产党进行了百般辱骂，对国民党进行了肉麻的吹捧。这都是在意料中的。然而不曾料到的是如下一则消息：“大陆作家刘宾雁昨日指出，他的作品第一次在台湾刊出，是民国七十一年一月底，中央日报晨钟版连载了他的《人妖之间》，他幽默地说：‘中央日报当年没付我稿费，当心这次是来要债的！’”（见国民党《中央日报》12月12日）当然国民党官员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于12月24日派《中央日报》总编辑许志鼎前往来口饭店见刘宾雁，“将七年前的这笔稿费致赠刘宾雁，替七年前的文字缘划下美丽的句点”（见12月25日该报）。这笔钱究竟多少，报上没有透露，既然当“小学生”当得那么够格，自然是稿费从优了。其实刘宾雁也还是有愚蠢之处，即使不说“要债”的话，就凭那半个月无尽无休的吹捧，主人也还是会给一笔厚厚的赏赐的。不过我觉得最精彩的还是发表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的照片。你看那一向道貌岸然的刘宾雁手托金票时那种含情脉脉的样子是多么地动人呀！如果有哪位画家要叛徒的形象，那真是绝好的资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是承认的，就是敌人也无法否认。而刘宾雁对于党和人民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却没有任何热情，换不来他一声赞美。在他眼睛里，总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人民的事业简直是一片黑暗，一团漆黑。而对真正的黑暗势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却没有看见他有过什么指责。这是很叫人纳闷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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